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红一代

孟向荣

梦里常迎慈父还，依然壮健似当年。长征正盼风鹏举，勋业频催老骥传。百炼人间钢铁恨，无私眼底海洋宽。于今谁唱洪湖水，滚滚江流未断弦。

——题记

一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的父亲孟昭亮参加革命的时间比长征还要早近七年。父亲的战友夏耀堂跟他说：“咱俩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却坚持自己是1930年1月。夏耀堂便说，“那我的资格比你老。”父亲的另一战友杨子华与父亲一个村——湖北省石首县藕池口谭家湾。他也自言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跟我讲：“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你爸爸还在床上睡觉。”父亲跟我说：“他怎么知道我睡觉前没有参加革命。”

杨子华和父亲都是我爷爷孟广春介绍参加红军的。爷爷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他介绍村子里八十人进入队伍，到新中国成立时，活着的只有杨子华和我父亲。杨子华跟我讲：“你爷爷是1932年在湖北省潜江牺牲的，我带着你爸爸到埋葬红军的乱坟岗子找，没有找到确切位置，你爸爸哭了一场就走了。”

杨子华，抗日战争初期在晋察冀八路军当团长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附近射入、左太阳穴附近穿出，眼睛被打瞎了一只，人却顽强地活了下来。由于耳聋听力不好，他说话扯着嗓门喊，生怕别人听不见；有时说话很有趣，记得1980年父亲病危时，他在北京医院对我说：“我很能干，你爸爸的能干比我更能干。”父亲则嫌他爱说车轱辘话，啰唆。跟我讲：“杨子华在第四野战军担任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时，部队南下打到湖北省石首县，他兴奋地在大街上拔枪鸣响，把老百姓吓得不知所云。新生政权的同志为此专门请杨司令去喝酒。”杨子华比父亲大一岁，1955年、1965年、1975年，在他不惑、知天命、耳顺之际，都拉着父亲到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合影。从老一辈容颜的变化可以体味岁月的淘洗。而今，俩人都过世许多年了。

父亲是个红小鬼，没有发枪，随着部队跑。部队“放羊”（父亲常用的术语，意思是溃败），他就找一匹小毛驴跟着，遇到过大河，手牵驴尾巴，一些红军被淹死了，他则到达彼岸。1932年，父亲被挑去给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当传令兵，1934年离开贺老总。我问父亲什么原因，他说：“打架。”事情是这样的：部队宿营，父亲找来一块门板，这比在土地上睡觉舒服。贺老总的另一位传令兵杨之华也想睡这块门板，两个人抢门板，在地上滚来滚去……贺老总发现后，就不要他俩了。杨之华被送到一个红军连队当连长，我父亲则被送进保卫干部培训班。杨之华在长征途中牺牲了。父亲说：“因为打架，很长时间我不理他。现在非常怀念他，牺牲的人太多了。”

从保卫干部培训班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担任特派员。父亲和十八团团长成钧（又名成本新）是政治委员余秋里负伤的证人：他们仨人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子弹打到了余秋里的胳膊上。红军缺医少药，余秋里伤口化脓，胳膊被锯掉了。贺老总为了保存骨干，命令用担架抬着他走长征路。早些时候，六师师长贺炳炎的胳膊也被打掉了。于是产生了后来在共和国闻名的两位“独臂将军”。余秋里担任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时候，我读过诗人严辰在大庆油田写的颂扬他的诗句：“一只空袖筒在春风里飘荡……”感慨良多。是的，红军精神就是忠于信仰、不怕牺牲，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壮大，写就悲壮的史诗。

红军的特派员制度，学的是苏联“契卡”——由军团保卫局垂直领导。因此，父亲与成钧、余秋里平级。父亲的许多搞军事、政治或后勤工作的战友都说，他是搞“那个”工作的。“那个”的含义很多。直到1972年年底，父亲去301医院探视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六师政治委员廖汉生（“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他说：“孟昭亮是搞那个工作的。1950年国庆我从青海到北京，他给我送登天安门观礼的票。”其时，父亲担任中央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

