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期对白云鄂博铁矿的调查

2016-09-07 14:33聂馥玲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6年4期
关键词:鄂博春江铁矿

聂馥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呼和浩特 010020)

日本占领期对白云鄂博铁矿的调查

聂馥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呼和浩特 010020)

关于白云鄂博铁矿发现的历史,本文应用文本分析、对比研究的方法,对已经解密的几份日本人的地质调查报告进行研究发现:第一、继丁道衡之后,圜部龙一的调查以及室内研究最为深入。第二、继何作霖发现萤石中的稀土矿物之后,满铁总公司第四调查部的坂本俊雄对萤石矿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对其矿量、价值都有新的认识。第三、安藤重治首次对白云鄂博铁山北坡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其矿量、矿质进行分析,同时将白云鄂博矿的品质、矿量放在国际环境中对比,突出了白云鄂博矿在世界矿产资源中的地位。此研究对历史上白云鄂博矿的认识有所补正。

白云鄂博 铁矿 萤石 稀土矿物 地质调查

白云鄂博,地处内蒙古包头市境内,距离包头市大约150公里。白云鄂博铁矿是世界上一座罕见的含有铁、稀土、铌等多种元素的多金属共(伴)生特大型矿床,是我国三大多金属共生矿之一,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包头钢铁厂的建立正是基于白云鄂博矿丰富的矿产资源。

根据目前对于白云鄂博矿发现及勘探的历史记录,基本的观点是1927年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何作霖发现了白云鄂博的稀土矿,之后黄春江等人发现了东、西矿床。有文章提及日本人的调查活动[1—4],但对具体内容少有记载,有的提及但“未见刊出”[2]或“未查阅,内容不详”[3]等。有文献记载:“解放前,通过以上三人的工作,基本勾出了白云鄂博矿的大貌。除了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外,1935年及1940年各有两小批日本人来过这里。除圜部龙一绘有地质图一幅外,其余者均未见其报告。可以说白云地区的初期勘察完全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完成的。”[5]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占领期日本人至少前往白云鄂博矿进行了十余次地质调查,形成地质调查报告若干。这些地质调查报告内容如何,对白云鄂博矿有怎样的认识?本文根据已经公开的几份日本人在华期间对白云鄂博附近的地质调查报告,对1949年以前白云鄂博矿的调查情况及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厘清1949年以前有关学者对白云鄂博矿的认识情况,以填补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不足。

1 白云鄂博矿的发现

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及其它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相继到我国西部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到20世纪初期考察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来西部地区的各国(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美国、日本)“探险队”“考察队”进行的考察活动不下数十起,他们最初主要从事地理、气象、生物学等的考察,以后逐渐扩大到历史、考古、民族、语言、民俗、宗教、艺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同时也涉及对矿产资源的考察。中国学者目睹了外国冒险家借考察旅行之名觊觎中国的自然资源,提出要组织力量进行考察,收集资料。有文献提及:

利用其优越的财力,对于我国的科学材料,“予取予求”,毫无限制,而对于珍贵不可多得的材料,则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如果这一类的情形,不能有所挽救,则我国学术前途,要受到无从计算的损失。因为深切感觉到上面所说的危险,所以大家总想把国内的重要学术团体联络起来,组织起来:自己出发到各地搜集材料,以为精深研究的预备。([6],2页)

1927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准备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到中国进行考察。经赫定要求,在国民党政府的干预下,中国学术团体接受赫定的资助,与他签订了在形式上维护中国主权实际却有损中国主权的协定,共同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下简称考察团)。考察团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炳昶和赫定担任团长,中国团员10人,外籍团员18人(瑞典6人、德国11人、丹麦1人)。丁道衡应邀参加该团,负责地质及古生物研究,并调查沿途矿产资源。

考察团于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乘坐平绥线火车,于5日抵达包头,5月20日组成骆驼队进入大青山,沿着边塞通往外蒙的商道北上,6月1日到达百灵庙住营,开始在这一地区的科学考察工作。丁道衡和另外5个外籍人员组成北分队,负责绘制北线地图。7月1日北分队向西行抵达固阳,7月2日离开固阳向西南方向路径白云鄂博,丁道衡发现:

