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砸不碎的花岗岩脑袋

唐宝民

最早的电影，是无声的，就是所谓的“默片”，后来，有声电影发明出来了，电影就变成了一门综合艺术，电影由此真正进入了发展期。但有声电影的发明也产生了副作用——默片时代的一些明星，如嘉宝、阮玲玉、胡蝶等人，扮相虽然好，但一张嘴说话就不行了，于是就成了有声电影的牺牲品。有的明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就开始极力反对有声片、想方设法阻止有声片的推广。2011年，法国拍了一部叫《艺术家》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内容，讲的就是默片时代的大明星，为了阻挡有声电影的发展，自己倾家荡产去拍默片的故事。其实，在我们中国，这种保守思想更为严重，每当新的事物出现时，都会有一些人戴着砸不碎的花岗岩脑袋竭力反对，改革因此遭到重重阻力，极难向前推进，有的甚至因此而夭折。

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代文言”，这一提议惹恼了一些老顽固，翻译家林纾就坚决反对以白话文代文言文，他愤怒地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影射小说《妖梦》来攻击白话文，这篇小说描写一个书生梦游阴曹地府时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门外贴着一副对联：“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贴着一副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在这篇小说的结尾，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把白话学堂的人通通吃掉了。

中国的繁体字过于复杂艰深，书写起来很麻烦，因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倡简体字，时任国家元首的蒋介石就是倡导者之一，蒋介石认为汉字笔画太多，儿童学习起来太艰苦，表示“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便指示逐步推选简体字，并于1935年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可是，简化字方案却遭到了当时的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坚决反对，这项政策因此无疾而终。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罗家伦也曾大力提倡简体字，结果遭到了一些文化人的强烈反对，那些大小打手一致指控：“凡是主张简体字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都是与共产党‘隔海唱和！”这样一顶政治大帽子扣下来，谁能受得了？于是，再没人敢提汉字简化的事了。

科举制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由于其弊端越来越多，所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废科举、兴新学”，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这样的好事同样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那些反对废科举的大人物，在这里就不提了；笔者在读张鸣先生的《重说中国近代史》时，看到这样一段史料：清朝废除科举后，山西侯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改革的主张，在任何朝代，都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利益如此明显的改革举措，却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强烈反对，真的让人不可思议。这印证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某些抱着正统思想不放的士大夫的观念里，一直将改革视为洪水猛兽，某些士大夫集团已成为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反对者，站在社会改革的对立面，成为历史车轮呼啸前进的绊脚石。在中国，变革之难，难于上青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鞅会车裂而死、谭嗣同等六君子会血染菜市口刑场了。“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柏杨语）

然而，时代毕竟是在进步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许多改革措施，虽然经历了重重阻挠，但依然艰难地挺进，完成了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打火机出现，火柴消失了；计算器出现，算盘消失了；CD出现，磁带消失了；手机出现，BP机消失了；数码相机出现，胶卷没市场了……不是谁干掉了谁，而是历史选择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