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一场追逐长城的风光人文之旅

丘濂++于楚众

宁夏的长城遗迹多、保存完整、时间跨度大，这让它有“长城博物馆”之称。沿着长城旅行，既可以感受到路途中的迥异风光，也能体会多民族交往融合的今昔风情。

“长城博物馆”

傍晚时分，我随宁夏石嘴山市历史地理爱好者李玉红爬上一截子“土墙”向北眺望。远处渺茫的山口就是贺兰山一个叫作大武口沟的山口，因为过于宽阔，而经常成为蒙古军队长驱直入袭击的目标。我所登上的这截“土墙”就是修建于明代的一道防范入侵的北长城。其实再往北还有一道明代早期的“旧北长城”。到了明代中期起义频发，牵制了边关的兵力，防线也就干脆南移来做消极防守。北长城一直蜿蜒到黄河西岸，冬天还能提防通过上冻的黄河而来的兵力。

与我们通常印象里以八达岭为代表的长城不同，宁夏的长城多用黄土分层夯筑。土褐色的墙体与周围的黄土大地难以分割，有时那些位于山间的隆起会让你困惑那究竟是地形地貌的一部分，还是一段人为工事。其实长城的修建在用料上从来没有一定之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它的基本原则。八达岭长城之所以用条石和大砖砌筑，是因为周边就有石材;有的沙漠地带的长城则是利用沙漠中生长的红柳枝、芦苇掺拌沙泥来夯筑，相当坚实。看到这样的景色，会很容易判断“月球上能看见万里长城”这句话的真伪。实在很少有人造建筑，如此精妙地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贺兰山三关口。远处为明代长城遗址

北长城只是宁夏境内众多长城段的一部分。翻开地图，就会惊讶于这个中国内陆面积最小的省区里，存在的长城遗迹的数量之多。官方确认的就有战国时代秦长城、秦汉长城、隋长城、宋代壕堑、明长城等，遗址长度1500公里。时间跨度大且保存有敌台、关堡、烽火台、站台等完整的防御体系是宁夏长城的特点，因此宁夏又有“长城博物馆”的称号。银川旅游的新宠水洞沟景区打出一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唯一从长城通向三万年文明的时空隧道。”这是因为此地有明代的长城和驻军用的城池红山堡，还有反映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水洞沟遗址，而将两者相连的是一个隐藏在山体内部、迂回曲折又四通八达的“藏兵洞”。里面议事厅、灶台、粮仓一应俱全，还遍布暗器装置和陷阱。驻守的明朝军队可在这里积蓄力量，也可以诱敌深入，实行地下加地上的联合打击。这是别处长城所不具备的立体防御攻势。

仔细观察宁夏古长城的分布和走势，还可以做出有趣的发现。比如宁夏北面的长城遗址和今天的省界几乎重合。这是因为宁夏西北是贺兰山，东北接壤毛乌素沙漠，它们都成为行政区划分时的天然地理分界线。长城沿此而建，一是可以依靠山地形成的天险，二是确保优质的土地资源都在界内。再有就是不同时期的长城和一条条年均等降水量线走向接近。长城在200毫米和400毫米降水线之间移动，说明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对峙互进、此消彼长的关系。400毫米降水线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也是森林植被和草原植被的分界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居于界限两侧。当某一文明强大时，也会扩展到另一文明的地域当中。宁夏地区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吸收和补充，形成了今天宁夏的地域文化结构。

宁夏虽小，但是自然景观包罗万象。大山和大河是宁夏基本的地理格局。贺兰山和六盘山是一南一北两道天然屏障。巍峨的贺兰山挡住了风沙和寒流，六盘山是黄土荒原上的绿洲。奔腾咆哮的黄河冲破黑山峡的阻挡，进入宁夏境内变得温柔舒缓起来，滋养出富饶的北部平原。在山川平原之间，点缀着湖泊、湿地、峡谷、丘陵、沙漠和荒漠草原等各种地貌，袖珍的宁夏可谓是中国地理的微缩盆景。一种将宁夏美景尽览的方式就是追随长城去旅行，毕竟那些垛口形式的线段遍布于宁夏版图的许多地方，它分界线的属性还往往能让你同时领略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

于是我们以银川为中心，先是北上石嘴山，再向东去盐池，然后向南沿着贺兰山东麓停留中卫向南去固原，再由固原经过同心一路向北最终返回银川。驱车2200公里的旅行，遍及宁夏的东南西北，这一路我们主要涉及明长城的三部分遗迹。宁夏境内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年代便是在明代。境内从北往南分别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从甘肃进入宁夏的中卫，从中卫沿着贺兰山北上至红果子沟向东到黄河边，越过黄河向南到横城、盐池，向东一直到陕北，越过黄河再到山西和山海关，这是通常所说“万里长城”的一段;第二道从陕西的定边向西，经过宁夏同心的下马关，过甘肃靖虏卫的干盐池，一直到黄河;第三道是在固原，在原有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之上。

