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警惕华人论”的背后

本报驻澳大利亚特派记者　李锋　本报记者　王天迷　●丁雨晴

这两个月，澳大利亚突然跳上与中国作对的国际舆论前台。支持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给议员发放提防中国的小册子，澳政府和国会为应对中国显得格外忙碌。“警惕中国轰炸机从南海人工岛礁对澳发动攻击”“中国搜寻MH370的救助船有可能在刺探澳军行动”，澳媒更是挖空心思炒作“中国威胁”。在这一波舆论浪潮里，在澳华人成为众矢之的。前段时间，澳参议员达斯塔里接受华人公司捐款闹得沸沸扬扬，担心北京通过华人渗透影响力的声音随之高涨。“大量在澳华人效忠北京而非堪培拉”，澳知名战略专家保罗迪布甚至在《澳大利亚人报》如此发文警告。他不惜将华人移民进行区分，“老移民更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且从未中断批判中国的声音”，迪布显然在暗示新一代华人移民与中国联系更紧密。那么，在澳新一代华人移民究竟是怎样的群体，澳媒为何对他们如此不放心呢？

老移民，新移民，新新移民

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有条唐人街，街道两旁的各类中餐馆热闹非凡，与之相比，隐藏在街角深处的澳华历史博物馆显得格外低调。虽然不显眼，但当地华人多年来尽心维护这座博物馆，因为它详细记载了旅澳华人的故事，对外诉说他们150多年来在澳留下的足迹和经历。

据博物馆资料记载，“1803年，一名孤独的华人木匠抵达悉尼”，开启了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篇章。随着淘金热的出现，澳大利亚华人数量在这50年后急剧攀升，华人在澳历史通常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算起。当时在一些金矿里，华人数量能占据25%。而在今天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当年华人数量一度超过白人。由于中国移民在开采、园艺、洗衣等行业中能吃苦耐劳，雇主非常愿意雇用他们。到19世纪80年代，在澳华人达到5万。

其间，澳白人对中国人的涌入十分不满，他们担心勤劳且能接受较差工作条件的中国移民抢走他们的饭碗。1857年，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的勃克兰河地区爆发了反华事件。此后，随着排华事件不断，殖民地政府时常出台限制中国移民的法规。到1901年澳大利亚成立新联邦政府，排华情绪上升为国家政策。在“白澳主义”影响下，澳政府推出《移民限制法案》，规定特定移民人群入境时，需要通过海关官员执行的听力测试，听写出50个单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介绍说，如果移民英语比较好，那么海关人员就会测试其他语言，针对意味十分明显。该规定实行期间，几乎无人可以通过测试。“白澳政策”的结果是，1940年，澳大利亚华人数量下降至9000人。上世纪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后，华人数量才开始回升。

如今，澳大利亚人口超过2300万，华人大约100万。《澳大利亚人报》称，这其中大概1/3出生在中国大陆，另外有14万留学生。

“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内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有所谓的‘新移民之说，相应的，此前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就被称为‘老移民。”澳大利亚华裔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雪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

“老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区，以说粤语为主。他们早前入境澳大利亚的情形复杂多样，包括印支（越柬等国）难民、香港投资移民和台湾技术移民等。除了来自港台的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很多人是传统的“三把刀”（菜刀、剃头刀、裁缝刀）。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悉尼西区的华人很多都是“老移民”。他们在澳大利亚已繁衍至第二、三代，其子女大多在澳长大成人，一些人已成为主流社会的佼佼者，比如澳大利亚工党影子内阁外交部长黄英贤和达尔文市长林芳。华裔女作家方佳是澳知名畅销书作家，她告诉记者，她的父母是来自柬埔寨的华裔，他们平时在家说潮州话，不会说普通话。

至于“新移民”，主要是以说普通话为主的群体，他们通常来自中国大陆，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留学后定居者，他们往往具备较高专业素养，主要从事科研、教育、金融等行业；技术移民，他们各有专长；近些年出现的投资移民，他们财力雄厚，主要从事中澳贸易工作或在澳进行投资。

