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或想象

李涓

摘 要：关于荷马社会究竟是否为真实的存在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它确实为真实的存在，荷马社会反映的是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面貌。也有学者认为其反映的是成书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纪的状况。当然还有学者否定其真实性，认为《荷马史诗》不过是各种历史时期与诗人想象的杂糅。本文就此问题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探讨荷马社会三项权力主体——王权、长老会和公民大会的状况，得出结论：荷马社会是真实的存在，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纪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荷马社会；王权；长老会；公民大会

中图分类号：K50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李 涓（1991—），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世界上古史。

作为现存最早的两部希腊史诗作品，无论是在古代文献学领域还是史学领域，《荷马史诗》一直是希腊史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自从1795年沃尔夫的《<荷马史诗>研究导论》出版以来，围绕荷马社会的种种讨论不止，从早期的对《荷马史诗》创作方法的分析直至目前对“黑暗时代”社会状况的讨论，中外学者纷纷在此热点领域发表自己的见解。本文从史诗本身入手，着重从其政治结构角度，对荷马社会究竟是否为真实的存在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笔者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研究历程

对荷马问题研究的开展，起源于一次考古发现。在此之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荷马史诗》都被人视为纯粹的文学作品而忽视了荷马社会的真实存在意义。1870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地发掘出了特洛伊遗址。1876年他又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发掘出了迈锡尼遗址，①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国和迈锡尼王国的真实存在。这些考古发现为荷马社会考古奠定了基础，学者们开始相信《荷马史诗》确实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长篇诗歌集。并且，谢里曼的发现也使学者们相信，史诗反映的是青铜时代②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时期的历史。一系列名作如尼尔森的《希腊神话的迈锡尼起源》（1972年）及《荷马和迈锡尼》（1933年）、洛里默（H. L. Lorimer）的《荷马与历史遗迹》（1950年）、韦伯斯特（T. B. L. Webster）的《从迈锡尼到荷马》（1958年）以及培基的《历史与荷马的〈伊利亚特〉》（1958年）等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展开讨论 的。③

然而新的研究成果为不同的假说的提出提供了依据。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对塞尔维亚游吟诗歌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以古推今，揭示出“荷马史诗”是经过一代代游吟诗人创作和传唱而逐渐形成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这就意味着，史诗中描绘的以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的荷马社会风貌不一定是迈锡尼盛期社会的真实写照，而很有可能是在上百年的不断口头传唱的同时被进行再创作，加入诗人自己的想象甚至是个人生活经历，从而使得层积的时代特征被添加进史诗中，让史诗在特洛伊战争的背景下反映的是王权走向衰落时的迈锡尼晚期的社会面貌。芬利（M. I. Finley）的研究受到米尔曼·帕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也认为《荷马史诗》是一代代游吟诗人口传下来的作品，因而相信它所反映的是一个较早时期的社会状况。但他认为该史诗反映的并不是迈锡尼时期的社会状况，而是迈锡尼文明之后即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历史面貌。④他在书中总结道：“荷马的世界完全是后迈锡尼的， （那些）所谓的回忆与遗风遗俗非常稀少，并且是孤立的、混乱的。因此，荷马不仅不是迈锡尼泥版文书的可靠向导，他根本就不是（迈锡尼社会）的向导。”⑤为了说明荷马社会反映的并非迈锡尼时代的风貌，芬利甚至刻意强调了迈锡尼文明与其后的“黑暗时代”之间的断裂：“那些发生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的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体系的消减，同时还伴随着特征的改变。之后，当崭新的希腊社会从这些新起点中产生时，（社会）是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行进的，以至于那种存在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世界再也没有任何重现于古代希腊的可能。从那种意义而言，断裂是完全的和永久的。”①