除了自然风光，沿途也可体察人文风情。长城曾意味着保守和隔绝，但它的实际作用却促成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比如，明中叶时期，明廷和内地人需要北方草原民族生产的马牛和毛皮，草原民族也需要内地生产的盐、茶、粮食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在和平年代，双方便沿长城一线开展了互市活动。万历《四川总志》便记载，在西北地区出现“商贩满关隘，茶船遍江河”的景象。红山堡一带的长城内侧更是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宁（银川）盐（盐池）大道”，被称作“黄金商道”。

所以融合总是宁夏文化发展的母题，突破长城界限的移民贯穿了宁夏历史的始终。这种移民的方式，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宁夏地区的活动，也有汉族因为屯田戍边而来到宁夏土地的生活繁衍。它既出现在古代，也蔓延至近现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已经成为往日烟云，今天的宁夏呈现出汉回并重的人口结构。回族的形成和蒙古族的入主中原有很大关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发动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各国，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士兵带入中国，这批超过百万的“回回人”即成为今天宁夏回族的一支重要祖先。现代的宁夏移民则包括有支援三线建设的移民。李玉红谈到他生长的石嘴山市，用“年老和年轻”来形容石嘴山的历史。年老，是因为石嘴山的位置险要，是历代重兵守卫之地;而年轻，则指它是一座建成时间不久的工业城市。依靠贺兰山，石嘴山境内太西煤的储存丰富，50年代当地开始发展煤炭工业，大量的技术人员、生产工人迁入。许多移民都来自同一地区企业的整体搬迁。“就像石嘴山的一矿来自辽宁本溪;二矿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李玉红说。他的父母便是和工厂一起迁自甘肃兰州。如果说父母一代都还局限于老家人的社交圈，李玉红这代早已经认同了宁夏人的身份。

“宁夏有天下人。”地处西北边陲的宁夏，一直都是各民族东来西往、南去北来的会聚之处。开放与包容是宁夏文化的特质。回汉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新老移民之间相互支援，这便是我们在遍游宁夏之后感受最强烈的人文风景。

盐池：农牧交错带的生活

地图上看，盐池县的兴武营位于一个特别的地带。它靠近宁夏东北部和内蒙古相邻的边界。沿着边界而走的长城在它的西面分岔成为两条，它正好夹在两条长城的中间。“营”字透露出它的历史作用。长城沿线，“堡”与“营”的称谓都是屯兵戍守的军事要塞。仅仅观察地图，兴武营这个地方就足够吸引人了。

为什么会有两道长城？查阅史料可知，第一道长城修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74年。这道长城西起黄河东岸的横城，一路向东经过盐池县内，再到陕西定边县。到了1531年，明朝政府重新加固了兴武营以西至横城的那段长城，又在兴武营以东，抛开原来的长城，向南移约5公里修筑了一道新墙。秦始皇修筑长城劳民伤财为天下人所痛骂。明代时为了不使人们联想到秦时暴政，称长城为边墙。有点让人不解的是，第一道长城反而叫作“二道边”，第二道墙则叫作“头道边”。

生活在两道长城之间的人日常生活多少和它有关。我来到兴武营的时候，正看到几个村民蹲在“头道边”的土墙上聊天。他们告诉我墙顶信号好，他们闲来无事都喜欢到墙头待着以便接收手机信息。早年间长城保护还没有严格执行的时候，村民碰到盖房子，或者地里坑洼的情况会从墙上取土。不过这夯土的长城并没有兴武营城的城砖好用。一位村民带着我去转各家各户，厚重坚实的城砖被用来盖房子、羊圈和砌井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拆城砖的高峰期。《银川晚报》曾经记载村民的回忆：“人们赶着马车、驴车，沿着城墙四面拆砖。因城墙高耸直立，村民便从城基拆起，下面的拆多了，上面的便轰然而下。”古老的兴武营城在40年前为村民提供了建筑材料，今天依然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恩惠着村民——不少家庭都挂出了写有各家姓氏的酒旗，这表明它们都是有接待能力的农家乐。还有许多游客像我一样，为了看长城与新武营古城而来。

