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伟大”中抽离出来

顾文豪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这样描写加尔各答的卡里女神庙：“每边都有一排排的水泥平台，不加粉刷即是床铺。他们要我欣赏排水沟与水喉装置。住在里面的人堆一起床，就被送去进行种种崇敬膜拜，像请求治好其溃疡、口癌、疥癣或癀烂等等以后，整座建筑由水管冲洗干净、光鲜，等待另一批朝圣者来过夜。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除了集中营以外，人类与屠夫刀下的肉相像得如此彻底。”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及他的著作《印度的发现》

就连这位见多识广的人类学家也无法忍受印度给予他的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随处可见的肮脏与乞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挤与压迫，面带微笑的满天神佛的脚下却是衣食无着的遍地饿殍与牛鬼蛇神。“我很快就受不了，身体上受不了，道德上也受不了。”这是一个因为超负荷的人口密度而与所占住的物质世界比例倒错的国度，一个人对人正进行着有系统的贬值与奴役的国度，这令列维·斯特劳斯感到不解，从那个曾经伟大的印度到眼前这个荒败的印度，其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奥克塔维奥·帕斯曾担任过6年墨西哥驻印度大使，他说：“印度最先让我感到讶异的一点，也是许多人觉得诧异的，就是两极化的对照所造成的歧异：现代与古代、奢华与贫穷、纵欲与禁欲、草率与效率、温和与粗暴;繁多的种姓制度与语言、神祇与仪式、风俗与理念、河流与沙漠、平原与高山、城市与村落、农村与工业化生活，在时间上相隔数世纪，在空间上毗邻而居。”这种歧异，从表象上说，是各种格格不入的社会状貌的混杂相交，但从根底上来看，却是进入现代世界的印度与它拖带着的古代印度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这种复杂与矛盾，外国人当然大可将其视为错乱之美的异域风情，但印度人自己心知肚明，如何处理古代印度留下的种种遗产与后患，是现代印度不容回避的大问题。而这也正是尼赫鲁于1944年5～9月在狱中撰写《印度的发现》的旨趣所在。

在书的开头，尼赫鲁写道：“我们是‘过去的产物，而且我们是沉浸于‘过去中来生活的。不了解‘过去，不感觉到‘过去是我们心灵中一种活的东西，就是不了解现在。”

也就是说，尼赫鲁相信印度的过去存有某种能使今天的印度人获益的东西。而这种益处的获得需要我们深入历史深处，需要我们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最终通过理性的智识去尝试了解，而不是期待玄虚暧昧的灵性法则包治百病。

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进入“过去”的方式。印度的发现，过去的发现，向有博学之誉的尼赫鲁，在英国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的尼赫鲁，比谁都清楚一个只有历史而没有历史观的印度社会将会面临怎样的衰败，就像奈保尔说的：“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

对印度的非常明确的爱，同时抱持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与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使得尼赫鲁并未流于对印度的过去大唱颂赞。恰恰相反，在表面对印度传统诸多肯定的背后，他更着力思考的是为何印度的现代性来得如此迟缓与艰难，究竟是哪些印度传统中的固有因子在阻碍着印度的现代化？

透过对印度历史的考察，尼赫鲁特别指出，其实自1000年之后，印度文明就走上了缓慢的衰败之路，闭关主义的社会结构戕害了自我的创造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狭隘的、小集团的和地方性的眼光”，每个人都被冰封在自己所在的阶层，进取与革新的力量无处发挥。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在关于外界的知识和接触方面，印度都不可避免地全面衰败了。

因此，虽然尼赫鲁口口声声宣称现在是从过去中诞育的，但他很清楚“印度必须与它过去的许多东西断绝关系”，“所有那些无生气的和已经完成使命的东西都应当退出舞台”。而在这些应当尽速退出舞台的事物中，印度的宗教狂热倾向与种姓制度是他特别加以举出的。

就前者而言，尼赫鲁认为宗教诚然极其伟大，但它们也曾“企图将真理束缚于一些固定的形式和教条之中”，在使人感到未知世界的神圣与神秘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却是对好奇心与思维力的阻碍，是对现有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无条件服从，是可能造成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的无力生长，甚至连穿衣吃饭之类的日常问题也沦为宗教的施威之地。

就后者来说，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阶级-种姓的复合型社会，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服务和职业为根据的集团制度，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员，集体的安定与绵延才是种姓的目标，进步并不是种姓发展的第一要务。久而久之，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阻止了任何根本的改革，尼赫鲁指出以集体稳定为基础的印度社会组织的根本弱点和缺点即在于“使一大群人的品格降低”，随之引起社会全面的沦落，造成了印度社会尤其是经济和文化方面显著的“硬化现象”。而当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这种“硬化”所造成的印度社会与现代世界的扞格难通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加拿大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形成有赖于一套“现代道德秩序”的建立。而确立这一现代秩序的基础，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从各种魔法力量和神灵世界中抽离出来，从各种压迫个人的权力结构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现代性首先是一次“祛魅”的进程，将个人从各种顶着“伟大”的幌子的社会力量中解放出来，个人独立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而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则成为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借用泰勒的观点，那么不妨说尼赫鲁对印度的发现，恰恰是一次暗度陈仓式的印度祛魅，他同样希望能将印度从它那看似辉煌实则衰惫的诸般“伟大”中抽离出来。

尼赫鲁曾把印度比喻为一张可以刮除旧字重复书写的羊皮纸：“一层在另一层之下，写了许多事实、理念、梦想，而都无法完全盖过底下那一层。”现在，经由对过去的发现，他也在这张羊皮纸上添上了自己的文字，写下了自己关于印度现代秩序的设想。

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进入过去的意愿与方式。如奈保尔所说：“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这种绵延无期的历史无知症，最终结出的恶果则是人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到那时，任何的自救与为公理、正义的斗争，都很可能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对过去的罔视，最终沦为一场“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到处都是别人的东西，别人的枪，别人的口号，别人的蓝图，别人的信念。

而只有愤怒与无奈，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