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现状与发展对策分析
——以上海为例

胡振华　傅晓晓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农业保险现状与发展对策分析
——以上海为例

胡振华傅晓晓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存在系统性风险。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试行阶段，商业性保险尚未涉足农业。本文选择上海农业保险为调研案例，通过分析上海农业保险现状，提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大灾分散机制、推行农险立法、提高规避意识等措施推进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安信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04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人口674 144万，占总人口的50.32%。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其波动是引起国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属于高风险性行业。因此，加强扶持政策，发展农业保险，提高政府干预和管理农业保险的能力，对维护农民利益，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重大意义[1]。发展农业保险符合WTO的农业基本规则，是有效保护中国农业的方式之一。面对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和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这个严峻形势，农业保险必须尽快得到推广。

1982年，我国开始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在初始阶段，农业保险占财产保险比重不到5%(表1)[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民风险意识不足，参保率不高；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利润低，保险公司并不愿涉及此项业务。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处于试行阶段，商业性保险尚未涉足农业。在全国农业保险呈现萎缩状态的情况下，上海市农业保险不仅参保规模逐年提高，而且在经营体制、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和经营效益上创建了一套多层次、相互联系、较稳定的赔偿制度[3]。本文选取上海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上海市农业保险发展状况分析，为全国农业保险发展提供借鉴。

表1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二、上海农业保险发展的基本情况分析

自1982年中国恢复农业保险起，上海市开始试办农业保险，2004年成立了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在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里，上海农业保险实现了“四个跨越”：农险险种在19种基础上扩大了38种；保费收入由815万元增加到4.48亿元；农业保险总额在4.42亿元基础上增加了188.58亿元；农业保险职能不再是只向灾害进行补偿，而是涉及了帮助政府转换农业风险管理的职能。

(一)农业保费收入分析

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我国首家专业性的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上海地区的农业保险业务。其秉持“安为上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围绕“政府关注、农民需要”，践行“服务三农、保障民生”的保险业务，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承担社会责任，减轻政府公共支出的负担，保障农民生活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其开展的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可以得到政府的对应政策支持，如试点期间免交营业税和所得税。此外，市、区两级政府将补助符合条件的农户保费[4]。

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自成立以来，在政策支持下，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截至2013年，累计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20.12亿元，2009—2014 年的农险保费收入分别为2.15、2.39、2.74、3.56、3.95、4.48亿元，年均增长12.98%，累计赔付金额13.84亿元，赔付率68.8%，为上海农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的同时实现了盈利，除去特大灾害年份的亏损外，连续多年获得盈利，详见图1。

数据来源：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信息披露——年度信息。图1　安信农业保险公司2009—2014 年农险保费收入趋势

由表2可知，2011—2012，上海农险保费的环比增长速度大幅提升，但到2013年则大幅下降。联系实际，2011年上海从6月初至中旬一直有大降雨，累计降雨均在200毫米以上，构成了典型的气象灾害，约有21万亩农田受灾，给农民带来极大损失，因此，在2012年，农民纷纷选择投保来规避风险。2012年，当年气象灾害的影响相对于往年较轻，又有防灾减灾的气象保障，上海粮食实现了半世纪以来的首次九连增，农民取得大丰收，降低了投保需求。因此，到2013年，由于上一年大丰收的侥幸心理，农民减少了农业投保，认为没有必要。由此可见，农民对风险的规避意识不完全，自主性不高，需要普及加深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了解，而不是遇到亏损想起保险，没有亏损就不保险，亡羊补牢。

(二)农业保险深度分析

农业保险深度等于农险的保费收入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程度。农业保险深度的大小取决于所在地区或国家的农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由表3可知，2010—2014年，上海农业保险深度分别为0.015 39、0.016 60、0.020 76、0.022 93、0.026 43，总体看来，保险深度在不断提高，年均增长率为11.4%，高于同期财险3.38% 的年均增长率，也高于同期总体险-4.05% 的年均增长率。与财产保险相比，上海市农业保险的保险深度高，发展势头较好，但与总体保险深度相比，农业保险有较大提升前景。计算上海农业保险深度和全国农业保险深度的比值(表3)，可知上海农业保险的深度位居全国前列(表4)。

