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仁义不得已而权变

2016-10-10 12:29吴约亚
关键词:六国论苏洵燕赵

吴约亚

美国人赫伯特·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中夸赞孔子:“毋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在读《六国论》时,我总想将这句话借过来夸赞苏洵:“《六国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发现并教导我们:谈兵是可以多维度的,除了考究兵法战略,还可以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

这种维度,在文中被称为“义”。

但苏洵毕竟是一介书生。

书生谈兵,总易被嘲讽为缺啥补啥,故有“偏是市侩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恶妪喜诵佛,偏是书生喜谈兵”(朱锡绶《幽梦续影》)的“偏”见。当代论者中,也不乏前辈师长批评苏洵罔顾史实,谬误多多。但在我看来,苏洵谈兵的高明之处,恰恰在“偏”上:他所描绘的不是历史地图集中那种写实严谨的六国灭亡路线图,他要的不是昨日再现,而是内心的表现。因此在讲授这篇文章时我告诉学生,其内容可以用三幅图来理解:写四国灭亡如讽刺漫画,充满了夸张与偏见;写燕赵灭亡如宣传漫画,充满了扭曲与偏爱;而结尾时,借古讽今亮出主旨,则如一幅画着三足鼎的静物写生。

可惜,教材一般只提供客观性很强的插图。

一、偏见:漫画式的破灭之道

苏洵谈韩魏楚之破灭,满纸讽刺夸张。他通过想象的场景,夸张地表现韩魏楚先祖建国之艰辛,而子孙无能败家,不智不孝。这种不智不孝在苏洵笔下,夸张可笑如同一张讽刺漫画,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又如“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这些场景显然违背历史事实,苏洵写来犹如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甚至有点“神剧”的影子。这也是论者常常诟病此文的证据之一。

但苏洵并不是游戏文字。

须知,此文出自苏洵兵书《权书》,自有它的地位与分量。苏洵一面以夸张式的漫画表现韩魏楚的破灭,另一面却颇有深意地将此三国破灭称为“颠覆”。何为“颠覆”?现代称阴谋从内部瓦解对手为“颠覆”,拆开来看,颠,是指头撞地,覆,是翻转、颠倒、倾覆。故“颠覆”一词,强调物体因自身原因而倾覆。故苏洵的讽刺漫画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愤怒与嘲讽的表达。他的这幅漫画所讽刺的,与其说是韩魏楚当道的不智不孝,毋宁说是对“赂”的彻底否定。“赂”在苏洵的“画笔”下,丑态百出,可笑可耻,毫无可取之处。

同样被点名嘲讽的还有被“迁灭”的齐国。“迁灭”的结果与“未尝赂秦”而“与嬴”的策略正相关,故“与嬴”之“与”,就成了“谶语”,先是“帮助”,终成“给予”。根源是因为“不助五国”,故齐国“终继五国迁灭”——一锅儿全迁走。“不助五国”,逼得人家去赂;“与嬴”则是试图从中捞好处自保甚至问鼎,三言两语,将个堂堂齐国写成逼良为娼的王婆,故“迁灭”之爽利也如《水浒传》王婆的结局,“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上坐,下抬,破鼓响,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惨得爽利。

这一张讽刺漫画,苏洵委实毒舌。原因同上。

二、偏爱:燕赵凭什么摆在最后

然而苏洵对燕赵却推崇备至,偏爱有加。对于燕赵的灭亡,苏洵画了一幅宣传画,浓墨重彩地表现对方的可歌可泣。

如称对方为“小”国,在大国相继灭亡后,一个小国苦撑时局,尤显多智悲壮。

燕赵毕竟亡了,但苏洵却又给人家找足了灭亡的理由,自身原因如“刺客”“良将”,环境如“革灭殆尽之际”,故“智力孤危,战败而亡”,实在情有可原,是“诚不得已”,搞得不灭都不行了。

不仅如此,苏洵还打破了亡国顺序,将燕赵置尾,且称其为“后亡”,给人以举兵抵抗存活到最后的假象。前四国亡得荒唐,而燕赵之亡,却是合乎众人认知的:刺客之行与李牧之诛。

可以说,在表述四国灭亡时,苏洵用的是一幅极尽讽刺夸张之能事的漫画,而在说道燕赵灭亡时,苏洵用的却如工农宣传画——苏洵的双重标准,已“昭然若揭”。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燕赵凭什么摆在最后,在文本中多活了那么久?换句话说,苏洵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如此推崇燕赵?

