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传统”的融摄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活动

孙明远



“现代”与“传统”的融摄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活动

孙明远

本文以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探讨了“现代”与“传统”的融摄在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

现代和传统的融摄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楷体、仿宋等古典字体的开发极大地丰富了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形态，奠定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印刷字体中以宋、黑、仿、楷为主的字体族群基本面貌。但正因为传统的桎梏过于强烈，忽视了宋体、黑体在现代社会、现代媒体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我国这两种基本字体发展的滞后并一直影响至今。今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活字的载体产生了极大的变容，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发适用于各种媒体，具有高度的可阅读性、审美性、文化性和时代精神的基本字体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而现代和传统的融摄，仍然是我国字体开发领域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的课题。

现代；传统；金属活字；汉字字体；融摄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既往研究，以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主线，从时间、空间的动态视角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明确这一时期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历史脉络的同时，探讨“现代”与“传统”的融摄在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以期为今后我国字体设计的全面发展提供借鉴。

近现代汉字金属活字史研究以日本较为发达，小宫山博史、铃木广光为代表的研究家通过极为细致的调查，明确了欧美传教士在宋体（日本称“明朝体”）活字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国内的活字字体史研究虽然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何步云的《中国活字小史》［1］从通史角度描绘了中国活字字体的发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宝贵的基础。近年来，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中心还出现了一些字体史及字体设计的博论［2］，虽然这些研究的对象、主题、角度和结论各有不同，但是大都认为中国字体的发展同时受到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作用。笔者也在《二○世纪前半期における中国人による「倣宋体」と「楷書体」の開発》等小论［3］中对传统文化与汉字字体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浅显的分析。

图1　《异域采风记（Am oenitates Exoticae）》，德国，坎普佛（E.Kaem pfer，1651-1716），1712年

图2　《汉文启蒙（Elem ensde la gram m aire chinoise）》，法国，雷慕萨（A.Rem usat，1788-1832），1822年

图3　-1 戴尔创制的13.5pt宋体汉字金属活字

图3　-2 戴尔创制的24pt宋体汉字金属活字

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在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发展中的具体作用及其历史影响。因为正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4］。如何立足于传统的同时接受和实现现代文明正是近现代中国发展的主题之一，这不仅是字体历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更是关系到如何重新审视今日我国印刷字体族群的现状、思考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为回答以上设问，本文将目光投向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向西方的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是中国传统印刷文化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5］转变的重要节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现代”与“传统”这种简单的二元认知框架可以完全涵盖和解释汉字字体所包含的复杂内涵，但是这一视角在国内汉字字体研究展开的初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本文首先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16至19世纪欧洲早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活动以及欧洲人选择宋体进行开发的原因；其次，梳理了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主导的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活动，明确了汉字金属活字制造技术确立的过程及其影响；再次，勾勒了19世纪末期日本印刷界改刻宋体、创制黑体并将其输出至中国的活动，并对20世纪初期中国印刷界的蓬勃发展进行了概述；然后，在概括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首次金属活字字体开发热潮的基础上对传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了现代和传统的融摄在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中的作用及影响。

1. 现代的萌芽——欧洲早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活动与宋体的“选择”

要阐述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发展，不得不首先回顾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欧洲早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活动。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科学复兴的手段……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毕升（990-1051）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更是一大变革。古代中国人曾依据金属、木材等种种材料进行过活字的开发尝试。同时，汉字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象形文字，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之一。无论是书法艺术中的楷书、隶书、草书、行书字体，还是古籍中的宋代浙本欧体字、建本颜体字、明初本赵体字、明万历本宋体字，都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高的艺术形态和传统的象征。