此地尽为花岗岩之露头,地势甚为平坦,略有丘陵起伏而已;惟北部山岭名曰白云鄂博,向东西蜿蜒,颇为壮观。三日晨,著者负袋趋往,甫至山麓,即见有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甚多,愈近矿砂愈富,仰视山巅,巍然屹立,露出处,黑斑灿然,知为矿床所在,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随由詹君蕃勋*詹蕃勋,字省耕,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他主要负责地图绘测工作,于7月中旬离大队前往白云鄂博。测成二万分之一地形图一幅,著者即用此图将矿区内地质情形详加调查,并采取各部矿石以供室内之研究。[7]

丁道衡在这次考察工作发现的白云鄂博矿,同时还完成了对天山南路的地质调查,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记录了大量资料,收集了35箱地质资料[5]。

图1 丁道衡《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

1930年8月,丁道衡结束了西北科学考察,回到北京后开始对标本进行初步研究, 1933年发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见图1)。该报告对白云鄂博地区的地形、地质、构造以及矿区生成、铁矿储量、矿石成分、地上水源等项进行了初步分析。

1.1 发现主矿

白云鄂博山东西走向,丁道衡在山顶及南北两侧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了白云鄂博的山顶及其南部“皆为矿区”,并推断北部也非常有希望发现矿体。丁道衡在其报告中指出:

本区铁矿以赤铁矿及辉铁矿为主要产物。……主要矿床位在白云鄂博之顶部,即大外斜层之南翼。……其矿床似顺南翼而插入地中,唯其深入若干,则非加钻探之后,不得而知。北翼因断层关系向北下落,有无铁矿存在,因未亲往调查,不敢断定。……北部极有发现铁矿之望,有待于将来之详细调查。[7]

丁道衡对矿石进行了分析:铁矿成分铁 67.40、磷 0.066、矽酸 12.27,主要矿量估计约为3200万吨,加上小矿矿量总计约为3400万吨。此矿量虽然与现在已经探明的10亿吨以上的矿量相差甚为悬殊,但这在当时有记载的中国铁矿中储量中算得上特大矿床*这个数字远超出了丁道衡的估算。但是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记载,当年我国共采掘铁矿石171万吨,生产铁量为41万吨,钢产量只有3万吨。可见丁道衡发现的是一个特大储量的矿床。。《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曾有如此评价:“丁仲良(道衡)在茂明安旗内白云鄂博山所发现之巨大铁矿,或为中国北部之汉(湖北汉阳铁矿)、冶(湖北大冶铁矿)、萍(安徽萍乡煤田)。”([6],8页)

1.2 可开发性

丁道衡认为白云鄂博矿是大型矿床,对其地势、构造、交通、水源以及所需能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在包头建立钢铁企业:

本区铁矿,矿量之富,成分之高,已如前述。矿床因断层关系,大部露出于外,便于露天开采;且矿床甚厚,矿区集中,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唯距大青山煤田等处距离稍觉过远,运输方面不能不精密计算。然此非大困难之事,唯资本稍增加耳。苟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结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衔接。则煤、铁可积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煤田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且包头为内地与西北各省交通之枢纽,四通八达……运输甚便,出路甚多。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7]

1.3 发现萤石

丁道衡在报告中还提到:“附产矿物有氟石一种,形成脉状或散布于变质岩石中。大半皆与铁矿共生,其主脉按宽一公尺、长五百公尺、高二十公尺,比重三计算,可得矿石三万吨。”[7]

氟石即萤石(CaF2)。1927年丁道衡结束考察返回北京,他委托何作霖对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究。何作霖在萤石矿中发现了两种细小的新奇矿物,后来确认是独居石和氟碳铈矿,并经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进行光谱分析,证明是稀土矿物。1935年何作霖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14卷第2期刊登《绥远白云鄂博稀土类矿物的初步研究》(英文),大胆地预测该矿稀有元素储量丰富。

在丁道衡的调查报告正式发表之前,1928年的《矿业周报》上就有报道:“吾国文化最古,人口繁殖,有用矿质,几发现无遗。本号载包头发现铁矿,辽宁金川发现金矿,湖北郧西发现石膏。新发现欤?重发现欤?要足见新发现之匪易而非不可能也。(孑)”[8]

1933年丁道衡的报告《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在《地质汇报》上正式发表,在文章之后有翁文灏的“附跋”:

右报告承著者西北科学考察团丁道衡先生雅允,刊于本报,至为感谢。此矿因地近边疆有此富源,一时颇引人注意。所论矿床成因,研究颇详,似与皖鄂二省沿江各矿颇为近似。果而则矿体规则往往不甚规则,未可但就表面面积一概而论,故此铁矿量如何,实尚有待于较详研究,方可依为根据也。翁文灏记。[7]