“头道边”往南大概三四百米的位置就是兴武营古城。城砖不见了，新武营看上去是一座黄土垒就的四方城池，城的西面和南面有城门和瓮城，一共占地有400多亩。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我爬上其中一面城墙向内眺望。里面空空如也，只萋萋野草和凌乱的碎石。能看出曾经有人耕种和居住过的痕迹，地面留下了房屋、田地以及甬道的轮廓。不过这和兴武营真正的身世相距甚远。兴武营现在属于高沙窝镇二步坑村。村主任潘生文告诉我，在他印象里，他爷爷那代还有人生活在城中的房子里。潘生文的祖上是清代从包头逃兵役来到的兴武营。“村里人的祖辈大多来自同时代，或者更晚。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的祖籍都有。大多是逃丁，还有逃荒。”问到村中人是否还和兴武营的建造与戍守历史相关，潘生文笑道：“人都不知道换了多少茬儿了！”

不过我所看到兴武营的衰败景象倒是和明朝初年人们的所见差别不大。《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兴武营）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称‘半个城。”可见兴武营在明代时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废城。而兴武营的前身，专家根据另外一处出土的墓碑推测，应当是唐代安置内附突厥而在边塞设立的六个重镇之一的鲁州，之后朝代更迭，居民西迁，兴武营也就成了风雨飘摇的“半个城”。明代正统年间，兴武营在旧址基础上得到了重修，它塞外边防的作用得到了发挥。盐池博物馆有一枚刻有“兴武营守御千户所”的铜质印章，是二步坑村民耕地时发现。明朝共有65个守御千户所，1200人为一千户所，管理者正千户是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这枚小小的印章便诉说了兴武营在明朝时拱卫边疆的历史。

沿着银川市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栈道可攀登贺兰山

站在城墙上极目远眺，北面就是内蒙古界内茫茫一片的毛乌素沙漠。修筑长城和城堡工事时遵循了“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筑之于外”的原则。对于盐池来讲，它包裹进来的还有一项特别的资源——盐湖。曾经盐池县城北、东、西南分布着大小20多个天然盐湖，因此得名“盐池”。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年产达5万吨的多数盐湖划归陕西、内蒙古管辖，县境还有惠安堡北、中、南三池。另外一天清晨，我们在盐池博物馆馆长王生盐的陪伴下，一路沿着长城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陕西定边县花马池盐湖。王生盐说，花马池盐湖原来属于盐池管辖的。明朝正统年间（1444）先是在花马池盐湖边筑城，为了“边备大固”。到了天顺年间，因其“孤悬寡援”而向西南改筑，花马池城即在今天盐池县城所在地。“花马池”的名字一语道破了盐在边塞地区的另一重价值，能够以盐易马。

岩羊是贺兰山地区常见的野生动物

长城南边则是荒漠草原和草原相结合的面貌。此时遍布草原之上的黄花蒿已经成熟枯萎，米粒大小的黄色花蕾在风中摇动着散发出清香。长城分割了农耕区和游牧区，它所在的地带则是农牧交错带。一度这里是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战场，当和平时代来临、大一统的疆域格局形成之后，这里最突出的矛盾则是人地冲突。某种程度上说，长城建设和守卫的历史为后来愈发强烈的人地冲突埋下了祸根。农牧交错带本身生态脆弱。它年降雨量稀少（盐池约300毫米，兴武营只有250毫米）且波动，人类在这里应该格外注意生产活动的规模，实际却没有。长城研究者、美国人石彬伦曾对修筑和维护长城所要消耗的资源做过调查：每烧制一块砖，士兵需要烧掉7.5公斤木柴。即便是夯土长城，士兵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60%～70%来自财政拨款。明代官员因此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得光秃秃的，马背上的敌人更容易入侵。

由于长期过度开垦荒地和超载放牧，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从2003年5月1日起，宁夏全境都实行封山禁牧。盐池的滩羊驰名全国。所谓“滩羊”，指的是羊生长的环境。它既包括山羊，也包括绵羊，只要在草滩上吃草，就可称作滩羊。盐池是宁夏唯一的牧区县，农业一直是以畜牧业为重心。潘生文告诉我，由于盐池降水少，灌溉要靠打井、投入成本高，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都依靠养羊，农耕是为放牧服务的。羊肉以及轻而暖的“二毛皮”都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禁牧之后，农民在田地里种植苜蓿草、玉米和萝卜用作喂羊的饲料，其他的蔬菜粮食每家也都会种些，为了生活上自给自足。

贺兰山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杰作

盐池滩羊养羊户协会的会长王志文并不避讳他和协会中的农户将羊偷放出去吃“夜草”的行为。在他看来，今天的盐池滩羊越来越名不副实。“农民用玉米萝卜喂的羊还好。那些大型养羊厂的羊吃添加了激素的饲料，最多90天就出栏，那还是滩羊吗？”滩羊可贵，就在于盐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盐池草场里的土壤以灰钙土为主，有机质含量少，盐碱化普遍，矿物质丰富;而且这里盐湖多，水质碱性大，羊喝了这样的水会愈发细嫩;更别说牧草中包含的上百种植物，其中的甜甘草、枸杞和紫花苜蓿本身还都是中草药。一只羊要吃够10个月才能出栏，你说肉能不好吗？”