表2　上海农险保费收入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信息披露年度信息。

表3　2010—2014各农业保险深度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农险保费收入来自安信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官网，其余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表4　2010—2014上海与全国农业保险深度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险保费收入来自保险统计年鉴，其他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农业保险密度分析

农业保险密度等于农业保费收入与农业人口之比，表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农业保险的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5]。由表5可知，2010—2014年，上海农业保险密度分别是151.87、180.74、243.65、276.67、321.86，由数据看，上海农业保险密度在逐年提高，年均增长率为16.20%，比同期财险9.79% 的年均增长率高6.41%，比同期总体险1.84% 的年均增长率高14.36。由计算可得，上海农业保险密度/全国农业保险密度的值约等于7，表明上海农业保险密度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表6)。

表5　2010—2014各农险保险密度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2015上海统计年鉴，其中总人口的统计标准为户籍人口。

表6　2010—2014上海与全国农险保险密度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

三、上海农业保险特点与存在困境分析

(一)农业保险特点

1.上海农业保险实行“统保”“共保”“以险养险”

“统保”运用大数法则增大同类保险标的数量，并扩大风险分散的范围，减轻了业务工作量，同时便于对减灾、定损等环节进行规范科学化管理。“共保”解决了农保公司本身技术和资金能力有限的困境，通过与农业部门紧密合作，推动农保的初期发展。“以险养险”是将农险范围扩大，纳入其他商业险种，通过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农险亏损局面。1992年，上海在农险范围中加入了农村建房保险业务，将其作为支撑农业保险的险种。通过实践，农村建房险的加入不仅弥补了普通农险的亏损，更为农业保险基金作出了1.9亿元的高贡献。

2.政府补贴保费力度大

上海政府对于农险补贴力度较大，市、区两级政府对农户的保费补贴比例至少40% ，最高达到80%。

我国农业保险在试点前选择纯商业经营模式，即保险公司完全承担高额经营成本，而保费则全部由农户承担。与此不同，上海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中，既是制定者又是供给者，其提供的保费补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博弈分析，对上海农业保险选择高保费补贴做法的原因进行分析。

在政府与保险公司行为的博弈分析中，假定两者都是“经济人”，各自都能够构成一个单独的实体，且内部矛盾已被清除，都希望在特定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假设农业保险公司每份保单保费400元，其提供的服务稳定农民收入，保证农业顺利发展，带来社会总效应1000元，其中政府可获600元收益。设每份保单平均赔付率和经营成本为500元，则出售一份保单带给农业保险公司100元的亏损。假定政府可以选择补贴200元或是不补贴，而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经营或者不经营。对于政府而言，最好选择是不进行补贴直接获得600元，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只有政府进行补贴才会选择经营。从社会总效益来看，如果政府进行补贴，则一份保单带来的总收益为400+100=500。如果政府不进行补贴，则社会总效应为0，因此从全局来看政府应该补贴保险公司(表7)。

表7　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情况

3.建立保费分摊比例制度

上海农业保险保费在市、区两级间分摊。水稻、麦子、油菜、能繁母猪、生猪、奶牛等6项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的险种，相关财政保费补贴由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共同承担。淡季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保费补贴由市级财政承担50%。此外，其他险种保费补贴由市、区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摊(表8)，允许区县自行调高补贴比例。上海市2013年度农业保险保费市、区政府补贴比例如表9所示。

表8　上海市2013年市政府与区政府保费分摊情况　%

表9　上海政府对农险的补贴标准

4.农业保险险种多，范围广

上海的农业保险险种多，覆盖面广，居全国首位。自2013年起，市级财政给予保险保费补贴的险种共5大类21项：种植业类有水稻、麦子、油菜、鲜食玉米、蔬菜、水果、食用菌种植保险险种，养殖业类有能繁母猪、生猪、奶牛、羊、家禽、淡水水产养殖保险险种，种源类有杂交水稻制种、青菜制种、种公猪、种禽保险险种，涉农财产类有大棚设施、农机具综合、群众性渔船综合保险险种，以及淡季绿叶菜成本价格保险险种。