但是到了1974年，芬利的经典论述受到了挑战。斯诺德格拉斯在《希腊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荷马史诗》描绘的其实是不同的时期的历史因素、诗人的想象和虚构的一个大杂烩，因此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荷马社会”。②此论断一出，便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真实的荷马社会的大讨论。一些学者对斯诺德格拉斯的论断表示支持。剑桥大学的希腊史教授卡特里奇就认为：“认为存在一个历史真实的单一而整体的荷马‘社会或时期，或者更为模糊的‘世界，这种观点似乎极其没有说服力。近来堆积如山的研究仅仅强化了我自己的观点，即荷马的想象世界（fictive universe）非常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从未存在于诗人的丰富想象之外。”③卡特里奇把荷马社会视为完全不存在或仅仅只是诗人们想象力的结晶的观点无疑是将斯诺德格拉斯的论断推向极致的表现，未免有失偏颇。而一批深受芬利思想影响的学者则相信存在真实的荷马社会。也因为斯诺德格拉斯的学生扬·莫里斯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同时反驳芬利和斯诺德格拉斯的观点，提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是其成书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纪的历史情形，所以在相信荷马社会真实存在的学者中有人认同扬·莫里斯的观点，有人则倾向于著名古典语文学家韦斯特和希腊宗教史家伯克特的观点——荷马社会反映的是公元前7世纪前期的历史。这场争论还在继续，至今仍无盖棺定论。④不管西方学者们所持的是何种观点，相信《荷马史诗》所描绘的图景更能对应或者是更贴近早期希腊城邦的历史而非迈锡尼时代的历史乃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倾向。

而在中国的希腊史学者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同样受到了关注。王敦书、李天祜、朱龙华、晏绍祥和黄洋等众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虽然学界对该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尚无统一的观点，但似乎都倾向于与史诗对应的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这段时间。以王敦书先生的研究为例，不同于其他学者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王敦书在综合考察了荷马史诗的创作方法以及考古资料后，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荷马史诗“所要描述的是晚期迈锡尼时代的战争、事件和社会，其内容也确实保留了相当多的古代的因素。但是，荷马与特洛伊战争已相隔大约四百年，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面貌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迈锡尼时代的文物、制度和风俗有许多已湮灭无闻，或仅存一鳞半爪，而为新的事物所取代。所以，史诗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元前10世纪到前8世纪小亚细亚西部希腊人居住地区的状况”。[1]

在认真阅读完《荷马史诗》的文本并且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过后，笔者认为，荷马社会是希腊史上真实的存在，而它所反映的是其成书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纪左右。虽然《荷马史诗》首先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而产生的，其历经数个世纪的口口相传的创作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史诗的背景变得模糊不清，而其中混合着的神话色彩与诗人（创作者）自己的丰富想象又总是让读者怀疑这些英雄故事的真实性；但是笔者认为，判断荷马社会是否为真实的存在，不在于史诗中是否出现了神话故事和远古传说，也不在于史诗是否混杂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甚至不在于创作者创作史诗的目的和他们想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而在于史诗中是否存在一个结构完整、运行稳定的社会体系来支持整个社会的运转。从《荷马史诗》来看，其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完整而稳定的社会，以下主要从其政治结构中的不同权力主体进行分析。

二、对于三大权力主体的分析

剥离掉游吟诗人在口头创作时所使用的固定句套⑤和诗人为故事发生而特别设置的背景，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反映的荷马社会，其政治结构实际上是由王权、长老会和公民大会三部分组成的。虽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这三者所负责的具体事务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互有消涨，但是之所以将它们列为权力主体，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始终活跃于政治舞台，不管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方面，如征战、对外事务的决策、王权的归属问题等，还是管理社会方面，如裁决公民争端、维护王国稳定等问题，它们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角；它们的存在使得整个荷马社会得以应对不同环境造成的压力，并且以一种稳定、有效的方式进行运转。