宁夏禁牧已经13年，王志文认为生态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村里面带着大家在集体土地上种植柠条，那种植物根有两三米深，最热的时候其他植物都旱死了，可它还能吸上来地下的水，防风固沙效果特别好。以前刮大风这边看不到那边，现在绝不会有那种情况。”并且超载放牧的情况也不存在了。“村里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打工，只有四五十岁的人还留下来养羊。”以王志文所在的盐池县花马池镇柳杨堡村为例，全村养羊还不到1000只，草场面积则有将近1万亩，早已经大大低于国家一亩地一只羊的载畜量规定。曾经有专家建议，盐池退化的草场植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为避免草场价值的浪费，应该适时考虑调整禁牧政策，改全面禁牧为合理放牧，实施轮牧和休牧相结合。这些建议至今都还未付诸实践。“过去的农牧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全反了。”王志文苦笑说。

贺兰山：神秘与险要

如果说宁夏长城遗址最多、形态最丰富的地区，那非贺兰山沿线莫属。从银川市区向西望去，坦荡如砥的平原尽头有一列错落的隆起，那就是贺兰山。它是我国不多见的一条南北走向山脉，全长220公里，宽约30公里。诸多王朝借助贺兰山的屏障来修筑长城，它们同贺兰山一起对由黄河水冲击形成的银川平原和卫宁平原形成最好的护卫。

贺兰山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迁徙通过的十字路口，这从神秘的贺兰山岩画就可以看出。1969年，当时作为下乡干部的李祥石前往贺兰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在一个清闲的午后，他想到去峰峦叠翠的贺兰口散步，发现了山口的巨石上遍布着各种动物、怪兽的图画，于是开启了研究的兴趣，这也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在此之前，这些“石头画”不过是被村民当成“凶画”来吓唬孩子。贺兰山岩画的断代众说纷纭，基本的介绍是始自商周时代，下限到西夏时期，绵延有3000多年。3000多年来，贺兰山一带相继成为猃狁、羌、匈奴、乌桓、鲜卑、羌、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那些图画，应当是他们狩猎游牧、祭祀巫术方面的写照。

岩画遍布于贺兰山东麓的大小沟口，贺兰口是岩画最集中的一处。“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今天的贺兰口岩画景区立着冯骥才题写的一块石碑，那些缺乏因果、有如神刻的画面给人以无穷的遐想空间。千姿百态的骏马形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们有的奔跑，有的跳跃;有的瘦削，有的肥壮;凿刻的风格也有不同，或显得飘逸灵动，或者粗厚凝重。对马匹的驾驭之于游牧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按照中国边疆的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的观点，牧业是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在最初阶段，无论哪里的部族都是以种植为主的混合经济。随着占据易于耕作的黄土地带的华夏族的扩张，另外一些部族被挤到草原和农耕区的边缘。最终由于对马匹的成功驯化以及马具的应用，这些部族脱离定居生活，成为真正的游牧人。

“贺兰”二字有骏马之意。唐人杜佑在《通典·突厥传》中写“突厥谓马为贺兰”。那么这座山是怎样和骏马联系在一起的呢？古人已经注意到贺兰山上有岩画的存在，北魏时期郦道元便在《水经注》中写道：“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根据统计，贺兰山岩画中仅仅单独“马”的图案就有123处，还不算那些骑牧类的内容。所以学者如宁夏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薛正昌认为，贺兰山的得名与贺兰山岩画中的骏马题材有关。

贺兰口的岩画曾被画家以长卷的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可是漫步在山口，试图将它们一一对应时，发现许多岩画已经漫漶不清了。查询资料才知道，早年间开发旅游时并没有对岩画保护采取足够重视，游人可以爬上去随意乱摸、乱拓片;1979、1983、1998年还有三次炸石修渠的行为，毁去大量岩画。另外的破坏则来自自然灾害。就像刚刚8月21日贺兰山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将一批岩画顺着河沟冲下。我到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寻找和清点岩画的工作。“不过这次灾难也有好有坏。”讲解员说，“好的一面是，我们又发现了7幅新的岩画。”