图4　姜别利的汉字使用频率调查

图5　美华书馆活字广告，美华书馆，1868年

图6　《崎阳新塾制造活字目录》，日本，本木昌造制造，1872年

但是，古登堡（J.Gutenberg，1400-1468）发明的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中使用的汉字金属活字则是由欧洲人率先开发的。早在16、17世纪地理大发现、汉学兴起的背景下，欧洲人为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就开始使用汉字刊行介绍中国的书籍［7］。这些汉字字体有楷有宋，多是木或金属活字，本质是“为了使读者赏心悦目，满足异国情趣”［8］的图像表现，并不作为语言的载体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图1）。18至19世纪，教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及汉学的最终形成促使汉字“从图像趣味的对象成为系统化语言学的对象”［9］。以法国为中心，欧洲诸国进行了种种尝试摸索适用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的汉字活字开发方法。值得注意的是，18至19世纪欧洲诸国开发的汉字活字大都使用了宋体［10］，在字体选择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要阐明欧洲诸国采用宋体作为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的原因，必须了解当时拉丁文字体发展的背景。早在17世纪，法国皇家科学院就开始以理性化和几何化为目标摸索“理想的”字体设计规范，最终形成了以18世纪开发的波多尼（Bodoni）为代表——强调垂直和水平构造、粗线和细线对比强烈、充满了几何美学特征的现代罗马体（Modern Roman）。而当时欧洲人开发汉字活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欧洲诸国文字与中文对译词典的印刷，这必然涉及汉字与拉丁文混合排版，需要在明确传递信息的同时考虑到整体风格的统一（图2）。相比楷体等充满了自然曲线的手写风格字体，宋体“明确的强弱对比、强烈的几何风格、所有文字都可以收纳于同一尺寸正方形中的特点、机械的作图方法……与19世纪拉丁文字体的倾向一脉相承”［11］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与现代罗马体在视觉上达到平衡与统一。同时，“宋体作为雕版印刷字体虽然有着强烈的个性……但如果与具有共同样式的现代罗马体拉丁文混排，则可以使其个性得到中和，相比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形状，能有意识的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所表达的信息……还适应于横排版”［12］。为此，欧洲人以其自身的技术、文化、审美、使用目的为标准，“选择”了宋体作为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对象。就此，形成于明万历年间，以“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13］为特征，象征着中国传统印刷文化的宋体字，在欧洲人的手中开始融入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欧洲中心的审美体验，从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

这一时期欧洲诸国的汉字活字开发活动虽然没有过多影响，但却为其后汉字金属活字的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

2.现代的兴起——传教士的活动与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技术的确立

图7　《印刷品阅读秘诀》，日本，三谷幸吉著，1930年

图8　《初号明朝汉字及假名字体样本》，《活版见本》，日本，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1903年

图9　-1 古体活字，商务印书馆

图9　-2 隶书体，商务印书馆

图9　-3 仿古活字，商务印书馆

19世纪初，与欧美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相呼应，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狂热的海外传教活动进入高潮［14］。因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被迫采用“文书传道”的战略进行宗教宣传。传教士们认为，相较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更为便利、更为廉价、更便于内容的修订、也更适应于大规模印刷［15］，为此“必须开发出廉价的活字”［16］。欧美各国传教士形成了促进汉字金属活字发展的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也使开发中心从欧洲转移至中国周边的印度、马六甲及香港等地。传教士所进行的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活动，无论从规模、制作技术还是字体设计以及其对后世的贡献等各方面而言，都较之前欧洲的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活动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力。

开发汉字金属活字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庞大的字数和复杂的字形。这一时期，马士曼（J.Marshman，1768-1837）、马礼逊（（R. Morrison，1782-1834）、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等传教士先后进行了各种尝试摸索汉字活字的开发技术，而戴尔（S.Dyer，1804-1843）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戴尔深入地思考了汉字的特点、汉字金属活字的必要性、经济性、技术改进的必要性等问题［17］后，进行了汉字使用频率的调查，认为只需3000余字便可应付日常印刷，从而为解决汉字活字字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8］。字形上，戴尔则“首次完全使用欧洲活字印刷原理和正统工艺”［19］引入冲压钢模法［20］，于1835年前后开发出“鲜明耐久，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21］的两种（13.5pt、24pt）宋体金属活字（图3）。但是，冲压钢模法仍不适用于字数繁多、笔画复杂的汉字，戴尔的活字字号大、字数少，缺字时需要临时补充导致字体不统一，以至于麦都思（W.Medhurst，1796-1857）发出“我们急切地需要小型中文活字”［22］的感叹。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中的技术难题远未解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传教士得以以上海等城市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伴随传教活动的深入与扩大，印刷小型圣经所不可或缺的小型活字的开发显得更为紧迫，而姜别利创造性的工作为汉字金属活字开发技术的确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图9　-4 四号长仿宋注音连接字，中华书局