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且身居要职,该批注产生了一定影响。时隔两年,《中国矿业纪要》1935年第5期中的一篇文章提及“绥远之铁矿”:

该处铁矿据丁道衡君十六年调查报告,为赤铁矿及辉铁矿,磁铁矿,……又丁君估计共储藏量约含铁矿石三千四百万吨云。惟按此类铁床往往极不规则,矿量之估计是否如此乐观,实有进一步研究之价值。[9]

民国期刊种类繁多,记载矿产资源的期刊也举不胜数,但是报道白云鄂博铁矿的文章屈指可数,且有些报道似是而非,如:“茂名安旗之白云鄂博,经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巨大铁矿床。据该团团员丁君道衡估计:矿量切定之数,有八千五百余万吨,其认为可能之数,竟达十三万六千九百余万吨之多。矿质为磁铁矿,含铁约百分之六十……”[10]

一些涉及内蒙古包头矿产资源的文章没有注意到这一新发现,如1935年的《绥远矿产志略》:“本文系根据散见各报章刊物以及各官厅调查等材料,但其间错误实多,兹重经审校,间参个人平时得辑成。”[11]在这篇文章中报道了归绥县的盐、石棉、石墨、煤;包头县的石棉、盐、白石粉、煤等矿产资源,但并没有提及新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

由此也可以看出,丁道衡的工作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地质机构的负责人对丁道衡的报告未从理论上予以支持[12]。但是已有一些学者指出绥远矿产丰富是中华复兴之必须,固不可以放弃[13],我国不开采必有外国侵略者对其进行掠夺[14]。

2 东、西矿体的发现

白云鄂博矿发现之后,因战乱、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后续调查工作进展不大*1947年夏,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高平与王嘉荫、杨杰和宋鸿年等4位地质工作者前往白云鄂博踏勘,途中曾遭遇土匪袭扰,后在当地驻军协助下匆匆做了一日探查,采集了一些矿石标本,即返回北平。他们对标本化验后,初步认为矿床规模巨大,储量可观,矿质很好,是一个很有远景的钢铁资源基地。。但此矿却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关注。

现在的相关记载认为,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主矿之后,黄春江发现东、西矿体。黄春江在其报告《绥远百灵庙白云鄂博附近铁矿》(见图2)中也明确指出:“于主要矿床之东方及西方,复发现有规模相当宏大之新矿床。”[15]黄春江是台湾省高雄县人,1916年10月20日生,毕业于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工程学系、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岩石矿物矿床学系,1960年获得东北大学理学博士。

黄春江的调查是从1944年6月11日到8月20日,共70日,实地工作30日。黄春江将矿床进行了划分:“以鄂博矿体为中心,而分为鄂博矿体,东方矿体和西方矿体群三者,前者属于以往数次所调查之既知矿体,后二者则为此次调查所发现者。”东方矿体位于鄂博东15公里的小丘顶部,其规模次于鄂博矿体,其铁矿的性状与鄂博矿体铁矿完全相同。西方矿体群散布于鄂博西4—8公里的小丘顶部或斜面,是10个以上的扁豆状的小矿体所组成,故称“西方矿体群”,西方矿体群“平均铁分为40%以下,故本矿体群目前不能作为开采之对象,但其深部有富矿潜在之可能,为将来必须施以磁力探矿之区域。”黄春江调查报告结论为:“白云鄂博附近属于接触交代矿床,其规模为华北此种铁矿床之最大者。铁分在40%以上者估计为6000余万吨。”[15]

图2 黄春江的调查报告

笔者在资料调研中发现了目前已经解密的几份日本人在华期间的调查报告,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发现在黄春江之前已有日本人前往白云鄂博进行若干次调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丁道衡发表报告到1945日本战败这段时间内,日本人先后到白云鄂博调查10余次,并形成调查报告、开发计划书若干。由于几份调查报告中均提及日本商工省技师圜部龙一的调查,如森田行雄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床开发计划方案》(见图3)中提及:

白云鄂博铁矿床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至七月,曾经日本商工省圜部技师之调查(“华北开发公司调查局”第一次调查)对矿石品位直接开采条件认为极优越,希望颇殷。[16]

图3 森田行雄的调查报告

而黄春江的报告中也提及:

……商工省地质调查所圜部龙一诸氏之调查,皆述及该矿规模甚大,颇为重要。但因调查期间短促,仅能作为概查或视察,故关于开采价值上之矿石品质,分布状况及矿量等,实尚有更详细调查研究之必要。[15]

图4 圜部龙一调查报告封面

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圜部龙一的调查报告(见图4)内容,并将圜部龙一的调查结果与黄春江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圜部龙一在1940年6月9日到达百灵庙。由于当时调查地没有住宿设施,治安不好,只能驻营在百灵庙。铁矿在百灵庙的西北西48公里的地方,每次调查需从百灵庙至白云鄂博,路途中花费时间颇多。虽然共住了30天,但野外调查只有7天。地形测量由加加美时宽进行。

调查报告中记录并分析了矿体1和矿体2的矿量、成分等,得出结论:“本矿主要矿体1和矿体2,露出地面部分铁矿矿量大约6000万吨,中间有石灰岩,品质底下,即使这样,也还是一个富矿。露出表面土层就可以看到铁矿,是一个可以开采的大矿。但是由于交通运输不方便,紧急开采还是存在一定困难。”[17]这里记录的矿量数据与黄春江报告中的一样。

黄春江在鄂博矿体周围采取矿样192块,但是“因化学分析尚未完竣,故不能载详细成分,据圜部氏调查报告采取29个矿样中,铁分在40%以上之矿石,平均成分为51—61%,矿质可称极优良”[15]。圜部龙一分别对矿体1和矿体2进行采样,并进行化学分析。得出矿体1有贫矿7个、富矿11个、富矿铁的含量的平均值为61.67%;矿体2有贫矿3个、富矿8个,富矿铁含量平均值为51.18%(圜部龙一报告)。由此可见,黄春江对鄂博矿体的矿质分析引用的数据即是圜部龙一两个矿体富矿的铁分值的范围。

黄春江在东方矿体“共采取11块品均矿样,其分析亦未完成,未能知其详细结果,但本矿因所夹贫矿部较少,铁矿之平均品质较鄂博矿体为良”。圜部龙一采取矿体2矿样也是11个,有贫矿3个、富矿8个。这个结论与黄春江的结论一致,且黄春江不论是对鄂博矿体还是东方矿体化学分析均未完成,其贫矿少、矿质优良的结论也没有具体分析数据支撑;而圜部龙一有具体的分析数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很可能圜部龙一的矿体1就是黄春江所说的鄂博矿体,而矿体2则是黄春江所指的东方矿体。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推断出圜部龙一在黄春江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东方矿体,而西方矿体群是黄春江首先发现。黄春江的分析结果引用了圜部龙一的数据。也就是说继丁道衡之后,圜部龙一的调查以及室内研究最为深入。

3 萤石矿床的调查

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矿萤石样本,何作霖对丁道衡采集的样本进行室内分析时,从萤石中发现了稀土元素,于1935年发表文章。此外,黄春江调查结束后,将其采集的矿脉中氟石较富之标本数快,送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田久保教授及东京帝国大学黑田副教授处进行室内研究,“据两氏分析之结果,氟化稀土元素为2.8—12%”。之后北京大学理学院日本学者富田达对黄春江调查队所送的白云鄂博矿标本进行了室内研究,证实“白云矿”和“鄂博矿”为铈矿物[18]。该成果同样受到日方的重视。

圜部龙一在报告中提及了“萤石片岩和石灰岩品味良好,氟化钙的含量超过50%”。圜部龙一调查(1940年6月)4个月之后,由满铁总公司第四调查部的坂本俊雄对白云鄂博附近的萤石矿床进行了调查,完成了《绥远白云鄂博附近萤石铁床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白云鄂博附近的萤石矿床是昭和15年(1940年)6月对蒙疆东部地区地下资源进行普查时发现的,根据一条探矿沟证实了地下矿体的存在。本次要进行精细的探查。”

此次萤石调查结果:

此地含有富矿4处,矿脉一百数十条,埋葬量55000吨*丁道衡测算的是3万吨。。如果与付出的努力相比,这一数据似乎略显不足。但考虑到其优良的矿质和现有范围内的储藏量,可以说是满蒙第一优质矿,是阴山山脉以北蒙古草原地带具有极大开采价值的矿产地。目前,萤石作为各种工业原料,其用途广泛、需求大增,因此对高品位矿石的供给和困难时期的运输方法等进行考察研究,早日进入开采阶段是当务之急。[19]