赵实对贺兰口景区中的岩画印象不深，因为在他行走贺兰山考察长城遗址的过程中，实在见过太多美丽的岩画。他给我看相机拍下的一张触动他的岩画照片。那是在一个叫北岔口的山口附近发现的，是个游客难以抵达的地方。在一块小石丘上，密密排布了上百幅凿刻出来的人面像。他们有着纺锤形状的脸颊，弯弯的眉眼，有的头上还伸出了触角。“就这样铺天盖地出现在眼前，让人觉得直面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巫术仪式的现场。威严但是不恐怖，神秘却没有距离感。我几乎要热泪盈眶了。”

赵实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走访加写作，这本书花了他8年的时间。这样偏门的题材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找到了一位资助人，在香港印刷了600册。虽然书里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观点，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学术上的注意。美国记者何伟曾经描写过长城研究的尴尬以及长城研究者的群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致力于长城探索的都是独立于体系之外的个人：“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偏执”，“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

赵实就符合这样的描述。他的真正职业是一名政府的公务员，外表却完全是一副常年日晒雨淋的模样，黝黑而瘦高。在那8年的时间里，他把所有的休息时间、节假日都献给了长城考察，扎营野炊在外是常事。他的腿上有伤，那是有一次驾驶摩托车去野外在山沟里摔倒，腿被排气管烫伤的结果。他给我介绍随身工具的时候，提到了几样特别的——金属探测器，能够发现有趣的遗留品;铁锹，不仅为了挖掘地下遗留，还可以应付陷车的情况;十分偏僻的地方要带卫星电话，不过从未用过。他最常用到的还是笔和本子，以及双腿。长城吸引他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建在完全不可能的险要地带。“即便现在，到达也十分艰难。”

我们跟随赵实沿着贺兰山一路驱车向南，到达中间部位一个叫作三关口的位置，这是他想向我们仔细说明的一片区域。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有着三道防御工事的山口。头关还划在宁夏境内，二关和三关的位置已经进入内蒙古边界。我们几乎手脚并用，爬上了二关一座黄土和碎石夯就的墩台残体，发现它的视野非常好，不仅山谷中的情况一目了然，还与头关和三关的墩台保持通视——三个墩台并不在一条线上，即使二关的戍守士兵没有留意，三关和头关的官兵也能直接沟通。爬上这个墩台之前，我还期待着能看到分水岭一般的景色：西部会有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东部则有带子一样闪着光的黄河。一边是没有一丝生机的荒凉，另一边是黄河水灌溉下的“塞上江南”的万顷良田。遗憾的是这个位置不够高，空气也不够清澈透亮，那种景象只能存在于我的想象中了。

从这里看贺兰山各个山峰倒是清晰。向贺兰山北段眺望，它山势高耸，沟谷深切。正好是山阳展现眼前，植物稀疏，土层瘠薄;而向南看，贺兰山的走向渐缓，仿佛踊跃的兽脊，山阴处的灌木与乔木也都郁郁葱葱。三关口是北面贺兰山崇山峻岭的终结，山谷又开阔，难怪要采用三重防御体系重兵防守。赵实告诉我，长城在三关口以北主要是在山谷内修筑的短墙，守住山口即可;以南则是连绵不断的墙体来做整体防御，因为任何一点都很脆弱。

三关口当然还有不能一眼就明了的历史密码需要赵实为我们来破译。头关往南有一道土墙，身形高大，保存完好，就像一条色彩暗淡的蛇，在秋日的阳光下迤逦而去。那是明城墙无疑。而再往靠近山脊的高处看，还有一条与它并行的灰线。赵实认为那应当是秦汉时期的旧长城。另外一本由宁夏文物局许成和马建军两位考古学家合著的《宁夏古长城》推测秦始皇并没有向西、向北修筑新的长城，而是利用黄河天堑，沿河建城设障，驻兵戍守。对于宁夏境内是否存在汉代长城，则说尚未调查清楚。“黄河以西没有秦汉长城，这是史学界的普遍观点。”赵实说。他的证据是在这段垒石构成的长城遗迹边找到了陶器的碎片，那是轮制光面灰陶，属于汉代风格。为了寻找更多的支持，他还跑到了内蒙古狼山、桌子山和阴山地区的长城做考察。那里的长城在明代就弃之不用，因此保留了早期长城的特征，这种特征和贺兰山的垒石墙相似，进而更加确定贺兰山的长城应该为秦汉遗存。“所以秦汉的长城防线应该比明代更为向外延伸。”