我曾经问过父亲，对你的老领导你佩服谁。新中国成立后，当然是罗瑞卿。“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说：“孟昭亮讲过，罗瑞卿比孔明七擒孟获都高明。”我不知道父亲说过这话没有，但当时的造反派这么讲并没有存什么好心。在战争年代，父亲最佩服的是李井泉。举一个例子：李井泉担任一二0师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时，父亲是该旅锄奸科科长。三五八旅在冀中打游击，旅部宿营在一个村子里，村子被日寇包围了，旅部司政后的机关干部都拔枪准备战斗，被李政委制止了。他说：“鬼子两眼一抹黑，怎么知道咱们的旅部在这里。可能是要干点儿拉猪偷鸡的事，不许出声，按兵不动！”李井泉的判断是准确的，鬼子在村边转了转就走了。一旦发生战斗，日本人很可能摧毁三五八旅的中枢。父亲说，在危急关头，才能看出一个指挥员的水平。

百团大战之后，贺老总带着我父亲去了延安。先是在党校学习，后留在党校负责整风审干工作。父亲“管”的都是延安的知识分子，如丁玲、刘白羽、艾青、萧军、欧阳山、草明、马洪、塞克、郭小川等。当时同志们对萧军有些争议，看不上他，父亲则说萧军举止有点儿“活宝”，但没什么问题。父亲在延安的故事很多，不一一细述。几十年后，大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父亲深情地说：“我党最好的时期就是延安时期。”

日本人快投降时，贺老总又把父亲带到晋绥军区，担任军区组织部部长、保卫部部长。当时许多同志争着去东北，父亲把给他的名额让了出来。他在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考察过干部队伍建设。改革开放后公开出版的《王恩茂日记》记载了此事，稍有遗憾之处在于产生了编校错情：把父亲的名字误排为“孟明亮”。他在吕梁山区的静乐县搞了半年土地改革，与陈伯达、田家英、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在一起。1970年秋天，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出事的消息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一年之后，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父亲对我说：“陈伯达是个草包，搞土改时，他夜里不敢出屋撒尿，就把尿撒在洗脸盆里，白天用水涮一涮，再洗脸。他怎么能当国家领导人，就是个吹喇叭抬轿子的。”父亲对田家英印象不错，说小夫子有学问，过目成诵。指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和田家英陪同毛主席视察河南，路遇一块石碑，田家英说：“我念一遍碑文，就能背下来。”好多的字呢，他背得一字不差。我说：“爸，田家英蒙你呢，这段碑文应该是他早就熟悉的古文段子。”

党中央小河会议上，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父亲去了前线，在晋绥军区独立三旅担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后期改编为一野八师），参加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1949年冬天搭乘贺老总的专机来到了北京。

二

记得，1972年年底，父亲从陕西省兴平县来北京瞧病（实际上也是躲避造反派的冲击），住在王府井八面槽瑞金路的公安部招待所（原杨奇清家）。许多部里的老同志去探视他。老局长苏宇涵对我说：“进城时的公安部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拨是延安枣园和保安处的，一拨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的，一拨是军队过来的。”父亲属于“军队过来的”。这些人在公安部职务较高，有徐子荣、雷荣天、卓雄、邓少东、蔡顺礼、王赤军、刘伟和我父亲等。

父亲在公安部的主要成绩，是在1953年3月担任劳改局局长之后取得的。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部门工作局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国家劳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经常教育干部，要相信绝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敌我矛盾性质的罪犯也是可以转化的。他对刘少奇“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指示，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对毛泽东“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体会尤为深刻。

父亲过世后，公安部劳改局的负责人李石生等，曾在《人民公安》上发表了一篇缅怀文章，记述了父亲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孟昭亮同志在1956年全国管教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罪犯在依法判刑劳改期间，或是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是被停止行使其政治权利。但是依照党的政策以及宪法和劳改条例等法律规定，不准对他们打骂体罚，伤害其身体；在吃、穿、住、医疗、卫生方面给以物质生活的必要保证，不准虐待和克扣应有的标准；对其没有被依法没收的私人财物，不得侵占；还依法享有申诉权和控告权，等等。不能认为，罪犯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被停止行使其政治权利，就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权利了。对于刑满释放就业人员，“除依法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其余的人都应当恢复他们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上规定的全部权利、义务。他们已经不再是罪犯，而是在我们国家企业上工作的职工。对他们要像国营企业一样，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则，而不应再实行对犯人一样的管理办法”。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年逾花甲的我，正在延续老一代的事业：他们改造好了末代皇帝溥仪，我则成为了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多次再版编校该书稿的过程中，我查阅资料时，曾读过司法部主编的权威史著《新中国监狱史（未定稿）》。这部书稿也用较大的篇幅征引了父亲在六十年前的这个总结讲话，并对它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以及现实指导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记得，父亲去世后，公安部党组为他作的悼词初稿，有在孟昭亮同志的领导下，新中国劳改事业“取得了誉满全球的成就”之类的话，悼词定稿把它删削了。