我所找到的理由,便是苏洵在表述燕赵时所说的一个字,即“始有远略,义不赂秦”中的“义”。

所谓“远略”,便是“不赂秦”,在后人看来,这一策略“远”也未必,“义”则更是无从说起。明代李桢的《六国论》发难说:“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论者何厚于六国,而必为之图存也哉!”李桢认为,大家都是图存,都是想问鼎,都一样凶暴残虐,“义”在哪儿呢?更要命的是,儒家向来也称“春秋无义战”。那么,燕赵之“义”又从何说起呢?其子苏辙的《六国论》更是慨叹六国当权者目光短浅,不知韩魏的重要性,合情合理合史实,公然打脸。

这个问题如果换一个问法,或许能明白苏洵的苦心。即,苏洵借古讽今,把该效法的与不该效法的历史故事摆给北宋当道看。请问,苏洵为何要取燕赵的立场而不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北宋毕竟没有统一天下,以秦来激励,岂不更加讨喜?

三、权变:仁义不得已时的创见

北宋不能学秦。

苏洵之恶毒、不严谨,根本原因便在于此。不是国力上的不能,而是文化上的不能。当然,事后证明国力上更是不能。

李桢说“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说实话,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谁家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但秦之所以尤遭忌恨,是因为其“暴”过于出格——秦国不该对儒家文化赶尽杀绝。这是决定苏洵立场取舍的原因,也是燕赵之“义”的立足点,更是《六国论》乃至整本《权书》的创作缘由。

因此,从文化版图上来看,北宋更像燕赵而不是秦国,秦国残暴野蛮则像北宋的那些敌国们,故北宋与秦不仅有国力形势上的大区别,更在文化取向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儒家在战国时期已几无立锥之地,而在秦统一天下后更是连锥也无。北宋如果灭亡,则儒家将再次陷入绝境。因此,北宋若不赂而反抗,便具有了家国与文化的双重含义,这是保家卫国的兴亡大事,更是以文明对抗野蛮的书生天职。

应该看到,苏洵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评价六国在“保国”上的得失,不如说是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遥相呼应。所谓天下,首先便是文化的天下。以燕赵之小,尚且以义不割尺寸,其兴兵反抗真是义薄云天的壮举了;那么,以北宋之大,更当为儒家文化仗义不赂。

这便是书生谈兵的道德——精神的维度,文化情怀。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也应当是题中之意。

但儒生向来高唱仁者无敌。苏洵既然要守义,为何大倡异端,为动兵张目?在《权书》中,苏洵是这样解释的:“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苏洵的这段话,与清代唐甄在《潜书》里提出的“全学”

概念相似。唐甄把“全学”比作“鼎”:“君子之为学

也,不可以不知兵……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

鼎者,文化的象征,大则代表家国天下,小则象征个人的学识追求。苏洵谈兵的思想在唐甄那里,是这样一幅明了却沉甸甸的图像。书生苏洵看明了北宋的国际环境,文化局势,他称这局势为“仁义不得已”。即唐甄所谓“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的处境,这便是《六国论》所谓借古讽今的真正着眼之处,周边列国均不顾儒家道义,百姓生活在儒家文化的光照之外,故《权书·用间》举例说:“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可见,苏洵为燕赵叹息,实在是为北宋文化输出受阻,儒家文化照不进蛮荒而叹息。苏洵的时代,北宋是儒家中心,文化中心,若真能如腐儒所言,以王道仁义感化敌国是最好的,但苏洵看明了鼎失一足是无法站立的,彻底的理想主义无法处理国际关系。既然“仁义不得已”,那么“权”,权者,变也,这便是苏洵的创见,他鼓励北宋理应如燕赵那样,动兵而不是赂,诉诸武力而不是一味仁义。

但书生谈兵,本在“仁义”,“兵”反而是“末”,“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显然,对于如《幽梦续影》之流的迂腐,苏洵是心中有数的,只是颇不以为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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