而在头关以东的低丘地带，赵实找到了《明史》中记载的西关门墙的旧址。它是为了防御蒙古人自三关口以南方向威胁宁夏镇城（银川）以南地区，在西侧贺兰山麓的明城墙内侧修筑的一道额外的工事。但受到风沙和流水的侵袭，不久就荒废了。赵实是先注意到一座烽火台，再和山脚与山坡的墙体痕迹相连，与史书对照后，才确定了西门关墙的位置。其实，若不是赵实来指点，我们根本无法发现城墙的踪迹——仔细看，曾经修建过墙的山体会留下凹槽，凹槽能存住雨水，有一条线比旁边长了更多的青草。那就是墙基的位置。这个发现后来得到考古部门的证实。

如果这两个说法都没错，也就是秦汉时的长城防线更靠外，而到了明代防线全面收缩。这种“保守到无厘头”的做法，赵实猜想是明朝政府为了缩减守军的结果，因为史料记载，朝廷经常受到守军逃离的困扰。“整个漫长的西关门墙北段漫长的地域只有三个墩台。”赵实说。如此一来，明朝政府安心地把防守的大部分任务交给了贺兰山这道天险。

银川到中卫：寻找失落的西夏王国

西夏是唯一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在宁夏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的祖先党项族原居四川松潘高原，唐朝时迁居陕北。因平乱有功被唐帝封为夏州节度使，先后臣服于唐朝、五代诸朝与宋朝。夏州政权被北宋并吞后，由于李继迁不愿投降而再次立国，并且取得辽帝的册封。李继迁采取联辽抵宋的方式，陆续占领兰州与河西走廊地区作为粮仓。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它共传10帝，享国189年，都城兴庆府就在今天银川的位置。

西夏被蒙古所灭。双方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叫作克夷门之战。清代人撰写的《西夏书事》里记载这场战役：“克夷为中兴府外围，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曩霄时（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安全（当时的西夏君主）闻蒙古兵深入，遣嵬名令公（西夏将领）复率兵5万以拒。蒙古兵至，遣嵬名令公自山坂驰下，击败之。相持两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以待，遣游兵诱之入伏获之，遂破克夷。”

克夷门就是贺兰山三关口的位置，这里也离西夏帝王历代陵寝很靠近。但是赵实并不认为西夏一直会以贺兰山为屏障利用先人修的长城来对抗敌人。“因为西夏南边有宋，北面是辽，东面有金，那才是西夏的防御重点。蒙古在西面的崛起是较晚的事情。”他在贺兰山里见过不少西夏遗迹，但它们并没有覆盖或者扰乱之前的长城设施。宋朝倒是利用过在固原的战国秦长城反击过西夏。

1038年西夏立国时，疆域范围在今宁夏、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以及陕西北部地区。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县往南），北控大漠，占地2万余里。占领这片广大地区后，它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农牧并举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杜建录院长告诉我，以往的游牧民族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因为游牧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一旦遇上了大的灾害，马上就有凋落的趋势。而西夏能够安定下来，并及时调整了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西夏能够较长时间存在的原因。

以儒治国是西夏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历史上，论重视儒学和孔子的程度，西夏可能比任何朝代都甚。第一次封孔为帝就是在西夏。”杜建录说，“党项族只占西夏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它建国前后，面临着如何摆脱部落制的约束，强化王权统治，如何有效管理文化习俗迥异的众多民族，如何对抗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实现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儒学这条线。”杜建录认为，西夏王朝在理解民族关系上尤其重要，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宁夏的地域里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和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以往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你退我进，少数民族的文化间接受到影响。西夏时期算是一种真正的融合，一个转折。心理上，它认为自己居于西面是西朝，辽是北朝，北宋在南边算是南朝。但它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家的一部分。”

今天西夏王朝的遗迹已经非常少了。西夏王陵是最重要的一处，可是它只剩下光秃秃的夯土包，外面的木质宝塔建筑已不复存在。另外就是一些在贺兰山里存在的佛塔和避暑行宫的残留建筑。所以对西夏几乎彻底消失，有一种“屠城”解释——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过程中病故于六盘山，蒙古将领们悲痛万分，于是“戈矛所向，耆髫无遗”，这样西夏文化就遭受了灭顶之灾。按照杜建录的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入元之后，西夏遗民被称作唐兀人或河西人，大量编入军队为元朝东征西讨，或者守卫四方。“唐兀人在元代被认为是色目人的一种，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待遇。蒙古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是人口少，对于归附的汉人缺乏信任，所以很倚重色目人来一同治理帝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兀人在各级官僚机构中都有任职，且不乏高官。”对于西夏人的消失，杜建录的解释是他们最终融入别的民族。而那些贺兰山林里的寺庙，杜建录认为也许并不是有意被人破坏，只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信徒相对少了，也就荒废掉了。