图9-5 艺文正楷体，艺文印刷局

图9　-6 竹天新宋、洪武正楷体、汉文正楷体，竹天新宋铜模铸字所

图10　二号楷书体，商务印书馆

图11　华文正楷铜模铸字股份有限公司临时样张，1939年前后

1858年10月，姜别利（W.Gamble，1830-1886）到达宁波花华圣经书房（其后更名为美华书馆）伊始就着手进行了汉字使用频率调查（图4）。在以大量生产为目的、经济和效率优先的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中，活字是最小单位同时也是规格化的现代工业产品，通过对汉字使用频度的调查，可以从多达数万的汉字中选取所需的最低限度文字数，从而达到印刷的经济性和效率性。姜别利通过汉字使用频度调查，确认日常印刷中需要5000至6000左右的汉字这既是今日常用汉字字数的基础，也是汉字活版印刷技术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23］。1861年末，姜别利利用木刻种字蜡型电镀法（一般也称“电镀法”）进行了五号（约10.5point）宋体活字的开发［24］。木刻种字蜡型电镀法先在黄杨木上雕刻种字，再压制蜡型并施以电镀取得阳刻文字，然后通过电镀获得阴刻文字，最后注入金属并嵌入铜模得到字模。因为利用了木材柔软的材质，更有利于汉字笔画细节的细致表现，从而使汉字活字的设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美华书馆的五号活字是当时最为完美、字号最小的汉字金属活字（图5）。

至此，在欧美传教士的主导下，立足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以大量生产为目的、强调经济性和效率性的活版印刷产业的技术障碍已经完全扫清，活版印刷技术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得以建立。

3.现代的冲击——来自日本的宋体、黑体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了近现代化进程，“西学东渐”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挑战，高效便利的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也对中国传统印刷技术形成冲击。1843年，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是中国最初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印刷出版机构。无论是墨海书馆中英国造活版印刷机的巨大印床、精妙的齿轮，还是金属活字清晰的印刷效果，都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没有现代动力，所以只能以牛牵引印刷机械［25］，部分书籍也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这种现代和传统并存的奇妙的景象，成为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初期的象征。

虽然洋务运动中少数政府官员及开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近现代印刷技术对于传播信息和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活版印刷技术在中国的普及还是遭遇了极大的困境。究其原因，除活版印刷所需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外，科举制度的存在、教育水平低下、知识分子崇尚古籍等原因，使“石版……获得极大发展凌驾于活版之上”而“活版印刷的范围主要是账簿、报告书及其他石版、铜版业不经营的业务”［26］。为此，寻求文明开化的日本继续承担起欧美传教士所遗留的工作，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中心又从中国转移至日本。

图12　津田三省堂复刻的聚珍仿宋体，日本，津田三省堂，20世纪30年代

图13　森川龙文堂龙宋样本，日本，森川龙文堂，1936年

19世纪60年代，日本兴起明治维新运动，仿效西方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技术的变革，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也被视为促使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变的重要手段之一。1869年，姜别利受本木昌造（1824-1875）的招聘，携带由欧美传教士所开发的各号宋体活字，在长崎唐通事会所设立的活版传习所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习，传授了金属活字制造技术［27］。其后，本木昌造以美华书馆五号活字为中心进了改刻，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字文化的序幕。1872年的《崎阳新塾制造活字目录》中除了初号至五号的明朝体外，还有三号的楷书、行书活字［28］（图6）。考虑到楷书也曾是日本的正统，而行书、草书是江户末期木版雕刻出版物的常用字体，可以认为本木昌造在学习金属活字制造伊始，就已经有意识地尝试将日本的汉字文化移植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中。明治时期，日本还出现了弘道轩清朝体（1875）、江川行书体（1890）、南海堂行书（1895）、隶书、草书体以及教科书用的晚稼流（1901年）等由著名的书法家挥毫，与日本人生活、文化密切相关的毛笔字体［29］（图7）。

