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

陶威锭，申世飞，康晓文

(1.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北京 100084；2.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

陶威锭1，申世飞1，康晓文2

(1.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北京 100084；2.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针对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问题，以感知风险、感知利益、信任水平、认知水平4个因素作为核心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研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众主要通过利弊比较与托付判断两种模式形成核电接受度；信任水平在公众接受度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升公众对核电的利益感知比降低风险感知对提高公众核电接受度有更好的效果；认知水平与核电接受度间有正相关关系。

核电接受度；结构方程模型；信任水平；感知利益；感知风险

核电在减少碳排放、确保能源安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一旦发生事故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公众对于核电项目潜在的风险存在安全焦虑。随着公众公共决策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公众接受度对我国发展核电产业发挥了重要影响。福岛事故后，我国部分公众对核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我国核电接受度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1]，美国、中国[2]、韩国、法国等多个国家都开展了对核电接受度的研究。笔者基于理论分析与问卷调研，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主要工具，力求加深对公众核电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为推动公众理性认识核电以及我国核电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影响因素分析与调研

1.1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分为3类：①人口统计特征，即个人的性别[3]、年龄[4]、学历[5]等因素；②心理因素，即公众自身的信任水平[6]、了解程度[7-8]、收益与风险预期[9-10]等；③政策或项目因素，即核电政策或项目的自身特征，如信息公开度[11]、公平性[12]、沟通质量[13]等。笔者主要从心理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模型分析。

公众核电接受度问题本质上是决策问题，即是否愿意因为核电所带来的利益而接受项目潜在的风险。因此，公众对核电带来的风险与利益的主观感受，即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是公众形成核电接受度的核心因素。公众形成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的过程既取决于公众掌握的关于核电的已有信息，又受到公众对核电决策、建设、运营、监管、应急等过程中相关角色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因此引入认知水平与信任水平作为影响因素。感知风险与感知利益以利弊比较的形式直接影响核电接受度。而信任水平与认知水平则通过感知利益与感知风险间接影响核电接受度。信任水平与认知水平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建立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1，如图1所示。

图1　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1

核电项目涉及大量专业知识，部分公众未必会形成对项目风险与利益的感知，而只是依据对决策方的信任水平，判断项目决策是否可以被接受。这种托付式的判断模式反映在模型中，表现为信任水平对核电接受度的直接影响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2

1.2问卷设计与发放

笔者基于2011年与2013年两次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调研问卷主要分为人口统计信息与核电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相关信息两大部分。前者主要对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人信息进行了统计；而后者主要依据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设置问题，如表1所示。

表1　核电接受度及影响因素调研问题

通过网络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2011年共回收了764份问卷，其中网络问卷700份，纸质问卷64份；2013年共回收了756份问卷，其中网络问卷546份，纸质问卷210份。两次调研取样均具有较广泛的覆盖范围，包含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的群体，能够代表公众的基本态度。

2　方法介绍与模型建立

2.1方法介绍

结构方程模型的思想起源于传统的回归分析概念与路径分析概念[14]。经过整合，可以方程模型理论逐步得到了完善与广泛应用。依据是否能被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变量分为测量变量与潜在变量。潜在变量需要通过可直接测量的测量变量来进行间接计算。依据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潜在变量分为潜在内生变量、潜在外生变量两类，对应的测量变量被称为测量内生变量和测量外生变量[15]。

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方程与结构方程两部分，前者指潜在变量与对应的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后者指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计算思想是：分别依据实际数据与理论模型计算出协方差矩阵S和R，并通过计算使两者尽可能一致，即求得模型中变量间系数值。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评价，其一是变量间关系是否显著；其二是通过计算S与R之间的最优相似度，评价模型的优劣。基于不同的角度，评价参数也有所不同[16]，笔者选择了5个参数进行评价，如表2所示。

表2　评价参数

2.2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基于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将核电接受度、感知利益、感知风险、信任水平、认知水平定为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潜在变量，并根据表1设定相应的测量变量，所得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核电风险公众接受度结构方程模型1