旅游手册上介绍在中卫市下面一个叫南长滩的村子有党项族拓跋氏的后裔。传说是西夏被蒙古征服的时候，有一部分党项族人逃到了那里，从此落地生根。我以为是旅游宣传的幌子，没想到和杜建录求证，他说证据缺乏，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我们决定去看一看。

去南长滩的交通非常不便。它是黄河进入宁夏后的第一个村子。去那里需要先绕到甘肃界内，再走一段将近45分钟、两边都是矿山且完全没有手机信号的土石路。然后算是到了南长滩的北岸。接着乘坐一种可以把车都一起开上去的渡轮才能到达南长滩村。这种抵达的难度，让人觉得正是《桃花源记》里描写的祖先为了逃避战争灾祸才会到达的地方。并且村庄是极美的——黄河水突破一个叫作黑山峡的峡口蜿蜒而过，冲击形成了南长滩村的良田沃土。爬到山上向下看，一垄垄的玉米地、西瓜地、菜地形成或浓绿或淡绿的色块。还有蓊蓊郁郁的一片有300多年的梨树林，里面结满了橙黄色的香水梨。4月梨花开放的时候会格外美丽，村子淹没在白色花朵的海洋之中。

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是已经退休了的南长滩村小学校长拓兆柏。他告诉我，村里有一份族谱，但是只记载了从明末清初到咸丰年间拓氏的发展情况。他说据他太爷爷讲，村子在回族起义期间曾经遭到过血洗，他太爷爷当时年纪小而幸存下来。另外还有住在山上的四五家人免于遇难，因此再早的事情没人说得清。光绪年间，因为村子里打了水车，更多的人迁过来居住，村子里除了拓姓还有其他姓氏的村民。关于这个拓姓和党项族拓跋氏的关系，就没有更多线索了。

中卫市里为了帮助南长滩村发展，为村子硬化了村道，资助村民们改造房屋做成农家乐。村子的街道都以和党项或者西夏相关的名次命名，还配上了西夏文。一个叫“拓拔寨子”的度假村孤零零地立在村口，它的建造风格完全是凭借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些都没有让这个日渐凋敝的村子获得起色，每年过了梨花的花期，几乎就不会有游客再光临村子。因为地处两省交界，修路始终得不到解决。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子，留下的都是四五十岁年龄的村民。拓兆柏曾经任职的小学只剩下一位尚未退休的老师，带着几个学前班的学生。等到孩子们到了真正上学的年龄，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去中卫市租房子伴读。

固原至同心：融合之地

从中卫离开，我们继续前往固原。宁夏境内官方确认的最早一段长城遗迹战国秦长城就经过固原。但这里并没有之前在北段和西段长城所见到的作为地理分界线应有的景色。它的东面远远的地方是还没有发展过来的城市，西面是广袤的乡村。宁夏南部山区整个战国秦长城遗址，唯有固原这段保存得最好，这是因为明代时又对它进行了重新修葺和利用。从现代城市的角度看，固原只是西北大地默默无闻的一座小城。但它从战国到明代，都曾经是边塞重地。

战国时期，秦国昭襄王伐灭了居于陇东和宁夏南部的义渠戎国，设置了乌氏县，那成为固原的建制之始。为了防止匈奴的南侵，昭襄王修筑了长城。在此之前，秦惠王还设立了萧关，就在今天原州区开城至泾源县瓦亭之间的位置，目的也是防范匈奴，拱卫关中门户。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汉文帝十四年匈奴攻破长城，取下萧关，直冲到距离长安仅300里的情况。基于这块土地扼守边塞的重要性，有了建设固原城的需要。于是汉武帝时设安定郡，治高平城，也就是固原市所在地。因为城坚池深，当时就有高平第一城的美誉。固原城迎来第一次繁盛是在隋唐期间，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关键驿站，商人、僧侣会聚于此。固原城的大规模修整和增筑是在明代。不仅用城砖包裹，还“增设角楼、铺房、炮台、水沟，加筑垛墙，疏穿池阱”，使得“陇右名城无出其右”。随着“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固原城的军事地位在不断提升，成为明朝边防九镇之一。

30年代，历史学家史念海对固原的城墙做出比“比平遥好”的判断，这成为固原人心中的一个执念。可惜今天古城只剩下一座高大的靖朔门和大约50多米的城墙，另外还有两处土丘残余。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决定让城砖成为地下防空洞的建筑材料，使之再蒙巨大损失。唯一一个能够集中感受固原往日辉煌的地方是固原博物馆。它的级别甚至要高于位于银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宁夏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博物馆。我在宁夏博物馆参观时，屡次听到讲解员说“展品原件”在固原，都勾起了我对一个小城在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好奇。

南长滩村是黄河进入宁夏后的第一个村庄，犹如世外桃源般美丽隔绝的南长滩村小学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位老师