1943年安藤重治的调查也注意到白云鄂博矿的萤石的价值:

矿体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萤石的存在,萤石散布于矿体中央部南北西侧山坡的铁矿中,特别是在北侧山坡中大量存在萤石。……萤石的存在会使该矿的价值越来越大。[20]

1944年黄春江的报告中再次被提及萤石的重要性:

(白云鄂博)铁矿石不但品质优良,且常含有少量氟石,于制铁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且氟石中常包裹稀有元素矿物,故该矿脉又可为铈、锒等之矿石,殊堪注意。

此矿物曾由何作霖教授详细研究,……系含有铈、锒等之稀土类元素矿物。著者曾将近于鄂博矿体上盘矿脉中氟石较富之标本数块,送至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田久保教授及东京帝大黑田副教授处,据两氏分析之结果,氧化稀土元素类(大部为氧化铈)为2.80—12%。又氟石之氧化钙含量,因部位而有不同,氟石最富之部似达50%以上,但大部在50%以下,品质不佳。[15]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自丁道衡之后,日本人对白云鄂博做了大量调查的工作,黄春江的工作也是其中一部分。黄春江自1942年任职于“华北开发公司地质调查部”,从事华北各地之金属矿床调查工作。“华北开发公司”是由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与华北伪政权共同设立的机构,名义上是“中日合作”,但日资占有该公司绝大部分股份,其“开发”方针完全是为日本进行战争侵略服务的。在该公司的控制下,当时华北沦陷区所有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均成为它的投资对象。可以说黄春江的地质调查是在“华北开发公司”的“开发”计划之内的工作。而且报告中也谈到:“最初用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形图。由日人福吉长雄,于主要矿床附近测成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一幅*丁道衡调查时,用的是由詹蕃勋(字省耕,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测成1/20000地形图。,著者即按此图将该矿床内外地址情形详加调查。”[15]黄春江采集到的样本也是送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进行分析化验,未得到分析结果的部分引用了圜部龙一的数据。也就是说从调查、地图测绘、室内分析及研究基础都是在日本的开发方针内进行的。

日本人的多次调查,确认了白云鄂博丰富的矿产资源。白云鄂博是当地人的圣山,日本人也知道触及这座圣山有很大困难:“白云鄂博山顶有一个敖包,是蒙古人的圣地,在附近农耕和采矿都是不允许的。即使政府同意开采,旗长和旗民不同意也是不可能开采的。”[17]但是日本人还是多次调查,并一再拟定开发计划。

4 白云鄂博的开发计划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从1943年年底到1944年9月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人进行了4次旨在开发白云鄂博的调查,并撰写了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的开发报告。

1940年6月圜部龙一查明白云鄂博矿有开发价值之后,1943年6月冈本采矿次长又前往白云鄂博进行开发调查,但他在调查途中突然去世,未能达成既定目标。为继续调查矿山,拟定开发计划、线路布设途径等,1943年11月日本采矿调查班、采矿部矿物课副参事安藤重治、职员安腾觉、资源课职员金田政一对白云鄂博矿采矿线路进行了再一次调查:

调查队于康德10年11月4日从鞍山出发,6日到达张家口,与军队和蒙疆政府交涉后于9日从张家口出发,10到达包头,完成一些准备工作后,15日到达百灵庙。22日调查完成后经厚和(呼和浩特)下山,12月2日返回鞍山。[20]

这次调查结果形成了《绥远白云鄂博百灵庙铁山开发计划报告书》。安藤重治的《绥远白云鄂博百灵庙铁山开发计划报告书》(见图5)涉及了位置交通、地形及地质矿床、品位、矿量、采掘计画、输送计画、发电计画、配水计画、警备计画、职制及个人计画、附带设备、开发工程、事业费预算、营业费用预想等。

图5 安腾重治的调查报告

仅隔半年时间,1944年6月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本间不二男再一次对白云鄂博矿进行了两天的实地考察,撰写了《蒙疆(绥远省)乌兰察布盟白云鄂博铁矿床紧急开发报告》(见图6),认为“品质、矿床量、路况、开采、运输等具备紧急开发条件”[21]。而且提及白云鄂博矿仍属于处女地,之前从未开发过。并主张用磁力探矿、打孔,精确含量之后在进行开发。