(二)农业保险困境

1.“以险养险”模式在重大灾害面前往往力不从心

未发生较为严重的灾害时，用其他商业险(企业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工程保险等)的收入来弥补农险方面的亏损是可行的，但倘若遇到重大灾害，如上海经常遇到的台风灾害，就无法“以险养险”。2005年8月，台风“麦莎”侵袭上海引起巨大亏损；9月，台风“卡努”在此雪上加霜。数据显示，单单一个“麦莎”使得上海农业产生七八亿损失，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最终赔损达几千万元。

2.农户与农险间的矛盾

农户保险知识匮乏：首先，农民的文化素质局限使他们不能及时掌握和理解保险条款变动，甚至产生误解。当理赔发生时，农户对于实际赔款与自身理解的预期赔款差距会产生不满，降低投保积极性和满意度。上海农户的经营模式普遍较小，农户兼业化现象突出，这意味着农业经营收入在家庭收入的比例将不断降低，农户的农业经营目标并不是农业创收而仅仅是保留土地，因此会采取“靠天吃饭”，不愿意多支付保险费用。

3．农业保险公司自身缺点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人员的业务能力还有待提高，面对农业生产的野外分散性，其技术很难满足核保、理赔的相关操作要求，导致在赔偿中没有精准的量化，定性过于简单，致使理赔速度不快，引起农民的不满。

四、上海农业保险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变量设定

上海农业保险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财政补贴降低了农业保险的成本，促使农业保险取得喜人的成绩。而上海农业保险发展至今所面临的困境，说明其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本文从农业、农民、政府3个角度出发，选取农民人均收入、农业增加值、生产保险补贴3个自变量(表10)，研究影响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因素[6]。

表10　变量指标对应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局、上海财政局2005—2014相关资料。

2.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是描述两变量间是否有线性关系的分析方法，用相关系数r来描述。相关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方向(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零相关)，另一个是强度(到底密切的程度有多大)。一般认为，r=0是无线性相关；|r|<0.3表示关系极弱，认为不相关；0.3|r|<0.5是低度相关；0.5|r|<0.8是中度相关；|r|0.8是高度相关，|r|>0.95表示存在显著性相关[7]。本研究采用积差相关系数(Coefficient of product correlation)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EVIEWS输出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相关性矩阵

由表11可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大于0.74，表现为高度相关的相关关系。同时，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比较高，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在后续回归分析中，需要把3个自变量单独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3.回归模型

(1)农民人均纯收入因素

做一元回归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应变量Y，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2。

表12　模型回归结果(1)

得到回归方程及回归关系检验指标：

Lny=3.241+1.755lnX1

R2=0.784

调整后的R2=0.757，F=29.066，D.W=0.482，P值=0.001。

回归结果检验：原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和调整后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squared均有较高值，表明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农民人均纯收入通过给定的 5 %的 T 检验。回归方程 F 值较大，远远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1 %的 F 检验，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增加值和生产保险补贴有显著影响，可见数据的总体稳定性还是较好的。

回归结果经济意义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对保费的影响显著，并是显著正相关，即农民人均纯收入每上升1个单位，保费就上升1.755个单位。主要原因是收入影响需求，农民收入的增长拉动农业保险的需求增长，农险保费由财政补贴和农民自身支付组成，在财政补贴不变的条件下，农民可支付资金变多则减轻了自身支付的压力，更愿意花钱在农业保险上。

(2)农业增加值因素

做一元回归分析，农业增加值为自变量X，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因变量Y，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3。

表13　模型回归结果(2)

得到回归方程及回归关系检验指标：

Lny=11.909+1.899lnX2

R2=0.548

调整后的R2=0.492，F=9.703，D.W=0.608，P值=0.014。

同理通过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经济意义解释：农业增加值对保费的影响显著，并是显著正相关，即农业增加值每上升1个单位，保费就上升1.899个单位。主要原因是农业增加值增长对于农民而言就是增收，增收意味着收入增长，收入增长拉动农民投保需求增长[8]。

(3)农业生产保险补贴因素

做一元回归分析，农业生产保险补贴为自变量X，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因变量Y，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4 。