我生也晚，还保存一些孩提时代如同“梦里依稀”的记忆：大约五岁的时候，星期日幼儿园放假，父亲领着我去过北京自新路的第一监狱。他主动迎上去，与一个嘴里嚼着白馒头的青年犯人说话。这个犯人个子高高的，嘴唇厚，一张嘴便露出黄板牙。父亲问：“因为什么事进来的？”犯人答：“偷东西。”父亲问：“判几年？”犯人答：“五年。”父亲很和蔼的样子，用湖北口音与他说话。只见青年犯人有点儿慌乱，表情腼腆，露出黄板牙傻笑……

李石生等也曾记述了我父亲的工作作风。

孟昭亮同志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一直保持着老红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从不摆官架子，使得下级干部都愿意和他接近，在生活上和广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同干部、工勤人员一起参加劳动。有时还亲自到一般工作人员的家里走访，发现问题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使得大家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很温暖，很愉快。到基层考察工作，他对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广大干部，更是关怀备至，问寒问暖，了解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每到一地，尽管时间较短，但由于他生活上不搞特殊，坚持与基层干部实行“三同”，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还与广大干部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1960年公安部劳改局有些干部下放到甘肃省民勤县劳动锻炼，生活很困难。这时，孟昭亮同志已被调到青海省担任领导，在百忙中，他不辞劳苦，专程从青海来到下放干部的驻地，亲切探望，使同志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在当地群众中也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父亲担任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的时间截止于1959年9月。我在小学低年级时利用寒暑假去过西宁，因而对父亲在青海也有些记忆。记得，我家搬到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后，劳改局和铁道部公安局一起在白云观附近办公。父亲爱劳动，在家后面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些菜，还从团河农场杨场长那里运来玫瑰香葡萄架上，剪枝培土，等待收成。当时北京的长安街马车都能走，“夜三点，马蹄声得得，大道上串串鞭花落”，清晨，父亲带着我在大街上捡马粪，给院子里的庄稼施肥，然后溜溜达达地从西便门到白云观上班。父亲长征时就会用手榴弹在河里炸鱼，改善生活；他带着我在复兴门外的护城河里捞鱼，利用物理学上的“紊流”现象，在水闸下方角落的漩涡中，用白布方巾兜鱼，鱼都很小，还有少部分小虾，供我回家喂猫；我随父亲去过天津的团泊洼农场，他和管教干部们在水库里用网捕鱼，就不那么内行了。人家撒出去的网是圆形，网里密集的银鳞跳跃，父亲撒出去的网又窄又长，一网上来也就几条鱼。管教干部们笑着说，孟局长干这个不行。在青海，父亲带我去青海湖，车行至日月山附近，他让我尾随进了一个藏民的帐篷。他给藏民献哈达，与藏民一边攀谈一边喝酸奶。我一喝就吐出来了，太酸。父亲使了个眼色，秘书王星把我领到帐篷外玩，悄声说：“可以不喝酸奶，但不能吐，这涉及民族政策。”在青海工作，父亲的坐骑是苏制“伏尔加”，出远门再配一辆苏制“嘎斯69”，以便“伏尔加”因行路难“抛锚”时，由动力大的越野车牵引。去民勤的那次，又找来一辆卡车，车上捆绑有大肥猪……越省去民勤，青海省副省长还惦念着公安部劳改局的干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送去油水，可谓雪中送炭。