1.王权

分析荷马社会王权的状况，首先需要对当时社会的性质和王国的状况作以下说明：第一，此时的希腊社会早已出现国家形态，并非如中国学术界传统观点所言：“古代希腊的国家产生于古风时期，在此之前的荷马社会被看成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形态。”①而诸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涅斯托尔、奥德修斯这些英雄即为所在国家的国王。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是王权的象征，而不是氏族部落首领的代表。第二，史诗中出现的诸多王国虽然具有国家形态，但是实际领土面积小，所拥有的人口数量非常少，根据史诗中基本上一位有家世介绍的英雄（非其伙伴或御者）对应一个王国的惯例，光是希腊联军方面所介绍的王国数目就已十分庞大，而考虑到希腊半岛及其周边岛屿的面积，这些王国的规模自然比较狭小。这一点也可以根据史诗原文来进行推断，希腊联军将领之一的涅斯托尔在鼓励人去夜探特洛伊人的营帐时曾许诺：“他若探得这些消息，平安地回来，他的声名将会在天底下的世人中播扬，美好的礼物归他所有：统率船只的将领不管有多少，都将赠他一头黑色母羊，腹下有吸吮奶汁的羊羔，没有什么别的财富可以相比拟，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公宴和私宴。”[2]母羊在当时社会并非价值连城的家畜，因为按照《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所拥有的家产推算，他大概拥有几千头羊，而诗中也明确交代奥德修斯的财富相当于伊塔卡二十户中等家庭的财富总和。可见每头羊的价值也并不算太高，因此能称得上“没有什么别的财富可以相比拟”的，只能是数量庞大的羊群，由此可推出王国数量之多。第三，即便史诗中的英雄们多拥有国王、统治者、“人民的牧者”“士兵的牧者”这些名号，他们的实际地位依然处在贵族层面，与迈锡尼时代以王宫经济为经济基础的拥有完整的官僚系统的专制君王们有着本质的区别。②

其次，笔者将对荷马社会的王权与迈锡尼时代王权的不同之处进行着重分析，因为这也是使荷马社会区别于迈锡尼社会的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荷马社会的王权是一种“下降”了的王权。③

也就是说它并非是自下而上由原始公社的人人平等这种状态发展而来的，而是因为迈锡尼晚期的社会大动乱使得原本的专制王权的权威受到极大削减，在这样的状况下才造就了我们在荷马社会中所见到的王权。因此从荷马社会与迈锡尼社会的关系来看，并不是所谓的“断裂”，而是一种被大动乱冲淡了的联系，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继承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比较微弱。关于荷马社会的王权是一种“下降”了的王权，史诗中有不少明显的表现：第一，掌握王权的是贵族。这里所说的贵族不是指的个体，而是作为群体的贵族阶层。国王、其他贵族或者是军事首领在本质上都是处在同一社会层面的贵族，至少在身份上他们是平等的，只有当他们其中一人成为王权的象征时，他才改称国王，但是本质上并不会产生变化，他仍然属于这个阶层。因为其他贵族依然具有和他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或者隶属关系。国王的权力也绝不能等同于迈锡尼时代的君王权力，不具有专制权力。这也是身为国王的奥德修斯将求婚的贵族子弟们残忍杀害之后，会遭到贵族子弟的亲友们的联合报复的原因。[3]同时，王权是在王国内的贵族家族之内流转。以伊塔卡为例，王权既可以落到奥德修斯的家族，也可以落到安提诺奥斯、欧律马科斯或者其他人的家族。即使老国王拉埃尔特斯尚在人间，现任国王奥德修斯并未传来死讯，作为他们唯一后代的特勒马科斯却没有被众人视为未来的国王。甚至连特勒马科斯自己都不认为自己将取得王位，他对求婚人的痛恨更多来自他们无耻地消耗自己的家财而非对王位的觊觎。第二，王位世袭制并未成为惯例。这一传统并未在荷马社会完全消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迈锡尼时代的遗风。在创作时间更为久远的《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特洛伊将领埃涅阿斯这样说：“你和我打仗是想继承普里阿摩斯享有的荣耀，统治驯马的特洛伊人？但即使你杀了我，普里阿摩斯老王也不会把权力交给你，因为他有那么多儿子，他自己也还康健。”[4]这可以算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但史诗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世袭制并不稳定的一面，不仅从特勒马科斯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而且从他的祖父——卸任之后的老国王拉埃尔特斯独自生活在乡间，住在奴隶住的屋子里，干着繁重的农活，对王国的政治再无半点影响力的例子也能看出这点。[5]第三，国王的权力基础薄弱。一个贵族要取得王位，往往依靠的是家族的势力、个人资产以及最重要的个人能力而非家族的血脉。这其中又包含军事能力、智谋和演说能力等。缺少其中某一项，都将增加其取得认可的难度。还是以特勒马科斯为例，尽管贵为国王之子，但他在公民大会上不成功的演说并未获得民众的支持，使他达到将求婚者们赶出家门的目的。[6]第四，国王缺少官僚系统的辅佐。虽然官僚系统的存在会不可避免地分走君主的一部分权力，但是官僚系统之所以存在或者说它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的权力过大，超出君主本身能负荷的限度，因此需要创设新的官僚系统来服务君主，帮助君主分担责任。人们常说官僚系统是王权的伴生物，其实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强大王权的伴生物，因为不够强大、权力不够集中的王权基本没有设置官僚系统的必要，国王一人即可承担。通观史诗，可以发现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荷马社会的国王们身边都缺少成体系的官僚系统，唯一可称得上官员的只有“传令官”。然而传令官的职责如其名称所示，仅仅负责向人们通告命令、决议或是传唤某人，而不插手任何有关政治结构运转中的事务。并且，传令官也并非只受国王一人调遣，当其他贵族或是长老会有需要时，传令官同样服务于他们。反观迈锡尼王国，国王之下存在一个体系完备、机构庞大的官僚系统。以派罗斯王国为例，“庞大的派罗斯王国（泥板符号为Pu-ro）组织结构相当严谨。它的国土面积1250平方英里，包括200多个村庄和小城镇，分为两个‘省，每个‘省再划分为若干个‘区，各区以其中心城镇命名。中央权力深入每个辖区：泥板上发现的符号Koreter和Prokoreter可能分别指代被委派的‘总督和‘副总督。泥板上还有大批头衔为Qusireu的官员，这些人极有可能掌管乡镇一级的管理。”[7]