但是，无论是本木昌造的楷书和行书字体，还是明治初期开发的各种毛笔字体，都或因可阅读性不高，或因排列极不规整［30］，长期以来只能是活字字体中的从属字体。在日本获得了巨大发展的还是由欧美传教士主导开发，“笔画笔顺规则正确，横细竖粗，极具可阅读性”［31］象征着近现代印刷文明的明朝体。1872年，本木昌造的弟子平野富二（1846-1892）设立了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32］，1879年派遣曲田成（1846-1894）奔赴上海寻找优秀的汉字雕刻工匠，从而迈出了日本明朝体活字改良的第一步。从1879年至1903年，筑地活版印刷所共进行了五次大的改刻，最终形成了筑地明朝体［33］（图8）。明朝体在日本获得发展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姜别利带入日本的仅有宋体活字，也不是对欧美文化的简单追随，重要的是，作为活版印刷技术规格化尺度的金属活字字体，明朝体具有明朗的几何造型、竖线和横线的比例可以依据要求进行变化，而这种一贯性的特征不仅贯穿于各字号且最终能反映在印刷物中。从传教士到日本印刷界对明朝体的推动，表明在其造型中存在着超越了国家、民族普遍的内涵，这是现代文明对信息传递方式、效率性、功能性、产业化、现代审美标准追求的结果。日本印刷界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追随没有停留在明朝体的改良中，1887年前后，筑地活版制造所又模仿被一度称为Gothic（ゴシック）的无衬线体开发了黑体字，而黑体字与明朝体共同构成了日文印刷字体中最为核心、使用最为广泛的基本字体（参照图7）。

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日本印刷界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平野富二称“扩张清国的销售市场是敝制造所十余年来的梦想”［34］。他在创业不久就筹划开拓中国市场，于1884年开设了上海支店修文书馆［35］。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的明朝体和黑体较欧美传教士开发的宋体有着质的飞跃。1898年刊行由商务印书馆代印的《昌言报》第3册，就因为使用了四号筑地明朝体，所以“焕然一新……印刷鲜明，一时传为美谈”［36］。为此日本制字体在较短时间内就迅速普及，最终形成了“在我国印刷业上之地位益形蒂固根深……几无不采用之”［37］的局面。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活版印刷技术就已传入中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普及。这种状况延续至20世纪初期才有所改变。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构建近代教育体系后，以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装订方法印制的新式教科书及介绍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书籍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借助日本的宋体和黑体（虽然美查（E.Major，1841-1908）创办于1884年的图书集成局曾开发三号扁体活字，但并无较大影响），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廉价高效的优点才得以完全发挥。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忙于应付欧洲战场，来自外部对中国市场的压迫明显减轻，中国资本获得了极大地发展。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38］，加之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活版印刷技术在中国得以广泛应用，印刷出版产业获得全面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五大产业。以至于日本印刷界感慨“如再不奋发图强，日本将被中国所超过”［39］。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对传统的冲击，在董康（1867-1947）的活动中有着集中的体现。这位曾经长期雇佣“手民”刊刻古籍的传统知识分子宣称“现代文化，日益演进……悉代以活字，整齐美观……康将舍弃诵芬室雕版故业，而从事于仿宋之新生活”［40］。印刷出版领域的发展导致行业分化加快，除各种印刷机械制造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之外，金属活字及字模生产也成为独立行业。同时，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同业公会、学术团体的成立、印刷教育、专业杂志的刊行成为可能，这些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产业、技术的发展，中国印刷出版界迎来了自觉自发的发展时期［41］。

