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道会议看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

陈晋

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由此改变此前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向，避免了中央红军钻进敌军重围的危险。这一点，是党史研究中提到“通道转兵”时，一再强调的。

如果把通道转兵看作是“长征”复杂历史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放在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意义中来研究，我们的认识会深刻一些，即：通道会议在长征中党的战略转变、思想自觉和组织成熟三个方面，都起到了“开端”的作用。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转移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有七次说，有十次说，还有十三次说等多种观点，最终才做出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改变长征战略方向，实现前进方向调整的第一次。

改变战略方向，基于对敌情的正确判断。因为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国民党军队已经布下20万重兵张网以待。很明显，原定战略方向行不通了。危急关头，能不能、敢不敢寻找新的战略转移方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尽管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李德在会议中生气发火还中途离席，但是会议仍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行军主张。不久，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便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通过了毛泽东在贵州（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彻底否定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战略方针。可见，通道会议为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作了重要准备。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选择合适的落脚点，创建重新出发的大本营。没有前进方向的调整转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看来，调整转变战略方向，是情非得已，并不是那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政治生态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的大转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历史转折的会议有两个，一个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一个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转折，在前面都有伏笔，有引线，有准备；在后面也都有余波、有推进、有最终的结果。因此，认识通道会议的难处，要立足于当时的实际；体会通道会议的作用，要立足于调整转变战略方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作用。通道会议作为调整转变前进方向的开端，其作用在于事实上打通了此后一系列战略方向讨论和选择的逻辑链条。

在通道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场实际，抵制一贯秉承共产国际旨意的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改变此前“画图式”的进军路线，通过转兵，迈出了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第一步。迈动这一步，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开始了思想自觉。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究其原因，可以说是领导智慧和经验有问题，也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有问题，还可以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上找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缺少独立自主干中国革命，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实践决策的思想自觉。

长征初期突破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还没有唤醒。博古主政、李德主军的领导权威也没有发生动摇。客观地说，正是通道会议前几天湘江血战导致的惨重损失，广大红军官兵和中央领导层，才开始深刻思考，照这样的领导思路继续走下去还行不行？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的情况下难道还要不顾实际往里面钻？于是，对战略计划就有了争论，才有了前进方向的调整和转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自觉的开端。

在通道会议这个思想自觉的开端上，领导层原来盲信的教条和共产国际权威动摇了，转兵的决策符合实际了。正是从通道转兵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长征途中，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决策。这其中，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个最显著的标志。从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有了长征北上路线的坚定方向，有了战略战术风格的焕然一新，有了处理党和红军团结问题的正确办法，更不用说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创造新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了。总之，有了思想自觉，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国革命从被动应付转而开始形成主动局面，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被排挤两年多后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有了发言权，并且是他力主转兵。也正是从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获得广大红军官兵和中央领导层拥护之势，一目了然，进而在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上，不仅正式复出，而且还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质上接过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在长征途中，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占到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绝大部分，其余的工作都是服务于军事工作这一中心问题的，相比之下，至于谁在党内负总责，怎么排名，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把仗打好。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在长征中，军事指挥问题的解决，也意味着组织路线的日渐成熟。

应对和处理危机，是对领导者的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权威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在危机中，人们普遍地渴望通过权威决策来消除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由此产生新的领导权威和领导群体。党内领导层在长征途中不是没有争论，从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开始，到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等，可以说争论不绝如屡。但是，他们的争论，无不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没有掺杂个人的私利；无不是为了形成共识，寻找步调一致的基础；无不是在有了共识后，团结配合，一心一意不打折扣地执行党的决议。而争论的结果，常常是毛泽东的意见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表明，一个成熟的领导群体和领导核心开始走向成熟。

邓小平在1989年两次谈到，“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党的组织成熟，意味着党的领导集体的稳定，这对中国共产党经受各种考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至关重要。邓小平1989年提到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6位重要成员，包括他没有谈到的自己，无一例外都是长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除了任弼时外，还都参加了遵义会议。这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千难万险的危机中奋斗过来，亲身经历或推动重大历史转折的人，其政治智慧和思想方法，经验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均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锤炼。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正是在湘江血战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后被选择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领导能力，更是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的实践考验后被全党认识和推崇的。而这一切的开始，便是通道会议。

总之，正因为有了上述的前进方向的调整转变，有了思想自觉，有了组织成熟，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实现了凤凰涅槃一样的新生。

长征胜利80年了，通道会议82年了。穿梭的光阴湮隐了许多事情，但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却历久弥显，给我们不少现实启发。比如，长征途中战略方向的调整转变，是党领导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很关键因素，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与时俱进和自我调适能力。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的精神自觉，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坚定走中国道路的思想基础。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在组织上走向成熟，是我们党在此后的斗争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组织保障。这些，都启示我们，在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我们理应树立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必须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实干苦干中提升能力，在困难面前勇于担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