再次，王权的职能范围也相当有限：对外征战和对内依靠法律统治。在《伊利亚特》中的表述为“宙斯把权杖和习惯法赐给你，使你能够为你的人民出谋划策”。[8]但是这种统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效力，值得怀疑。因为在国王奥德修斯离开的这二十年中，伊塔卡竟然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公民大会，可以暗示我们荷马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处在一种自治状态的。但是国王毕竟是比其他贵族握有更大权力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他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例如，阿尔基诺奥斯国王动用五十二个年轻人和一条船来送奥德修斯回家。

2.长老会

总的来说，长老会在荷马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虽然其重要性远不及后来的古风时代，但长老会的确在王国的政治生活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将迈锡尼社会、荷马社会和城邦社会的政治状况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长老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荷马社会向之后的城邦社会发展。长老会是荷马社会与城邦社会之间的桥梁。

如果单独分析《奥德赛》中的长老会，会非常容易将其视为国王的一个咨询机构。但长老会不应该仅指和平时期王国内部的一个议事机构，事实上，战争时期的权力核心机构——贵族议事会同样是其变体，对长老会的分析应当将其考虑在内。因此，笔者首先要对王国内部的长老会与战争时期的贵族联合体议事会进行类比论证：从人员构成上来看两者都是由贵族构成；①其存在的目的都是讨论决定重大事务；两者都没有定期的聚会时间或计划，而往往是有重要事务才进行聚会，具有偶然性；在会议中贵族们的言论相对自由，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必一定赞同国王或联军主帅的建议。只是在召集方式上二者略有不同，长老会一般由国王进行召集，就像奥德修斯流落到费埃克斯国请求帮助时，国王阿尔基诺奥斯将其他12位王公召集到一起商量讨论，②而贵族联合体的议事会在遭遇重大问题时即使主帅未及时做出反应，议事会也可自行召集，所通过的决议在经众人认可后依然有效。而召集方式的不同也很容易理解，战争时期局势千变万化，需要领导阶层及时做出反应，而这种自行召集议事的方式显然是最适合战争需要的。所以，战时的贵族联合体是长老会的一部分，长老会存在于荷马社会的各种不同环境之下。

