追念颉刚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鏐（1916-1994）先生，生前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对组织、整理大型宋代史籍及辞书编撰用力甚勤；门下则人才济济。今年是先生百岁冥诞，这里刊发其遗稿一篇，聊表缅怀之意。

——编者

程应鏐

颉刚先生逝世的消息是十二月卅日知道的，虽然他已享高寿，但我还是感到黯然。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十一年前，上海解放前夕，他移居湖南路一所有花园的宅子的时候。解放之后，他还在上海，我因为去浦东一所中学工作了五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当我调回市区，他已去了北京，不久就是整风反右，我被打入了地狱，虽然去过一次北京，但我不愿见人，更不愿见旧日的师长，在北京住了两个月，竟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但四十多年来，我是时常想念他的，他有什么著作，一发表，我总是千方百计以先睹为快。他在治学方面的怀疑精神，给我以甚深的影响，特别是我的青年时代；对于这一点，我是十分佩服的。

我第一次见到颉刚先生，已经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决定去燕京大学读历史，就是因为对颉刚先生的倾慕。颉刚先生十分谦虚，对学生非常和气，每一学期（大约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我把要读的课程选好之后，总是请他签字，因为他是历史系的主任。但我和他见面，大概一学期也只有这一次，除去我选读他讲授的春秋史的那个学期之外。

春秋史班上，他讲些什么，我完全忘记了。我记得的还是我幼年时读过的《左传》，特别是其中一些名篇。但他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那时，杨刚为他编一种期刊，期刊的名字现在记不得了，内容却是通俗的，作爱国宣传的。杨刚就是杨缤，是燕大的毕业生。我和她结识，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她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那时，颉刚先生在成府有一所住宅，“七七事变”时，我和燕京几位同学，就曾在那里住过。我们从那所宅子进进出出，一无拘束，至今我一点也记不得那所宅子里除了我们几个学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我记得的只是颉刚先生那时已在南方了。

上海解放前夕，要往香港或去台湾的人，大抵都已走了。留在上海的师友，平时很少来往，因为见面无话可说，对于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彼此又心照不宣。不作走计，就足以说明一切了。看到颉刚先生的住处，到处都堆的是书籍，虽然我自一九四〇年离开昆明北去，已经有九年不曾和先生会过面。对这一代学人，我心里充满了崇敬。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已经过完了。在我昆明的住处，远道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赵宗复，一位是陈矩孙，都是燕大的同学。我那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和李宗瀛同住在联大附近的一所民房里。有一天，颉刚先生来了，他那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宗复、矩孙，也是颉刚先生的学生，他们正从重庆来，宗复还是远远地从山西前线到重庆的。颉刚先生向他们询问前线的情况、重庆的政局，问得十分详细，时而也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宗瀛和我谈的却是联大的情况，我们在联大出版的壁报《大学论坛》和学校的教学。那时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事论》已经连续刊登在昆明出版的《新动向》上，我们对这本书，很有兴趣，谈得最多，但我们的意见却很不相同。颉刚先生完全像对朋友一样，对待我们这些二十二三岁至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在他面前，我们争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话是谈不完的，但颉刚先生却因有事要回去了。

没有过几天，颉刚先生约我们去吃饭，好像是在昆明一家极有名的饭馆，叫作“共和春”的。除了我们四人之外，记得还有陈梦家。席间，颉刚先生送我们一人一本书，那就是十分著名的《汉代学术史纲》，解放之后，改名为《秦汉的方士和儒生》，发行过几版。

《汉代学术史纲》，我是一个晚上躺在床上读完的。我这一生，只有在读《中国哲学史》（上册）和《奴隶制时代》时，有过读那本书时同样的感受。《中国哲学史》（上册）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读的，读《奴隶制时代》我已经是近四十岁了。这三本书都是使我读得不忍释手的，文字和议论都开拓过我的思想，或者说在那里跳动。六十年代初，当我在《历史研究》上读到颉刚先生的《尚书今译》时，我又仿佛回到一九三九年读《汉代学术史纲》的岁月中去了。

颉刚先生的学问，我不能赞一词。他的为人，他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去年四月在北京开会，从谭其骧先生那里知道颉刚先生正卧病在医院，谭先生约了几位燕大的同学去看他，我也是想去的，恰巧那一天下午被另一位朋友拉去首都医院看一位病在垂危的老友。会议一结束，匆匆南归，竟就此失去了和先生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瞻仰着报纸上颉刚先生的遗容，我真不知道应当怎样来表示一个也已两鬓如霜的学生对于敬爱的师长的哀悼……

一月三日（此文作于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