20世纪初期，正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在日本制活字字体的基础上，活版印刷技术才得以在中国普及并快速形成了产业规模。而这一时期中国印刷界的种种动向，形成了中国人自主开发金属活字字体的社会、技术、文化背景。

4.传统的回应——中国历史上首次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热潮与古典字体的兴起

20世纪初期，作为汉字的母国，中国开始登上金属活字字体开发的历史舞台，一举打破了日本制宋体、黑体对市场的垄断，使得其后汉字活字字体的发展中形成了中日两国交织进行的两个主线。

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国印刷界，早在1910年前就因为字形和风格不同着手对日本制明朝体和黑体进行了小规模的改刻。伴随活版印刷技术、产业的发展又自主进行了大规模的字体开发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共有21个中国企业进行了36种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42］，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金属活字字体的开发热潮。其中1900至1909年为楷书体1种，1910至1929年为隶书1种、仿宋4种，宋体注音连接字1种，而1920至1937年有仿宋体8种、楷书体14种、隶书1种、魏书2种、长仿宋注音连接字2种、行书2种、草书1种，几乎全部集中于仿宋、楷体、隶书等古典字体（参照图9）。

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二号楷书体揭开了中国人开发金属活字字体的序幕，从贺圣鼐的《近代印刷术》［43］中可以管窥其开发的背景、缘由等内容。《近代印刷术》开篇就以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为骄傲，称其“实居世界各国之先”。在概述印刷术在中国发展演变的悠久历史及对外影响后，又痛感“对于我印刷界之不知积极改进，未能与世各国比美，又不能不深为叹息也”。因为“欧美各国，所用字体，形态百变，层出不穷。我倘墨守成规，未免相形见绌”，所以“商务印书馆刱制二号楷书铅字”（图10）。贺圣鼐的叙述表明二号楷书体的开发出于内外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对内是“好古者”认为滥觞于明末经欧美传教士开发最终为日本印刷界定型的宋体字“不精审美”；对外则是“倘墨守成规，未免相形见绌”。而对于“华文铅字习用宋体……欧美各国，所用字体，形态百变，层出不穷”这一情况，商务印书馆的对应措施是为“好古者”开发了中国传统书法、印刷领域中被视为正统的楷体活字，这既是追求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表现，也是为了谋求实现“求印刷事业之日新月异，俾与世界进步相适应”［44］这一远大抱负。

贺圣鼐的认识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社会各界，与当时谋求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孙中山就曾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现代社会、产业中印刷的重要性，认为印刷“是生活之物质原件之一”，“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45］。“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其迟缓”［46］，为此“国际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印刷工业”。具体至字体开发领域中，无论是贺圣鼐的《近代印刷术》还是姚竹天的《谈制造活字铜模》［47］亦或是《华文正楷铜模铸字所字样》（图11）等相关资料，都认为“印刷之与文化事业如辅车之相依，息息攸关。国家民族社会教育之进步均视印刷事业之进退为依归，其影响之伟大莫与伦比……但印刷亦赖铅字而发挥其伟大之处。……欲谋文化事业之发展则印刷铸字技术之改良实为当务之急需。……活版印刷术本为吾国所发明，因后人之不竭研究，顾时至今日较之欧美各国不觉相去天渊，良可慨也”［48］。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活字开发业界都以古代活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国引以自豪，在关注国外动向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与字体开发领域的差距，他们高屋建瓴地从国家现代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国际地位提升的见地分析了活字字体的重要性，将可与外国活字字体相匹敌的新字体的创造，视为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

