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的辛亥革命亲历记

张耀杰

谈到辛亥革命，以及宋教仁与孙中山之间的政治分歧，许多学者总会引用日本籍同盟会成员北一辉的只言片语。

北一辉是上世纪初日本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同情中国革命，加入到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一辉来到中国，追随宋教仁往来于上海、武昌、南京等地，成为其忠实信徒。1913年，宋教仁遇刺，北一辉带着助手追查凶手，意图查明宋教仁被刺真相，却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其返国三年。

返回日本后，北一辉于1915年至1916年撰写了《支那革命外史》，将其所亲历的辛亥革命以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出版成书，轰动一时。这本《支那革命外史》，19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出版过中译本。

2015年底，以《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为书名，董炯明对《支那革命外史》的摘译本在本港出版，主要选译了北一辉记录自己亲历辛亥革命前后相关事件的前九章和第十四章。此书虽然带有一定的个人偏见，尤其是针对孙中山的诋毁攻击有失偏颇，但它为还原辛亥革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并为发现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

曾被宋教仁怀疑为间谍

1907年3月4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

北辉次郎是北一辉的原名，这是有据可查的宋教仁与北一辉直接交往的最早记录。

北一辉1883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23岁的北一辉自费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站在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严厉批评以天皇为主权中心的“国体论”，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崭露头角，并于同年加入日本本土的政治社团“革命评论社”，以及由中国留日学生程家柽、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在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的撮合之下，联合孙中山所创办的“同盟会”。

然而，一开始，宋教仁对北一辉这位日本“社会主义者”并不完全信任，对其加入同盟会的动机存疑。1909年5月24日，宋教仁在与长期跟踪他的日本密探的谈话中，专门谈到了北一辉：

“孙竹潭之所为亦是奉端方之密令之事实，已无法掩盖。与其有深交之吉田藤太、和田三郎等二人，与被免职之加藤仡夫、社会主义者北辉次郎往来频繁。此四人均为同一目的而行为。表面装出要给予清国革命运动以援助的模样，其实却是为获得军事上之机密文件而行动。北辉后来因为与其他三人意见不合而分手，加藤似乎亦于近日断绝了与吉田、和田等之联系。”

上述文字见于日本外务省藏档案“441207，明治42年5月25日收到，乙秘第1391号”。此时，宋教仁对北一辉并不放心，认为他是为了窃取军事机密而假装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宋教仁与北一辉之间的关系渐渐密切，北一辉甚至成为其身边的一名追随者。

1911年10月17日，即武昌起义发生一个星期后，宋教仁给内田良平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能够支持中国革命。内田良平便差遣时任《时事月刊》编辑的北一辉，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北一辉于10月底抵达上海时，宋教仁已经随同黄兴抵达湖北武昌。北一辉与正在致力于光复上海的陈其美等人短暂接触后赶赴湖北武昌，与宋教仁等人会合。

北一辉赶到武昌后，发现宋教仁一直郁郁不欢，他当时对此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在武昌都督府过夜，对岸的枪炮声震得卧室的玻璃窗窸窣作响。宋教仁对北一辉解释说：“我来此地，实在是被黄硬拉来的。像过去那样，他总是不听我的忠告。我认为老谭已在此地，我们俩人没有必要来武汉了。我正在策划率领南京的新军夺取江南诸省以制令天下的大计。但黄兴不听我的，拉我来此，反而在黎元洪的支配下失去了我党的领导地位。昨天南京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将顺江东下去南京。不管黄兴的成败如何，只要取下南京，收复汉口就易于反掌了。”

追随宋教仁参加辛亥革命

宋教仁抵达武昌后，曾于1911年11月2日秘密策划推举黄兴为凌驾于鄂军都督黎元洪之上的湖北、湖南大都督，遭到武昌首义将领吴兆麟、孙武、刘公、蔡济民、吴醒民、杨玉如等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也认为要先打一仗，立下战功再建政府。

在黄兴组织的汉口保卫战节节失败的情况下，长江下游的上海、苏州、镇江等地，于11月4日至7日先后光复反正、宣告独立。被迫撤到南京城外的最具战斗力的新军第九镇，却在11月9日的攻城战役中遭受重创、溃不成 军。负责南京城光复工作的范鸿仙，急忙让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函赶赴湖北，敦请宋教仁回到长江下游主持革命党内部的协调工作。

11月13日晚上，宋教仁给正在汉口前线督战的黄兴留下一张便条，便与北一辉、倪铁生等人一起，乘坐日本轮船“大利丸”离开武昌赶赴南京。抵达南京城外的长江码头时，张勋正在南京城区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只见城门上挂满人头。

范鸿仙希望宋教仁能够留下来疏通各路军队，宋却对范鸿仙说：“我暂时要到上海、苏州、杭州一带筹划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事情，疏通军队的工作由你来担任。过几天南京被攻克之后，我再来这里组织临时政府。”