上述记忆，或许能够一定程度地补充李石生等人记述我父亲工作作风的文章内容。陈龙夫人海宇说：“你爸跟谁都好，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中国书协原副主席陆石说：“老八局的科员都跟你爸没大没小，我看了之后都想批评这些科员。”有一位公安部的老同志回忆，他随我父亲去湖北山区考察，父亲记性特好，用手指点红军时期在哪个山头上打了胜仗或打了败仗，讲得绘声绘色。武汉夏天炎热，父亲躺在楼道的水泥地板上，连席子都不铺，穿着背心、裤衩，手摇芭蕉扇，扇来扇去……但父亲又不是不拘小节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青海抽六角钱一盒的中华烟，在陕西省兴平县当县委副书记时抽二角六分钱的“黄金叶”，他说：“县里的干部工资低，千万不能脱离群众。”

关于父亲的工作作风，他在青海的秘书王星也写过回忆文章。

从1959年冬到1960年，孟昭亮同志大部分时间是在农场、牧区度过的。从昆仑山根到祁连山麓，从青海湖畔到察尔汗盐桥，从黄河两岸到鱼卡河谷，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辽阔无际的草原上，他常常是不顾整日乘车的劳乏，到达目的地便召集农场干部、支边青年谈情况，研究解决问题。有时住进牧民帐篷，吃糌粑，喝酸奶，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他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其乐无穷。我随身带着一个海拔仪，每到一地，他便叫我量海拔，记录海拔高度。有一次我们到祁连县，根据过去掌握的资料，附近有一片可垦荒地，有人建议开垦。经乘车前往查看，发现这片荒地是一处优良牧场。孟昭亮同志说：“不能破坏牧民的草场办农场，这样会增加农牧矛盾，对建设青海不利。”就这样，孟照亮同志很快便把青海几个大滩和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使许多“老青海”也不得不佩服。

父亲病重时，王星从青海来北京探望他。王星向我忆及当年的一些事情：“青海办农场条件相当苦，最苦的莫过于离西宁最远的一个小场，叫阿拉尔农场。这个场位于青海西缘的昆仑山根，铁木里克河畔，人们把这里形容为‘天涯。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一位省里领导去过。”王星说，“1960年秋天，你爸爸和我从西宁出发，驱车一千五百里赶到那里，遇到一片沼泽地带，没有正式公路。你爸爸和我下车徒步，与司机等同志一块儿推车垫路，跨沟越壑，绕道前行。他风趣地说，真有点儿长征过草地的味道……”长征永远保存在父亲与其他幸存的老红军的记忆里，他们为了自己亲手打下的红色江山明天更美好而进行新的长征。

三

父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安部的资深老局长中最后一个被提拔起来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由公安部的工作局局长调任地方省人委担任副省长的。当时，罗瑞卿和王震商量，经中共中央批准，他在青海挑起分管全省农垦事业（包括劳改事业）的重担。1961年以后，遵照省委决定，他又分管公、检、法。1963年10月被贬到陕西省兴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对父亲在兴平县的情况，我的记忆就非常深刻了。我和他都骑着自行车，南到渭河边的麦田。遥望远方的秦岭群山，烟雨苍莽的山背后，就是周至县——柳青《创业史》所描述的梁生宝买稻种的地方。父亲曾组织县里的机关干部到渭河游泳，时间在毛主席第二次横渡长江之后。北到塬上的店张。那里是高坡上的平坦之地，水井打得很深。父亲在麦地里察看小麦长势。东到汉武帝陵和霍去病墓。父亲在果园和农民们一块摘苹果。西到马嵬坡。父亲去附近的村子和农民谈事，我则在杨贵妃墓旁的碑文上领略骚人墨客们的发思古之幽情……他和县里的干部谈工作，我在旁边“偷听”。什么“解剖麻雀，推广经验”，什么“遇事有上、中、下三策，下策不能实现，还有若干应急措施……”

经历过长征枪林弹雨的父亲喜欢玩枪，藏有六支枪：美制左轮手枪、德制勃朗宁手枪、美制卡宾枪、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双筒猎枪、小口径步枪。早就听说，他在青海湖用双筒猎枪打下过一只天鹅。我见过父亲兴致勃勃地擦枪打油，可以填装五发子弹、双保险的勃朗宁手枪，被父亲擦得瓦亮、瓦亮，溢出蓝光……