图6 本间不二男的调查报告

三个月之后,华北开发公司调查局矿山班森田行雄等人再次对白云鄂博矿进行开发调研,并撰写了《绥远白云鄂博铁矿床开发计划方案》。

关于矿床地质及矿石矿物等均根据黄春江之报告,关于路线问题均据华北交通路线调查队之结果,本人所检讨之部分,以采矿、选矿问题为主。[16]

上述“关于路线问题均据华北交通路线调查队之结果”正是根据安藤重治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有“线路班调查报告书见附件”)中的线路。报告分序言、概况(位置交通、地形人文、地质与矿床、品位和矿量、开发条件)、开发计划等。在这些调查报告中除了极具操作性的、详实的开发计划之外,对白云鄂博矿的认识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4.1 品位及矿量

第一、对白云鄂博北坡的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安藤重治的报告中除了提及铁矿山顶及南坡矿质较好,品位较高,主要为磁铁矿之外,还对上述报告中少有涉及的北坡进行了调查:“北坡矿质较差,主要为赤铁矿,但是北坡较多的存在萤石,这一事实会使其价值越来越大。”[20]北坡的萤石引起安藤重治的重视,如前所述,1940年10月,由满铁总公司第四调查队坂本俊雄等人开始对白云鄂博附近的萤石矿产资源进行了调查。

第二,安藤重治把白云鄂博的矿床及品位放在国际环境中加以比较。

安藤重治将白云鄂博矿(巴音宝格都)与世界著名铁矿山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世界著名铁矿山品位对比表[20]

从表1富矿一栏中可以看出,该地区铁矿不含磷、硫等影响铁矿矿质的元素,而CaO有利于铁矿矿质的元素含量为最高。可见,在世界范围内,白云鄂博矿的品质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三,矿量。依据安藤将南山坡作为富矿,北山坡作为贫矿计算。该地富矿(含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总量为6300万吨,贫矿(地面以上和地面以下)总量为5400万吨。“地平面以上露天开采率为100%,但为保险起见,我们以80%计算。”[20]其中富矿可开采量为2240万吨,可开采矿石主要为地面以上的矿石。贫矿可开采量为2040万吨。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该地铁矿可开采量大,可开采率高,而且便于露天开采。与黄春江、圜部龙一相比,安藤重治对矿量的估计有进一步认识,且具体分析了富矿的可开采量和贫矿的可开采量*但根据现状分析,预计年产150万吨。。

4.2 开发条件及交通

森田行雄对该矿的开发条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劳动人口少,需从华北东北等地输入;生产、生活资料也需从外地输入;工业用水和引用水较为困难,需从外地运入;降水少,利于开发;该地适于露天开采,以大规模爆破的形式结合电气化大机械进行开采。安藤重治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其中包括采掘、运输等方面。运输方面,安藤也提到了从包头到白云鄂博山脚间修建一条铁路,并做出修建铁路所需要的具体资金计划。

综合以上四份调查报告以及开发计划书来看,限制白云鄂博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白云鄂博当地的交通条件不便利。由于白云鄂博到包头没有铁路相通,所以铁矿无法大规模向外运输。限制白云鄂博矿开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业用水比较困难,后两份报告提到了可利用水源问题。从时间上来看,四份报告书间隔不到两年,都是以开发白云鄂博矿为目的,可见当时日本之迫切也说明白云鄂博矿的可开采价值很高。

5 结 论

从上述分析来看,自丁道衡1927年发现白云鄂博矿丰富的矿产资源之后,中国人对白云鄂博矿的关注及重视程度远不及日本政府。日本人在1939—1944年短短5年的时间内对白云鄂博矿进行了十余次的调查,每一次调查都极为具体,而且每一次调查都对认知中的白云鄂博矿都有进一步的发现:第一、继丁道衡之后,圜部龙一的调查以及室内研究最为深入;圜部龙一不仅发现了白云鄂博的矿体2(即现在的东矿),并对矿体标本进行了详细化学分析。第二、继何作霖发现萤石中的稀土矿物之后,日本人认识到其巨大的价值,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田久保教授及东京帝国大学黑田副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院日本学者富田达等日本学者均对其中的稀土成分进行了室内分析,几份报告中都提及萤石的重要性更加提升了白云鄂博矿的价值。满铁总公司第四调查部的坂本俊雄对白云鄂博的萤石矿进行了专门调查,在丁道衡的基础上对白云鄂博的矿量、价值都有新的认识,由此导致了进一步开发计划。第三、安藤重治首次对对白云鄂博铁山北坡进行实地调查,首次对北坡的矿量、矿质进行分析,同时将白云鄂博矿的品质、矿量放在国际环境中进行对比,突出了白云鄂博矿在世界矿产资源中的地位,提升了该矿的开采价值。上述调查结果及其分析数据都对白云鄂博矿的认识有不断的深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黄春江工作的重新认识:黄春江发现了白云鄂博矿的西方矿体群,但黄春江的工作仍然是在日本人的开发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室内分析均由日本学者做出,而且很大部分工作是基于圜部龙一的工作。另外,日本人在对白云鄂博矿地质调查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开发计划的调查,并拟定了具体的开发计划,这些计划包含了劳动力、原料、水源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解决方案,可操作性强。由于日本战败,日本人的开发计划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日本人对白云鄂博矿的调查及开发计划是日本对中国资源掠夺计划的又一铁证。