表14　模型回归结果(3)

得到回归方程及回归关系检验指标：

Lny=0.243+1.091lnX2

R2=0.970

调整后的R2=0.966，F=258.239，D.W=1.929，P值=0.000。

同理通过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经济意义解释： 生产保险补贴对保费的影响显著，并是显著正相关，即生产保险补贴每上升1个单位，保费就上升1.091个单位。主要原因是农业保险保费由政府补贴和农民支付构成，在农民支付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保险补贴的增长将带动农业保险保费的增长，此外，生产保险补贴减轻了农民保费压力，激发了农民投保的兴趣[9]。

四、发展农业保险的建议

1.国家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

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存在系统性风险，同时农业保险标的物面积广却单位价值较低，而投保农户在地域上相当分散，需要较高的管理费用。高损失率和费用率必然造成农业保险产品价格昂贵。我国农户的纯收入不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即使是保险公司按照不亏本价格出售的农业保险产品，对农民而言仍旧是奢侈品。因此，需要政府财政支持来刺激农民购买保险的积极性。由数据分析可知，生产保险补贴对保费的影响显著，并是显著正相关，即生产保险补贴每上升1个单位，保费就上升1.028个单位。借鉴国外多数国家补贴率在40%以上，我国仍需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2.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由数据分析可知，农业增加值对保费的影响显著，并是显著正相关。上海农险深度与密度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技术的提高，拉动了农业保险业务的有效供给，而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则带动了农业保险的需求，使得上海农业保险渗透度加大，发展程度提升。因此，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做好防灾救灾工作，保护农业收成。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从资金、技术、人才、信息、政策4方面上，为农民增收提供良好的服务。农民收入决定其支付能力，对保费也是显著的正影响。科技在农业发展中起着推动作用，因此，需要加快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的步伐，为提高农民收入奠定基础。农民受教程度低是农民增收难的一个重要原因[10]。缺乏知识的他们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掌握难度大，其综合素质不适应劳动市场要求，在农闲时节他们只能选择低报酬的工作，导致总体收入较低。因此，要在农村普及教育，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再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3.建立大灾分散机制，预防风险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地区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制度不够健全，保险机构主要通过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准备金来转移风险，形式简单，单以自身力量解决，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这一点使得有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缺乏安全感，为了在遇到重大灾害时不处于被动状态，保险机构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将有所保留，阻碍了农险的健康发展。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多个层面建立起防护网，如建立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机制来应对特大灾害[11]。此外，再保险也可以分散常规风险。其次是保险行业层面。保监会带头推动建立农共体，将全行业力量凝聚起来，扩大全国总体的农业保险承保力量，以整体形式向国际市场转分保，起到分散国内整体农业风险平台作用。

4.建立监督体制，推行农险立法

我国三农在发展中表现出基础差、底子薄的缺点，其相关数据统计管理系统并不完善，不利于为保险机构提供准确的承保实际位置和面积。我国法律在农业保险这一块仍旧空白，无法可依，没有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业务中应充当怎样的角色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导致政府处理保险事宜时较为随性，主导能力缺失，阻碍农险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我国农业保险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就是农业保险法律的缺失。有了农险立法，就可以挤出农险业的水分，将财政补贴真正落实下去。有了法律、群众的监督力量，形成保监会、财政部、群众、保险机构多方位一体化的监督体制和反馈体系，农业保险的服务质量将大大提升，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保险机构的良性发展。在我国起步农险立法的条件尚未成熟，可以先进行保险试点，有一定成效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5.传播农险思想，提高规避意识

目前，上海农民普遍缺乏主动规避风险的意识，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农险询问点，解决农民对农闲的疑惑。乡、镇应多举办农险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可以采取鼓励措施，对于主动投保的农户给予一定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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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4-2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A04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JY007﹚；浙江省软科学项目(2015C35047)；温州市高层次人才重点创新技术项目[温人社发(2013)209号]。

胡振华(1964—)，男，江西湖口人，博士，教授，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傅晓晓(1993—)，女，浙江宁波人，温州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实习生。研究方向：公共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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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99(2016)04-0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