但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中国印刷界所采用的手段却是开发古典字体，表现出与日本印刷界全力改良明朝体、依据无衬线体开发黑体完全不同的倾向。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基于版本学的深厚传统，认为宋体是“肤廓字样”［49］“好古者憾其不精审美，习而生厌”［50］，“特由日本所输之字转制以成，非能写刻字样以为之也”［51］，“肤廓之宋体，以云版本，殊不知不足登大雅之堂”［52］，“号称宋体，板方呆滞，实即自明迄今坊肆沿用之书帕体也”［53］。而都将古代书法家书写的蓝本及宋元版本中的字体作为典范，赞颂其“字体剞劂皆精良”［54］“匀整有致，垂范书林”［55］。对于字体的评价也是“以备好古者之采择”［56］“不亚于宋元版本”［57］，古典的审美精神贯穿始终。在实际的开发技术上，二号楷书体及汉文正楷体等均为以名家字样为蓝本；聚珍仿宋印书局的聚珍仿宋体、商务印书馆的仿古活字等以宋元版本中的字体为范本；而商务印书馆的古体活字、百宋铸字印刷局的南宋、北宋等更完全是宋元版本字体的覆刻。诚然，在面对外敌悔辱，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古典字体开发的重要动因之一，同时与各印刷出版企业围绕古籍再版展开的激烈竞争也不无关系（如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但大规模开发古典字体的本质原因是对大幅脱离了毛笔书写形态、高度样式化的宋体字的反动，是有意识地追求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复兴，将传统造型方法融入现代活版印刷技术这一新技术环境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在完成了明朝体、黑体等字体的开发后，日本印刷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寻求新字体。1930年，津田三省堂复刻聚珍仿宋体从而揭开了日本宋朝体字系发展的序幕（图12）。1936年，大阪森川龙文堂复刻华丰铸字印刷所的真宋命名为龙宋（图13）。而津田三省堂与森川龙文堂等企业又竞相复制汉文正楷体，开辟了日本印刷界楷体活字的新领域。仿宋和楷体活字作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技术的成果，对中日印刷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一直持续至今。

5. 现代与传统的融摄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历史发展是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相吻合的，是中国工业和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从被动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到觉醒后立足于传统主动回应的动态转变过程。正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化轨道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渗透中，在多种地域、文化、技术、思想的交汇中，汉字金属活字字体才得以形成、发展、演变。从空间上说，是从欧洲到中国再到日本最终回到中国的曲折过程；从开发主体说，是从欧美传教士到日本印刷界再回到中国印刷界的动态转变；从审美角度说，是西方审美中心到中国传统审美精神复兴的嬗变。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活字字体的发展虽然受到欧洲汉学、基督教新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西方殖民势力的发展、媒体和技术的变容、现代政治和生产体系的建立等多种文脉错综复杂的影响，但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是现代与传统的融摄。正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回应、相互的不断融摄，才促使汉字金属活字字体从无到有，从单一的宋体到黑体再到仿宋和楷体等古典字体逐步扩容，从而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今日东亚汉字文化圈印刷字体中以宋、黑、仿、楷为主的字体族群基本面貌。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就隐藏在这超越国境、时代的现代和传统的融摄之中。

现代对于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推动，集中地表现在宋体、黑体的形成和发展中。滥觞于明末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宋体，在地理大发现、汉学发展背景下被欧洲人用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中并融入西方现代文明体系，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在传教士海外传教热潮的推动下，又成为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象征。传教士的努力使汉字金属活字的开发技术得以确立，奠定了活版印刷产业化的前提。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日本为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不得不追随西方人所构建的体系，不断推动宋体的改良并以无衬线体为蓝本开发了黑体。而中国借助日本制宋体和黑体才得以构建和推动活版印刷技术产业发展，为自主开发字体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宋体，还是黑体，都是现代社会、技术、媒体背景下追求传播的效率性、功能性和广泛适用性的必然产物。也正因如此，宋体和黑体才能成从出现至今都是使用最为广泛最为核心的基本印刷字体。