根据雪珥介绍，澳华人群体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在“新移民”中，有一个被称为“四十千”的特殊群体。他们早年以“留学生”身份入境，后来通过难民途径最终获得定居权。这4万人如今是澳大利亚“新华人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比“四十千”晚来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被认为是“新新移民”。

“新一代移民对中国认同无可厚非”

澳大利亚华人群体最近被置于聚光灯下，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参议员达斯塔里接受华人公司政治捐款是重要背景之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披露称，这名议员的约1670澳元差旅开支曾由一家高等教育研究所机构支付，该机构总经理经常被拍到与中国政府官员合影。

达斯塔里后来被迫辞职，但围绕中国渗透影响力的热议浪潮仍没有褪去，而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澳华人在这其中是否发挥了作用或扮演了什么角色，成为澳媒争议的话题。

曾任澳秘密情报局局长和副防长的保罗·迪布表示，“数量危险”的在澳华人“效忠”北京。他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称，近几年，主要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倾向于中国政府。“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不想着融入主流社会，反而在心理上效忠于其他外国政府，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很危险的局面。”他认为，跟新移民相比，老一代华人移民的归化程度更高，对中国更具批判性态度，即便如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亲中国的华人比例正在上升”。

“或许由于移民时间较短，以及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部分华人与当地人交流时面临一些困难，但这并不代表新移民融入澳社会的程度不高。”对澳华人社区有多年深刻观察的《澳大利亚华人年鉴》主编冯小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其实，绝大部分在澳华人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他们定居于此，没有理由不对澳政治、文化、经济的进步做出贡献。事实上，华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也为大部分政界人士和当地民众认可”。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曾在《澳大利亚人报》撰文称，如今，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移民来源国，“我怀疑任何群体都不如他们如此迅速地融入、归顺并以澳身份安逸地生儿育女。”

对于“老一代移民对中国更具批判性眼光”的说法，雪珥不以为然，“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政治态度，是基于不同的来源地”。

亚裔澳洲人联合会召集人艾琳·邹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她认为“拥有不同历史背景、持有不同政见的华人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存在不同看法”。她说，“一些人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国力倍感自豪，另一些人表示，这种实力对言论自由产生的影响让他们疑虑重重”，“从整体上看，‘更新的中国移民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影响力的态度更正面。”

冯小洋认为，新一批移民对中国更认同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中国有联系，比如基本在中国受过教育，从事中澳贸易工作，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中国等”。

“警惕华人并非主流”

“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对于种族的比较和评价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很难看到公开的文字记录来评价不同批次的华人移民。”雪珥说。而据记者观察，对很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华人都是“Chinese”，除非与华人群体有深入接触，否则分不太清楚“中国人”“华人”以及“老移民”“新移民”。

雪珥表示，“老移民”比较低调，很少被主流社会关注。这种“低调”一方面由于中国人不张扬的性格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他们在教育和经济水平方面普遍较低的客观现实。而以投资和技术移民为主体的新一代移民，他们对澳的归属感有所增加，各方面的实力带来自信，也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对于这批在教育和经济水准上大大提升、甚至超过澳本土不少人的中国移民，许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他们需要时间适应这种变化。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侨社人士普遍认为，作为华人，他们不可能不为祖籍国的国力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受尊重”而自豪。他们表示，这份感情其实和在澳大利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英国的强大和成就而骄傲一样理所当然，不应受到非议。

“澳舆论对华人的评价，是反映他们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关注和警惕的侧影”，雪珥分析说，归根结底就是和以前相比，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他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到，警惕和抹黑华人群体仅是澳媒的一部分，该国整体民意比较亲华。”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曾发表2016年度民调报告，结果显示，30%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澳在亚洲的最好朋友，85%的受访者对他们认识的中国人持积极态度。紧接着，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另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雪珥认为，部分媒体的炒作不能代表主流看法，澳政界和商界重要人物也都没有附和，“这些针对华人的报道甚至可能是某些大国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华人不必太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