其次，笔者将选取贵族联合体这个特殊的变体略作分析，因为贵族联合体实际上要比和平时期的长老会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荷马社会与古风时代的传承关系。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贵族联合体内部实行的是民主化的决策方式和平等化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所要说明的是这种在议事会上联军主帅的决定直接遭到质疑和反对③的行为不仅说明决策的民主化——谁的建议更得人心便采取谁的建议；还表明在贵族联合体内部贵族之间是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中的，并不存在类似于迈锡尼时代的王国之间的附属关系或者说是上下级关系，“如同派罗斯王（派罗斯恰好是史诗中老将涅斯托尔所统治的王国）是麦西尼地区的唯一统治者一样”。[9]尽管可能由于国力、军事实力和个人能力的影响，贵族们在联合体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各自受重视受尊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他们的活动是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层面上开展的。当面临像挑选谁迎接特洛伊人主帅赫克托尔的挑战与其单独决斗这类事关荣誉的重要问题而又难以立刻做出判断时，贵族们往往采用一项在后来的古风时代以及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经常用以挑选公民担任公职时所用的办法——抓阄来做决定，[10]而这也表明了荷马社会同其后的城邦时代之间的某种延续与发展的关系。荷马社会的政治结构中也许还残存着王权的影子，但至少可看出它在向民主政治发展的努力，虽然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民主化的行为。而当联系到两部史诗的创作状况，《伊利亚特》的创作时间要比《奥德赛》早几十年，《伊利亚特》的背景设置更加贴近迈锡尼，拥有更多的迈锡尼特色，这种与古风时代的传承关系自然显得更具典型性。

再次，就其职能而言，长老会比国王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责。虽然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离开使得王位空缺了二十年，公民大会也不曾召开，但是不管荷马社会的自治程度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在生活中出现的公民间的争端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比较简单的社会，这类个人之间的问题甚至是社会管理方面的主要问题。而长老会就是裁决争端的主要负责人。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绘有这样的情景：“两个人为一起命案争执赔偿，一方要求全部补赔，向大家诉说；另一方拒绝一切抵偿。双方同意把争执交由公判人裁断。……长老们围成圣圆坐在光滑的石凳上，手握嗓音洪亮的传令官递给的权杖，双方向他们诉说，他们依次作决断。场子中央摆着整整两塔兰同黄金，他们谁解释法律最公正，黄金就奖给他。”[11]而由长老会负责裁决争端的状况似乎是荷马社会的惯例，这一点，在他之后的诗人赫西俄德的作品《工作与 时日》[12]中也得到了印证。赫西俄德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工作与时日》讲述的是诗人的父亲死后，他与兄弟佩尔塞斯为分割遗产而起争执，并要求“王爷”（实际就是贵族）裁决的故事。由此可见，在职能划分上，长老会所扮演的角色比国王更贴近社会管理者。