博物馆的华彩篇章都和固原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相关。比如先秦时期体现北方青铜文化的一系列文物，它们从陇山附近大量的戎人墓葬中出土，既有中原文化痕迹，又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尤其精致的是一批作为衣着装饰品的动物纹牌饰，有青铜制作，也有镀金而成。一枚直径只有3.1厘米的动物纹金扣饰只有贴在玻璃柜上才能看清上面精巧的图案：两虎分别口噬两鹿颈部，两鹿双眼圆睁，后肢搭于虎背之上，做挣扎状。它提示着戎人出没的环境森林密布，野兽成群。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两件由丝绸之路贸易而流传过来的工艺品——鎏金银壶，以及一只碧绿晶莹的玻璃碗。鎏金银壶上刻画的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倾世美人海伦楚楚动人。根据专家鉴定，这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工匠模拟希腊艺术风格的产物。而那件玻璃碗，腹部上下错位排列两周凸边凹心的圆形装饰，先运用烧吹技术制成，再用雕花技术进行整形，也体现了萨珊玻璃器皿的技艺与风格。

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构成了固原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底色。今天的固原地区也就是简称“西海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泾源、隆德七个县市在内的宁夏南部地带，也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这里文化交叠与更替的过程，就好像是一部宁夏地域文化史的缩影。

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史专家丁万录告诉我，回族先民定居宁夏，和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到来有很大关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多次发动西征，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士兵、管理人才带入中国。另外一个促进伊斯兰教在宁夏传播的事实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掌控今陕甘宁青军政的安西王阿难达信仰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小时候是被一个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徒养大。于是他就使归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中大部分军士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明时代，宁夏南部，尤其六盘山一代的气候较好，水草丰美，是政府重要的养马基地。元朝灭亡后，留居六盘山一带的蒙古人没有北上返回草原，明朝政府都给予了优待。这些蒙古人后来有一部分融入了汉族，另有一部分就成为了穆斯林。”明代时期，中国回族的共同体已经形成，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等到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后，劫后余生的部分陕西回族、甘肃回族被清政府安插在今宁夏南部地区，又有一部分回族为了避害，以个人行为迁入西海固各处深山之中，加强了这一地区回族聚居的格局。

丁万录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回汉关系一直较为融洽和谐。这一方面是政府政策得当，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回族形成了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日常行为都以汉文化做基础，只是在涉及宗教信仰上有区别”。这种认同就包括几点：比如自元至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已经被逐渐内化入回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回族同样认可忠君爱国、孝悌之义的儒家传统;再有就是汉语的普及。回族是唯一一个自形成起便使用汉语的民族。虽然回族的先民使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族诸语言，但当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候，使用汉语就是回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元明清各代，回族人在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绘画、建筑，乃至儒家理学、科学等方面都有较高建树。

站在同心的清真大寺前，我就惊叹它将中国古代传统木结构建筑和伊斯兰装饰手法融会贯通的完美。它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砖雕。一进门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月藏松柏》的照壁。松竹梅兰层层叠叠繁复精美，勾勒的线条又很明快简洁。据说是来源于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寓意穆斯林教徒内心清白。清真寺里广泛运用花草植被做装饰，用到的却是中国画里常用到的牡丹、荷花、石榴、葡萄。伊斯兰教义认为雕塑绘画中出现任何动物的形象都属于不义的行为。所以传统建筑的脊兽，同心清真寺的建筑中被巧妙的“转形”，用植物的自然生长状态的纹样来刻画屋脊，远看是脊兽龙飞凤舞，近观则是花卉植物。

汉族改信伊斯兰教也是回族的一个来源。我在同心就拜访了一个回族大家庭，男主人顾生忠告诉我，他家的先人是清朝初年从江苏来到宁夏的，先是到灵武，然后再到同心。因为同心这里很多都信教，先人受到感染，也入了教，这样算起来有300多年的历史。顾生忠家里挂着他父母由麦加朝觐归来获得哈吉称号的铜质证书，专门有一个空间，铺着洁净的礼拜毯。他父母都已经90多岁高龄了，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每天都要保证5次拜功。回族有善于经商的传统，曾经许多家庭不太重视教育，让孩子没有完成高等教育，就早早地出来做生意。顾生忠这代人8个兄弟姐妹，有3个都在做生意，和买卖羊皮与羊绒相关。到了孩子这辈，父母都要求他们即使从商，学业也不能偏废。顾生忠骄傲地历数着孩子们考上的重点大学，脸上是掩不住的笑容。

（实习记者赵钒君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曹伟、刘纲、石宇清、宋泽毅、樊雪崧、龙龙、刘颖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