图4　核电风险公众接受度结构方程模型2

通过对两次不同时间的调研结果分别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对比评价参数，可以对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与实际数据的吻合程度进行评估，并进一步根据所得方程的系数分析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问题。

3　数据分析与主要结论

3.1 模型评价与对比

笔者使用AMOS软件[17]，根据2011年与2013年两次调研数据，分别按照图3与图4所示的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所得评价参数如表3所示。

表3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参数

由于表3可知，模型1与模型2均满足评价参数的基本要求，但模型2的评价参数更优。因此，两个模型均与实际调研数据较好地吻合，而引入了基于信任的托付式核电接受度的模型2表现得更好。

3.2结构方程模型系数分析

根据评价结果，选用模型2对2011年与2013年的调研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求出对应的测量方程与结构方程的系数，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

由表4可知，模型中潜在变量及对应测量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表明所选择的测量变量适合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由表5可知，总体而言，感知利益、信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核电接受度的上升；感知风险的上升则会带来核电接受度的下降；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感知风险，提高感知利益。进一步分析模型中影响因素间的系数，并对比两次调研数据分析结果的差异，结合两次调研的不同背景(2011年事故后及2013年非事故情况)，总结出如下结论。

(1)感知利益比感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更大。通过降低感知风险的方式来提升核电接受度有其固有的限制：绝对的安全是无法保证的，公众可能始终有对核电站事故的恐惧及持有“宁可信其有”的谨慎态度，感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的负面影响较大。这一结果表明，在日常情况下，提升核电感知利益水平对提升核电接受度有更好的效果。

表5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系数

(2)信任水平比认知水平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信任水平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是单向的，但认知水平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包括正面与负面两方面的信息，因此从线性相关的角度看，单纯的认知水平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核电接受度的显著提高。

(3)托付式的判断模式在2011年影响力较弱，在2013年影响力较高，而基于利弊比较的判断模式则相反。这一结果表明，事故后公众更倾向于自行通过利弊比较判断是否接受核电；而在日常情况下，由于关注度下降，信息获取减少，公众更倾向于通过托付模式来进行判断。

(4)认知水平与感知风险间的相关关系发生了改变。事故后，提高认知水平能消除认知盲区，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恐慌情绪；而在日常情况下，认知水平的提升与感知风险、感知利益均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4　结论

基于2011年与2013年两次全国调研数据，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形式研究核电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结构方程模型能从整体的角度评估模型，能同时对比不同影响路径，对于多因素、关系复杂的模型分析效果较好。根据分析结果总结出以下结论：

(1)公众主要通过利弊比较与托付判断两种模式形成核电接受度。事故发生后，公众倾向于依靠前者对核电接受度进行判断；而在日常情况下则主要通过后者。

(2)信任水平在公众形成核电接受度的两种模式中都扮演关键角色。核电行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政府、企业与公众建立互信关系。

(3)提升核电感知利益水平比降低感知风险对提高公众核电接受度有更好的效果。感知风险水平的降低有其固有的限制，公众需要切实感受到核电带来的收益，才会接受核电发展中的潜在风险。

(4)认知水平与其他因素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认知水平的提高能减少认知盲区，消除信息不对称，事故后能减少恐慌，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一定会降低感知风险水平。从分析结果看，总体而言认知水平与核电接受度间有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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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Nuclear Acceptance

TAO Weiding, SHEN Shifei, KANG Xiaowe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nuclear acceptance, perceived risk, perceived benefit, trust and knowledge are the main factors.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inquiry data of surveys in 2011 and 2013, was construct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public decided their acceptance on nuclear projects mainly through benefit-risk comparison, or entrusting the decision makers; (2) trust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public nuclear acceptance; (3) it was more efficient to increase public nuclear acceptance through increasing perceived benefit than deceasing perceived risk; (4) knowledge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uclear acceptance.

nuclear accept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rust; perceived benefit; perceived risk

TAO Weiding: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China.

2095-3852(2016)04-0397-04

A

2016-04-25.

陶威锭(1991- )，男，广东梅州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士研究生.

X915.2

10.3963/j.issn.2095-3852.2016.0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