1 李毓英. 白云鄂博铁矿地质与勘探[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59. 9—11.

2 马棣. 白云鄂博1950年勘探记事[A]. 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挡案馆编. 包头史料荟要(8)[R]. 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局, 1983. 48—57.

3 严坤元. 白云鄂博矿区1950—1959年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回顾[A]. 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挡案馆编. 包头史料荟要(9) [R]. 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局, 1983. 43—61.

4 姚培慧. 中国铁矿志[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3. 44.

5 马棣, 黄声先. 丁道衡与白云鄂博矿的发现[A]. 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 包头市挡案馆编. 包头史料荟要(2) [R]. 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局, 1983. 30—43.

6 徐旭生. 徐旭生西游日记[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2.

7 丁道衡. 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J]. 地质汇报(第23号), 1933, (12): 53—58.

8 编者. 请看今日之探矿[J]. 矿业周报, 1928, (33): 529—530 .

9 侯德封. 绥远之铁矿[J]. 中国矿业纪要, 1932, (4): 278—279.

10 佚名. 绥远矿产调查汇辑[J]. 开发西北, 1934, (2): 73—87.

11 黄伯达. 绥远矿产志略[J]. 开发西北, 1935, (3): 1—2.

12 李健初. 丁道衡——中国地质找矿的先行者[A].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合编.地质学史论丛(4)[C].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2. 122—126.

13 丁君陶. 今日的绥远[M]. 佳木斯: 三江书店, 1937. 41—42.

14 蛰公. 内蒙古矿产之研究[J]. 新蒙古月刊, 1935, (5): 13—14.

15 黄春江. 绥远百灵庙白云鄂博附近铁矿[J]. 地质评论, 1946, (1—6): 411—412.

16 森田行雄作, 宋鸿年译述. 绥远白云鄂博铁矿床开发计划方案[R]. 1944年9月.北京: 全国地质资料馆.

17 圜部龙一. 绥远乌兰察布盟白云鄂博铁矿床调查报告[R]. 1940. 北京: 全国地质资料馆.

18 中国稀土发展纪实编委会. 中国稀土发展纪实(内部资料)[R]. 2008年2月. 包头: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档案馆.

19 坂本俊雄. 绥远白云鄂博附近萤石铁床调查报告[R]. 1944. 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20 安藤重治. 绥远白云鄂博百灵庙铁山开发计划书[R]. 1943. 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21 本间不二男. 蒙疆(绥远省)乌兰察布盟白云鄂博铁矿床紧急开发报告[R]. 1944年6月. 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ayan Obo Mine by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NIE Fuli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several declassified Japanese g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Bayan Obo iron mine, this paper found some different results from previous studies. Firstly, Sonobe Riuyiqi’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Bayan Obo mine were the most advanced after Ding Daoheng’s finding. Secondly, Sakamoto Toshio further investigated fluorite ore, and ha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its quantity and value after He Zuolin found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in fluorite. Thirdly, Ando Shigeharu investigated on the north slope of Bayan Obo min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nalyzes its quantity and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ng this mine with some foreign mines, he emphasized the status of Bayan Obo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world. This study could supplement and correct some viewpoin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Bayan Obo mine.

Bayan Obo, iron mine, fluorite, rare-earth mineral, geological survey

2016- 09- 04;

2016- 11- 05

聂馥玲,1964年生,呼和浩特市人,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技史和科学传播。

N092∶P5- 092

A

1673- 1441(2016)04- 04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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