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相关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2016-10-11 20:50王帆
财税月刊 2016年7期
关键词:排他性罗尔斯外部性

王帆

摘 要 教育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教育的供给关系到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教育是一种公共品,基础教育具有更强的公共品属性,本文主要以基础教育阶段的义务教育免费改革为切入点,论证了义务教育改革背后所蕴含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并且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比较简单的论证和解释。

关键词 义务教育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

一、引言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巨著《福利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诞生。从此,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基础教育是公共品属性较强的准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我国于 1986 年提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在这20年间,我国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6 年我国对《义务教育法》又进行了重新修订,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未来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向,并指出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应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能力也有很大差异。省际内基础教育指出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供给的地区间差异较大、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为了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说道,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本文以义务教育全面实施为背景,通过一些福利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分析这一措施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了未来我国基础教育方面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公共物品的基础理论

经济社会提供两种产品供人们消费,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概念最初由林达尔提出。1954年萨缪尔森给公共物品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任何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自萨缪尔森给出纯公共物品这一严格的定义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扩展。经济学家们对公共物品所给予的定义尽管有差异,但仍然形成了现代经济学中广泛接受的定义,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萨缪尔森式的定义,并提出了判断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两个标准: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私人物品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物品就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最基本的特性就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事实上,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的物品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多,许多物品只具有两个特性之一,或只具有部分的排他性,或仅具有部分的竞争性。所以将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纯公共物品,不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称为准公共物品。

依据《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义务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实施的对象是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统一性和公益性特点的国民基础教育。凡宣布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或地区,均意味着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承诺担负义务教育的责任,主要包括创立与建设学校、输送教师并提供具有一定标准水平的日常教育费用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向全体适龄儿童开放,并且保护义务教育的群体受教育权益应成为一项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从公共物品的效用不可分割性来看,开展义务教育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义务教育取得的成效为整个国家共同享用,具有全社会共同受益的特点,不可分割开来为某一特定的群体所用。从非竞争性的角度分析,在义务教育的地区,如果某个学生接受了义务教育,其他学生同样也有权利接受义务教育,或者说,随着人们对义务教育消费的增加,由此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并不发生变化且始终为零,这说明义务教育在消费性上具有非竞争性。从非排他性方面来看,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免费的特点,如果某个人没有付费或者不愿为义务教育付费,义务教育也不会将其排除在受教育范围之外,受益的非排他性属于义务教育本身所具有得性质。可见,义务教育是一种纯公共物品。

三、义务教育的需求理论

义务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在需求上也遵循公共物品的规律特征,它的需求者是社会公众。由于义务教育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每个消费者共享同一种物品,因而每一消费者的消费量都与总消费量相等,但是每个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对义务教育的总消费量所支付的价格是全部消费者所支付价格的总和,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其与给定的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价格与数量。

如图1 所示,假定社会上只有两个消费者a和b,其需求曲线分别为Da和Db,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分别为Pa和Pb,公共物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为D=Da+Db,S为给定的公共物品供给曲线。S与D 的交点E 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数量为Q,均衡价格为P=Pa+Pb。

不同于私人物品均衡中每一个人所支付的价格是相同的这一情行,义务教育均衡中不同个人所支付的价格是不同的。根据林达尔均衡,在利益定价的机制下,每一个人对每单位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价格等于他们在实际供给水平上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支付意愿。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均衡点是不同消费者讨价还价的结果,其核心问题是个人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偏好显示问题。

以上分析是学者从均衡的角度进行的,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假均衡问题。消费者对公共物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或支付意愿的偏好显示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需求对于公共物品的总需求或所选择的供给水平只有轻微的影响,不管付费与否以及付费多少,都能得到相同数量的公共物品,这使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远远小于真实的需求。

四、义务教育的供给理论

在公共物品供给和消费问题上,一个与公共物品联系极为密切的概念是外部性。外部性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其经济效果也以许多形式存在。当某一行为不仅为自身带来了收益,同时还可使其他人从中获得好处,我们称这一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如应对全球性温室气体效应,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不仅可以为本国带来益处,还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益处,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负外部性恰好相反,是指当某一行为给自身带来收益时,对其他人造成了损害并没有支付成本。如一些化工企业、冶炼企业污染环境问题,企业自身虽然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使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遭受了破坏,造成了负外部性。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的作用。亚当·斯密将市场规律形象地比喻为“看不见的手”,认为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不需要人为因素进行干预,凭借其自身可以自动地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可以看到,市场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市场的配置功能也不是万能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场机制发挥效率是以完全自由竞争为前提条件,当市场出现垄断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

一般认为,产品由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组成,私人物品按照相关规则由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则应由政府来提供。但在公共物品理论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公共物品由私人通过市场供给的情况。对于基础设施中可经营类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结合的方式由私人提供,在个人付费的同时,政府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对于一些纯公共物品而言,由私人提供将导致效率的损失。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那些没有为其付费的人也可以从中获利,从而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人们更多的是想搭乘别人提供的便车,而不愿别人搭乘自己的便车,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因此,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图2中D0代表的是当义务教育没有任何外部性时的总需求曲线,通常我们能够测量到的需求曲线就是这个D1则是当把义务教育的正外部性考虑进来之后的义务教育的总需求曲线S是指义务教育的供给曲线。从图2中可以看出E0、E1两个均衡点,E1所代表的均衡点明显比E0所代表的均衡点的义务教育数量多,说明,义务教育的实际需求量多余义务教育的现实提供量,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

五、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均等的义务教育财政服务奠定了基础。2012 年两会召开期间,代表一致认为,教育投入的增量部分应该优先保证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基础是投入的均衡,投入不均衡既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也会影响教育质量的不均衡。世界银行在《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中指出,“中国大部分差距是由于教育财政体系的不平等造成的”。

义务教育均等化,其实很大程度上属于义务教育经费分配均等化问题。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国民收入均等化思想对义务教育均等化具有启示性意义。庇古的两大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这一命题对义务教育均等化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也是由国民收入形成,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政府应当通过义务教育经费均等化来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另一个福利经济学解释是基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在提到罗尔斯的两大原则之前,首先要介绍下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发展、演化而来的。帕累托认为:如果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可以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比以前更好,或者在其他人的处境没有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比以前更好,这时的社会资源配置就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就应该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帕累托最优意味着社会福利达到了最优化。然而帕累托最优作为资源配置的标准,只强调了效率,却没有考虑公平因素,因此,其作为政策目标的依据是有局限性的。

社会是每个成员必须面对的实体,架起个人通向社会这一桥梁的基础是公平观念。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 1971 年发表的《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关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差别原则”。 罗尔斯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期望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一般被认为在拥有平等自由的基础上,社会和经济应该有利于处境不佳的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罗尔斯认为,处于社会中的底层人员,拥有最少的权力、财富、机会和收入,在他们身上显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对于这种不应有的不平等应该采取补偿的原则,用制度来缩小这种不平等带来的差异,通过调整经济社会相关职能,推行收入进行再分配,给予最少受惠者以补偿,最大程度地有助于这类人群才是合理的。罗尔斯将补偿原则描述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义务教育中突出表现为各种不不均衡。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义务教育领域教育经费应重点向经济欠发达区域、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及弱势群体进行倾斜,即采取义务教育财政补偿的原则,通过差异化投入来降低现有的差异化水平,从而促进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整体均衡。

参考文献:

[1]庇古.福利经济学[M].第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567-570.

[2]程浩,管磊.对公共产品理论的认识[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6): 10-17.

[3]程红艳.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教育与经济, 2009(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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