11月16日，抵达镇江的宋教仁与刚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的同盟会骨干孙毓筠（少侯）一起，在镇江会见了正在组建苏浙联军的徐绍桢、林述庆等人。

经过苏浙联军的浴血奋战，南京城区于1911年12月2日宣布光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北一辉先后给黑龙会发去36封电报，按照台湾学者黄自进的归纳概括，北一辉通过黑龙会主要给日本政府提出了四项建议：

其一，日本应支持在南方革命阵营的基础上推动南北统一。

其二，今后应厚植以宋教仁为中心的亲日派势力。他认为宋教仁是留日学生领袖，亲日派在中国政坛上的代言人。“宋教仁在中国政坛上势力的消长，自然也可视为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进退。”

其三，应联合美国，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

其四，反对满洲独立。

南京光复后，苏州都督程德全到南京就任江苏都督，宋教仁出任相当于江苏省长的政务厅长。接下来，宋教仁与黄兴、陈其美、北一辉等人，开始谋求凌驾于程德全之上的各省联合政府，于是又上演了一出黄兴在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职位中宣告失败的闹剧。在黄兴迟迟不肯赴南京出任代行大元帅职务的副元帅的情况下，孙中山适时回国，成为临时大总统的不二人选。

关于此事，北一辉在写回日本的书信中愤愤不平地介绍说：“昔者革命儿拿翁（拿破仑），得悉巴黎危急，弃其军在埃及沙漠，单身归京。但孙公至今尚未归来，实为愚不可及。不过，随着武汉起义骤然爆发，身在美国的孙逸仙顿时全身罩上五彩光环。对于完全封锁在秘密铁函中的中国革命党的突然起爆，全世界不明其所以然，惟有将孙与中国革命视为一体。如所周知，拿翁冲破敌舰的封锁径自回国，但不见得比拿翁更伟大的孙，却缺乏直接回国的决断。他戴着五彩光环先在欧洲几国风光了一番，然后就以英雄的姿态站在上海埠头了。……比华盛顿还忠厚老实的孙逸仙，就在日本人的保驾护航之下安全回国，完全符合他提倡的依靠外援的美国式情结。……英雄就在我们的眼前耸立起来了。对俘虏和败将表示不满的群众心理发酵了在大元帅之上必须得有英雄人物的想法。”

这里的“英雄”，是北一辉针对孙中山的反讽话语。“俘虏”，指的是被武昌首义将领俘获之后强行拥立为鄂军都督的黎元洪。“败将”，指的是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的黄兴。

劝宋教仁拥戴孙中山

孙中山要想出任大总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掌握着江苏省军警大权的宋教仁。按照北一辉的说法，当他从上海来到南京劝说宋教仁主动拥戴孙中山时，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我已经被兄的大元帅说所误，又被黄的优柔寡断所误，如果再被孙的空想所误，这革命将何以处之？黄君食言不来也罢，我有兵力。但我绝不允许孙辈踏入这城门一步！”

关键时刻，同盟会元老张继专门从上海来到南京游说宋教仁，然后陪同宋教仁一起回到上海与孙中山握手言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经过一番秘密协商，“宋君对孙君的美国理想让步，虽设置了总理，但不负全责；大总统本身掌握大权，任命官员。”对于这种妥协让步，宋教仁对北一辉解释说：“现在的临时政府，仅仅运作到北伐成功为止，今日最要紧的是讨满与共和的协调团结，美制与法制的孰优孰劣应该是天下统一后再解决的问题。”

按照北一辉的说法，在宋教仁不能如愿出任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总长的情况下，是他建议宋教仁出任了法制院总裁，并且推荐湖北都督府的民政长汤化龙出任了法制院的副总裁。

1913年3月20日晚上，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前往北京时，遭到枪手武士英的背后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沪宁铁路医院去世。翌日，《民立报》报道，在宋教仁的遗体入殓仪式上，北一辉痛哭不止：“宋先生灵体下楼后，由服役者将衾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殓。视含者环立四周，哭声震宇，黄克强、于右任尤恸，……尚有日本人北辉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

事后，北一辉反思评论宋教仁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关系说：“宋君自认英才，这确实没错，其长处在于具有大局眼光。黄君热情雅量，也不失为一个优秀人物，但就是欠缺大局眼光。他不听宋君的忠告而屡误大事。世人视黄失守汉阳逃往上海的行为是中华民族怯懦的表现。……此后的事实表明，宋君乃天底下最最不幸的命运之子。就在他的手与孙的手紧握之际，他不知道他的脚已被孙中山的手下的马君武紧紧缚住了。”

北一辉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始终是站在宋教仁一边的，终其一生，都以“反孙干将”自居。孙中山曾致电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表明要与北一辉决裂，之后两人也确实不再往来。

1917年，北一辉重返上海。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传统对华政策，并主张以武力革命再造日本。五四运动后，他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并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6年，他参与策划刺杀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高官的“二二六”事件，失败后于次年被日本政府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