而传统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仿宋、楷体等古典字体的开发中，并与宋体、黑体的发展表现出相反的思路。因为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文化中保守的某些特质，导致新技术、新媒体发展缓慢。面对伴随现代文明而来的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最初只能表现出被动的接受。而当技术普及、产业形成，中国资本获得市场主导权后，中国印刷界开始主动回应，将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独特印刷文化和传统审美精神融入于近现代活版印刷技术中，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创造力和表现力，推动仿宋、楷体等古典字体的开发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的金属活字字体开发活动中仍有相当多的遗憾——忽视了宋体和黑体的重要作用、部分字体字形较差、字面大小不一、排列极不规整、生产技术落后——但华文正楷体、聚珍仿宋体、汉文正楷体等字体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字体开发趋势，还使用至今，成为了超越时代的印刷文化的象征。时代的传承、先贤的成果仍然是今日字体领域的中流砥柱。

20世纪20至3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字体设计的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欧洲，杨・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1902-1974）刊行《elementare typographie》（1925年）、《Die Neue Typographie》（1928年），埃尔・李西斯基（El Lissitzky，1890-1941）发表《Kunstism》（1925年）激烈地批判形式主义的传统文字设计，提倡以注重功能性、明暸的造型、超越国界的普遍适用性为特征的现代文字设计。在日本，原弘（1903-1986）也积极介绍欧洲的成果，出版了《新活版术研究》（1931年），确立了日本现代文字设计发展的基盘。就此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字体设计领域虽然立足于传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然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正如岛屋政一（？-1952？）在《印刷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仿宋体活字……使用传统的排版方式，所需活字量大，成本高……且使用范围狭窄无法满足一般的需要，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的流行中”［58］。仿宋与楷体等古典字体始终无法取代现代印刷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宋体和黑体。那么可以认为，因为拘泥于传统而忽视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忽视了现代媒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以致于中国的字体发展轨道偏离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字体设计领域的整体趋势。立足于传统固然可以激发创造力、增加字体表现的丰富性，但极力地强调传统反而会成为桎梏，最终制约了字体现代化的发展。

6.小结

进入21 世纪，汉字字体设计迎来了国际化竞争的新时代，无论是字体的种类还是质量都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字体开发技术和载体不断地扩张、变容。面对多样化的媒体发展，如何创造出具有多样性、高度的可阅读性、普遍的适用性、鲜明个性和审美性、文化性、且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活字字体成为最重要目标，而现代和传统的融摄，仍然是我国字体开发领域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的课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聚珍仿宋体研究”（编号:12YJC760069）、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专项）“延安时期革命出版物设计风格研究”（编号:12JK0324）、国家留学基金（编号:201206975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活字印刷源流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二［M］.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66-88

［2］2000年以后，以中央美院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字体史及字体设计的博论，有《汉字与中国设计》（刘从芹，2006）、《汉字印刷字体发展、设计与应用研究》（刘钊，2007）、《黑体字研究》（李少波，2008）等

［3］笔者曾在日本发表一系列小论就中国近现代汉字字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二十世纪前半期における中国人による「仿宋体」と「楷书体」の开发，活字印刷の文化史: きりしたん版・古活字版から新常用汉字表まで［M］.勉诚出版，2009；1919-30年代における中国人企业による活字书体制作制造の隆盛とその要因［J］.芸术工学会志，2007（45）；1930年代の中国における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动向への『芸文印刷月刊』の贡献［J］.芸术工学会志，2006（44）；中国における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とタイポグラフィの历史的开展に关する研究 1805-1949［J］.idea（327），诚文堂新光社，2008

［4］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3

［5］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M］.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4

［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67

［7］韩琦.西方人研制中文活字史略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J］.文献，1992（1）:224

［8］［日］玲木广光.汉字活字から读む西洋，活字文明开化 本木昌造が乐いた近代［M］.印刷博物馆，トッパンアイデアセンタ一，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博物馆，2003.60

［9］同［8］，65

［10］［日］玲木广光.汉字铸造活字の开发と日本への传幡，日本の近代活字本木昌造とその周边［M］.日本の近代活字本木昌造とその周边纂委员会，NPO法人近代印刷活字文化保存会，2004.76