兴平县几十万老百姓对父亲感恩的事情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平三端”运动。有知情者在网文上简略地叙述之。

这一运动起于咸阳兴平市（当时为兴平县）建国后一位颇为传奇的县委副书记——孟昭亮。1963年10月，这位老革命、曾经的青海省副省长因错案株连被降任兴平县委副书记。挫折，更显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孟书记没有因为降职而丧失工作热情，而是不辞劳苦地奔波在群众之中蹲点调查，对兴平地形地貌、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一平三端”农业建设方案。一平即平整土地，三端即渠端理水、路端植树、树端种庄稼。颇有意思的是，这位老革命身为湖北人，在引领变革的时候，采用了陕西人最朴素的语言“端”。《说文》云：“端，直也。”古汉语中的“端”，现在依旧活在陕西人的口语中。陕西人指路会说“端走”，而不太用“直走”。在“一平三端”的大建设中，曲里拐弯的兴平道路变直了，原来的丘陵被人力一锹一锹铲平，横平竖直的地形为以后的大规模作业、机械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平三端”运动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它在兴平县县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有类于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

2009年，兴平市建造了《兴平赋》大型诗碑。诗碑中赞誉父亲“功德盖世”。我想，倘若在一县的范围内，党员领导干部被老百姓真心地誉为“功德盖世”，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其实，早在父亲刚刚过世的时候，陕西日报就用满版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只见公仆不见官》，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父亲在兴平县的工作业绩。之后，兴平县领导班子改选，就有人大代表投了父亲一票，说：“这是灵魂的一票，希望当选的县领导，学习孟昭亮。”我很留意这篇长篇通讯的关键词——“公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过国家公务员是“社会公仆”，父亲一生都是按照“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他对我说：“我们是幸存者，代表无数先烈执政。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他们喝西北风。”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父亲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公安部。部党组考虑他是公安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唯一带过兵的人，便让他负责组建武装警察部队。

父亲病重时，在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十分关心他的病情，致来问候。习仲勋是陕北红军的，在延安与父亲相识。解放战争初期，贺老总把晋绥野战军十个旅中的九个旅交由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只留父亲的独三旅在晋绥，后来又外放晋南，归徐向前指挥。直到太原战役结束后，父亲的这支部队才回归“彭习军”建制。或许是习仲勋在1962年年底与父亲蒙受了相同的遭际，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胡耀邦是中央红军的，也在延安与父亲相识。解放战争打太原时，他作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与父亲一起参战。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段时间，父亲恰恰在兴平；胡耀邦有上班两百天，一百天受批判的经历，与父亲同感共鸣。1980年3月23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给公安部党组的批示说：

孟昭亮同志的历史结论请你们在他生前解决好，并请你们哪位去看看他，全力加以抢救。我们革命队伍中应提倡高尚的革命友谊，孟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历史上受过很大冤屈，更应该注意这一点，请代我向他全家致意。

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的脑海里经常过电影。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康生点名批判的五百多名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一个。1968年秋天，他为了躲避陕西省造反派的追捕，曾在北京火车站流浪，与我相约在嘈杂的人流中。我曾经写过一首七绝纪念此事。

相见街头夜已深，

粗衣破帽汗擦巾。

长安闻道胜安史，

含喜含悲叫父亲。

记得，当时有一位在天津工作的老同志帮忙，使得父亲有了暂时栖身之地。晚风习习略带凉意的时候，我和父亲混到天津大学红卫兵的人群里，一起观看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当优美的旋律响起：“洪湖水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五音不全的父亲也晃着脑袋跟着哼起来。当歌声移到“跟着贺龙闹革命，消灭白匪帮”，我分明看见父亲的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

是的，我的父亲孟昭亮，就是从祖国中部湘鄂边这块浸透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上走出来的。父亲同一时期参加红军的战友们，多为湖北、湖南交界的石首、公安、洪湖、监利、潜江、华容等地的农民。新中国成立时，他们还存活一百余人，总参管理局原局长黎化南能一个一个数出来。截至2015年年底，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秀龙辞世，这些经历苦难辉煌的英雄，全都化入历史的丰碑。“长征接力有来人”，“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薪火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谢昕丹

文字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