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权对话，中西就都应讲理（社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本月15日至23日访问中国，他在离开中国之前举行记者会，称赞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非凡的”成就，并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具有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他同时抱怨自己在中国的行动受到限制，使他无法接触到他想见的中国学者等，他认为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形成了他所称的挤压民间社会空间的“钳形攻势”。

西方多家媒体报道了他的记者会，并把重点放在了他批评中国“加强党对社会控制”的方面。

阿尔斯顿是澳大利亚人，目前在美国纽约大学任教。他不是联合国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带有志愿性质的特别报告员。他是近年来第一位以这一身份访问中国的人，而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中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间的“一项进展”。

不难看出，阿尔斯顿的人权观是相当西方化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人权观是“普世的”。因为他对中国坚持自己对人权的看法表示了某种诧异。

有一点值得提出来，他的报告领域是“极端贫困与人权”，但他虽然用“非凡”来形容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而他的实际注意力却集中在了“人权”。而且消除极端贫困对于在发展中国家保障人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他的谈话中没有得到呈现。

像很多美欧社会的精英一样，阿尔斯顿强调的是西方体制和话语里的一些“政治权利”，中西人权对话时，西方人士往往用他们抛出的议题咄咄逼人。他们事实上在质问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中西体制下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就不一样，彼此生比硬套只会导致意识形态的争强好胜，而完全不是什么科学、严肃的分析。

中西制度形成的路径、时代都不同，彼此之间的单个元素处于各自不同的体系中，拿它们对比很多时候形成了相当具有迷惑力的陷阱。真正可对比的应当是结果，这正应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先说第一个结果：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里，是消除极端贫困更难，还是“分发”阿尔斯顿所说的那些政治权利更难？新世纪以来，模仿西方保障“政治权利”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那样做很容易，发生一场革命，或者搞一番激进政治改革，一夜之间就能“打开局面”。但那些国家绝大部分都变得更贫困了，甚至民不聊生。而这些年真正做到大范围消除贫困的，全世界大一点的社会里只有中国做到了。

历史证明，消除贫困对大型社会来说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人权事业的生命线。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时彻底消除这个国家的贫困，看看从印度到巴西长期固化下来的贫民窟和赤贫人群，严肃的学者都应了解，人类1/5的中国社会完全摆脱贫困，从人权角度看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再看第二个结果：中国在本国政治道路上走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距离，同时期采用西方制度的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相比？中国在物理上进步了，现代化的多项重要指标呈现直追发达社会之势，这些都为人权的全面发展夯实了基础。

国家进步看来只能是体系性的，中国也在摸索西方看重的那些政治权利有哪些可以融进我们的社会，以及这种融入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探索十分谨慎，同样已被历史证明，这样的谨慎并非是多余的。

阿尔斯顿的批评声还是被中方听到了，这些年西方的批评不全是被中国人当耳旁风的，它们有时也会引起思考。与此同时我们希望，阿尔斯顿及西方的一些精英们也能听到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声，我们认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化了，显得有些拒绝事实，躲进了自己的偏见里。他们该多有几个维度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