3.公民大会

简而言之，公民大会为荷马社会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就保存至今并且已被释读出来的迈锡尼泥版文书来看，其内容多是关于王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而极少见到关于公民大会的资料。然而迈锡尼社会的解体、最高王权的下降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出现了一部分真空状态，这为从底层兴起的公民大会提供了走上政治舞台的契机。就三个权力主体的产生时间来看，公民大会或许是出现最晚的，但它的存在将对后来的古风时代、古典时代的希腊民主政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在荷马社会公民大会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定制。这从奥德修斯对独目巨人们的蔑视就可看出：“他们没有议事的集会，也没有法律。他们居住在挺拔险峻的山峰之巅，或者阴森幽暗的山洞，各人管束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关心他人事情。”[13]奥德修斯衡量文明的标准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议事集会、法律，更明确地说，就是是否过公共政治生活。而公民大会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伊塔卡，整个国家可以二十年都不召开一次公民大会，但是公民大会依然是公民公共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们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当决定王位归属权之类的事关全体公民的大事时，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们都离不开征求全体公民的意见。同时，当国王奥德修斯残忍但却是非常正当地处决所有在他离开期间向他的妻子求婚、试图染指王权的贵族子弟之后，伊塔卡的贵族们虽然急欲复仇，却仍然耐心召开了公民大会、确保民众不会支持奥德修斯之后才展开了复仇行动。[14]这些都说明公民大会在荷马社会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虚空的摆设， 而是人们认可的确实发挥作用的机构。虽然在荷马社会公民大会所起到的作用还很有限，它的召集和议题都由国王或者贵族们决定，公民大会无法自行召开，也不能讨论自己希望讨论的议题，但至少它作为一条纽带将全国的公民联系在一起，使其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为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后来的城邦观念的萌发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荷马社会新生事物的公民大会，在对后世希腊城邦的影响方面，无疑是三项权力主体中最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夸大公民大会在荷马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公民大会的存在是受到全体公民以及其他权力主体承认的，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则是应该谨慎看待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当属阿伽门农在一次不成功反而起到反作用的演说过后所召开的一次大会。这一次，不只是所有的贵族可各抒己见，连普通士兵也可参加并且发言。因此我们其实可将其视为一次战时的公民大会。“阿开奥斯人怨恨统帅，心里生气，他（士兵特尔西特斯）便责骂阿伽门农，大声叫嚷：‘阿特柔斯的儿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满意，或缺失什么？你的营帐里装满了青铜，还有许多妇女，那是阿开奥斯人攻下敌城时我们首先赠你的战利品。……你身为统帅，不该让阿开奥斯人遭灾难。你们这些懦夫，这些可耻的恶徒，是阿开奥斯妇女，不再是阿开奥斯男子，让我们坐船回家，留下他在特洛伊欣赏他的礼物，看我们对他有无帮助……”[15]而在特尔西特斯发表完这一段非常合乎情理而又符合实际的演说之后，等待他的却是奥德修斯的一顿棒打，更为奇怪的是众人对此的反应竟然是一致认为这是奥德修斯做得最好的事情。笔者认为这一段关于众人态度的描写不仅是创作者本身情感好恶的体现，更是对荷马社会普通民众对参与政权结构的态度的折射：贵族联合体掌握政权，普通民众可以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参与政权构架（公民大会），但是，一旦民众越过界限“过度地”（实际是非常正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妄图直接影响或干涉决策，那么惩罚就是必要的。相比起来，此时公民大会的民主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城邦时代的民主化程度，也远远落后于贵族内部的民主化程度。荷马社会距离实现城邦时代的政治民主化，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三、小结

通过上述对荷马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三项权力主体——王权、长老会和公民大会的分析，笔者力图说明认为《荷马史诗》只是“诗人的虚构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混杂”的观点是错误的。荷马社会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它反映的是史诗成书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状况。王权、长老会和公民大会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体系完备的政治结构，足以支持荷马社会稳定、有序地运行。首先，从王权的角度来看，荷马社会的王权较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而言，是一种“下降”了的王权，其主要表现为：掌握王权的是贵族；王位世袭制并未成为惯例；国王的权力基础薄弱；国王缺少官僚系统的辅佐。同时，王权的职能范围也相当有限，仅负责对外征战和对内依靠法律统治。这些荷马社会与迈锡尼社会的不同表明荷马社会的王权不是自下而上由原始公社的人人平等这种状态发展而来的，而是因为迈锡尼晚期的社会大动乱使得原本的专制王权的权威受到极大削减才造就出的。因此从荷马社会与迈锡尼社会的关系来看，并不是所谓的“断裂”，而是一种被大动乱冲淡了的联系，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继承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比较微弱。其次，从长老会的构成与职能来看，其在荷马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虽然其重要性远不及后来的古风时代。长老会内部实行的民主化的决策方式与平等的地位，使得其成为沟通荷马社会与城邦社会的一座桥梁；而裁决民众争端的职能则使其向社会管理者角色靠拢。再次，公民大会为荷马社会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定制被广为接受。虽然在当时权力有限，却对后世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影响深远。因此，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时代既不是断裂关系，也不存在“公元前8世纪革命”。它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反映的是历史过渡时期所具有的特点：一方面是传统的遗留痕迹；另一方面是新环境下孕育出的新因素。在这种看似复杂而矛盾的环境下，荷马社会不断向着城邦社会的轨迹发展。

参考文献：

[1]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朱庭光，张椿年，施治生，等.外国历史大事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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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M].张竹明，蒋 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