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刘源隆

悲欣交集 唢呐这种响器从国外传入不到700年，成为西北部人民喜闻乐见的乐器，红白喜事都可以用唢呐来高歌一曲。

唢呐声起，从层层叠叠的芦苇荡里激越而鸣。众鸟高飞，报以同样热烈的回响。

正在引起热议的电影《百鸟朝凤》用最复古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传承的故事，也完整地展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遗落的珍贵民俗文化。焦三爷的焦虑，一如所有民间艺术传承人的焦虑，当时代大潮席卷而来，那些传统手艺人正在失去传承。

倘若没有列入非遗传承，唢呐在乡间真有可能失传。2006年5月20日，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是，河北吹歌、山东吹乐、辽南鼓吹、潮州大锣鼓和山西八套等地方音乐离不开的乐器——唢呐，重新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得胜回朝》、《百鸟朝凤》这些流传上百年的音乐也得以继续流传下去。

2016年，由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首度将非遗传承的培训与推广纳入了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57所大学中。

在今年两会上，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越来越重视的。

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前行

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后，马盛德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只不过当时这项工作被称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古琴申遗过程，我基本全程跟了下来。”经历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飞速发展15年的马盛德说，那时候文化部还没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部放到了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古琴，这门艺术在人们视野里是非常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更不要说地方的保护了。”现任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的马盛德回忆说，他很高兴地看到，“非遗”申报成功后，现在各种古琴学习班涌现出来，不仅是孩子学，更多的是城市白领在学，大学里也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的古琴琴社、昆曲剧社等。

现代人通过这样一门艺术，得以和古人有了精神上的沟通。马盛德说，“跟过去比，古琴和昆曲的发展在这15年间是翻天覆地的。”

也正因如此，国家文物局将2016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定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一线工作的颐和园副园长秦雷表示：“近些年，从社会到政府方方面面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性在不断加强。这种重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们形成了统一的理解，由文物保护、古迹保护等形成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统一概念。而且，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我们的专业性、科学性是在不断加强的，在文化遗产的管理方面对于弱化商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赢得了普遍关注的大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上取得的进步是不能否认的。”

2015年，中国土司遗产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联合申报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世界第二，另有43个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此前历时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11年12月结束。普查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包括新发现文物536001处，复查文物230721处。

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943处。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为4296处。与前几批相比，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了较多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等新型文化遗产。

按照“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2014年起，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选取了27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的传统村落，计划用3年时间，统筹推进传统村落在遗产保护、民生改善、环境整治、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工作，使其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典范。

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目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2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5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76个。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30个。

对于“十三五”期间的工作展望，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告诉记者，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就是“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也鼓励大家更多进入到文化遗产领域。我们所说的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去看文化遗产，去喜爱文化遗产，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方向。”

遗产保护：如何与世界对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申遗”可以说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之一。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人们开始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这开启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从1987年，中国成功申报了故宫、长城、泰山等在内的第一批6项世界遗产项目，到2015年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48项。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看来，世界遗产总数在30年间的跃升，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除了世界遗产总数的增加，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断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逐步达到了国际水平。郭旃表示，如今，中国已经步入了与国际文化遗产界平等对话的新时代。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人士透露，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准备申遗。而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因此，中国要完成目前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之所以出现如此浩大的世纪工程，除却我们对自身文化遗产的重视，经济利益无疑也是重大驱动。就之前的经验来看，一旦“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拿到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笔的保护基金，和剧增的旅游收入;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这一“文化政绩”，也是不惜血本的投入，而问题也自然随之而来。

据之前有媒体报道，五台山为“申遗”，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直接投入不下二十亿，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净佛国。而当“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的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问题也不少。本来社会转型，许多老的民族传统技艺就已经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环境。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家鹏直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弊端，“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片面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随意滥用、机械复制、过度开发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的某种文明价值，因不合理的利用而中断。甚至一地方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的确，如何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既找回文化遗产保护的净土，又让文化遗产能够面向市场活态传承，创造经济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王家鹏希望：“文化遗产保护切忌短视，不必为了一时经济的效益，过分地把遗产申报看得至高无上，“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保护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贯彻一个理想的遗产保护的体系，来把我们全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同时也指出，但这样艰巨的任务只靠政府和研究机构是断然不够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是人民，为了这些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它终究需要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传承创新：怎样融入现代生活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严耕对此表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表明了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人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

据朱晓东介绍，今年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设在河北承德，为了让文化遗产能够贴近百姓，文物局策划了众多与民众互动的活动。

“去年在重庆我们遴选出50个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保护的典型事例进行展示，也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决定继续举办。同时也要邀请一部分入选的社会力量参与的典型事例的单位和个人到承德出席主场城市活动，共同度过美好的节日。”再次，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美术作品展。“这个展览很有意义，我们此前已经举办过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等美术创作展览，今年我们申报的项目是广西的花山岩画。希望这些活动能够进一步宣传我们的文化遗产，让更多人民群众来喜爱，来保护。”此外，还有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活动，使文化遗产融入到中小学生的文化生活里去。

除了宣传活动，文化遗产本身也应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秦雷以颐和园的保护现状举例说道：“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于城市化发展，城市的扩张对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比较严重。原来颐和园周边是稻田、泉水、村落，它们和颐和园一起是很和谐的系统，但现在从万寿山一眼望去，尽是高楼大厦了，这让颐和园这一皇家园林的气质大打折扣，让颐和园和周围现代化建筑显得格格不入。”

原来颐和园周围的村落，都已经搬迁走了，当地原有的村落民俗文化也随之消失，这对整个颐和园的遗产保护体系产生了影响。

据了解，颐和园在“申遗”时，曾提出了文保规划，也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的承诺，这一规划包含了遗产本体的核心区与周围3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对周围建筑的体量、高度、形式、颜色都提出了规划。但是到现在，上级部门仍然没有批复。秦雷对此很遗憾：“这个的确很难，因为涉及周围很多的单位。城市化肯定是趋势，文化遗产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我们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像清代的环境一样，但是这要有一个底限，明确哪些可以改变，哪些是绝对不能破坏的。”

他还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只靠政府、文保单位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重视与参与，让文化遗产能够和它周围现代化城市生活相协调、相融合。”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创新发展、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现代的中国是来自历史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才能更好地掌握未来的一百年。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在于它根源于社会生活，文化遗产又是我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最实在、最具体、最直接、最真实的体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朱晓东对此阐释道。

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古迹遗址到乡村民居，从传统技能到民俗文化，众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构成了我们国家记忆的最有力的物证，是城乡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国家的名片。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能够深厚历史积淀，彰显城乡个性，提升文化品位。

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指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