［11］［日］片盐二朗.活字に冯かれた男たち［M］.朗文堂.1999:253引自井上嘉瑞.ロ一マ字印刷研究，书窗.アオイ书房，1941

［12］同［10］，82-83

［1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5-136

［1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3

［15］米怜（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10-121

［16］［日］玲木广光.ヨ一ロッパ人による汉字活字の开发 その历史と背景，本と活字の历史事典［M］.印刷史研究会，柏书房，2000.181

［17］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1807-1911［D］:［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8］同 ［17］

［19］同 ［17］

［20］韩琦.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对中文活字至研制活字印刷源流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二［M］.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271

［21］同［16］，188

［22］同［16］，2

［23］［日］小宫山博史.活字书体一中国からの导入と改刻.日本の近代活字本木昌造とその周边［M］.日本の近代活字本木昌造とその周边编纂委员会，NPO法人近代印刷活字文化保存会，2004.347

［24］同［23］，348

［25］墨海书馆使用印刷机械的情况在王韬的《瀛堧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8-120等均有记述。黄韵珊、孙融等诗人还曾经赋诗感慨墨海书馆这一新奇的印刷方式。

［26］据《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申请调查清国各地活字及印刷机械类销售情况委托书》第61号《上海活版、石版两业现状之一斑》，1889

［27］故本木昌造翁详传［J］，大阪印刷界 本木号，大阪印刷界社，1912（32）

［28］［日］矢作胜美.明朝活字一その历史と现状［M］.东京:平凡社，1976.68

［29］［日］小宫山博史.日本语书体の分类，基本日本语活字集成［M］.诚文堂新光社，2008.10-20

［30］［日］矢野道也（1876-1946）出版于1925的《印刷术（上卷）》中，对当时日本的主要印刷字体做了分类及评价。转引自小宫山博史.日本语书体の分类，基本日本语活字集成［M］.诚文堂新光社，2008:10-20

［31］同［29］，10-20

［32］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经历了数次名称的变化。1872年，创立之初为长崎新塾出张活版制造所，1878年为平野活版制造所。1882年为筑地活版制造所，1889年为有限责任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1893年为株式会社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为了行文顺利，以下均称“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

［33］［日］矢作胜美.明朝活字一その历史と现状［M］.东京:平凡社，1976.72-73

［34］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委托日本外务省的“清国各地活字及印刷机械类的销售调查”，1889

［35］［日］板仓雅宣.上海修文书馆のこと［J］.タイポグラフィ学会志，タイポグラフィ学会，2014（5）:15

［36］［日］实藤惠秀.初期の商务印书馆，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M］.萤雪书院，1940.245

［37］周博.字体家国-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J］.美术研究，2013（1）:16-27

［38］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辑.中国资产阶级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139-145

［39］［日］大泽克，中田良夫.上海の一瞥一商品とレッテルと广告・支那人の戚风と印刷［J］.日本印刷界，1915（69）:40

［40］张静庐辑.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57.286-287

［41］20世纪初期中国印刷出版领域的同业公会、学术团体的成立、印刷教育、专业杂志等情况，在孙明远的《中国における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とタイポグラフィの历史的发展に开する研究1805-1949》中有所阐述。

［42］孙明远，伊原久裕，佐藤优.1919-30年代における中国人企业による活字书体制作制造の隆盛とその要因［J］.芸术工学会志（44）:55-62

［43］贺圣鼐，赖彦于.近代印刷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44］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志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34

［45］孙中山.建国方略［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202

［46］同 ［45］，312

［47］姚竹天.谈制造活字铜模［J］.艺文印刷月刊第一卷，艺文印刷局，1937（9）:20

［48］华文正楷铜模铸字所字样，华文正楷铜模铸字所，1940

［49］同 ［43］，9

［50］同 ［49］

［51］徐珂.丁善之论仿宋板，清裨类钞 鉴赏类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2］丁三在.聚珍仿宋印书局招股启，中国出版印刷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285

［53］董康.创制百宋活字序，中国出版印刷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286

［54］同［52］

［55］同［52］

［56］同［52］

［57］同［47］

［58］［日］岛屋政一.印刷文明史［M］.印刷文明史切行会，1934.3208-3209

孙明远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