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玫:环保官员讲述太湖治水“八年抗战”

2016-10-21 15:46吴明华
决策 2016年5期
关键词:太湖流域蓝藻太湖

吴明华

她是太湖治理的参与者,也是体制内的研究者。站在“局内人”视角,朱玫对太湖治水“八年抗战”会有怎样的反思?

当下,雾霾一次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曾经带来更严重影响的水污染问题似乎被逐渐淡忘。然而,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书,却再次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2007年,太湖蓝藻引发的无锡水危机事件震惊中外,随后太湖流域开启了一场与水污染惊心动魄的“战斗”。《科学治太,铁腕治污——江苏省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研究》,正是对这场战役的总结。出人意料的是,这并不是官方的报告,也不是学者的研究,书的作者朱玫是江苏环保系统一位普通的官员,她是太湖治理的参与者,也是体制内的研究者。

“确实需要有人静下心来好好回顾总结,因为这一段历史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朱玫告诉《决策》。站在“局内人”视角,她对太湖治水“八年抗战”会有怎样的反思?

治太“分水岭”

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在中国环保史上无疑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朱玫看来,如果说雾霾是大气环境危机的代表,那么,蓝藻则可以说是水环境危机的代表。

2007年夏天,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太湖蓝藻大爆发,造成沿岸无锡市全城自来水污染,生活用水和饮用水严重短缺。经过连续一周没日没夜的攻关,危机总算解除,供水恢复正常。

曾亲身经历了那场危机的朱玫说,“那一周真的是焦头烂额、压力巨大。全球100多家媒体聚集无锡,中央十几个部委也派专员亲临现场,省市领导和专家们一起夜以继日地研究解决办法。”

惨痛的教训让江苏省痛下决心,正式向蓝藻宣战。江苏省委书记在短短一个多月内7下太湖,在一次太湖治理大会上,省委书记说:“没有任何退路,唯有担负起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痛下决心,彻底治理太湖。”

从此,江苏掀开了铁腕治污、科学治太的大幕。江苏省成立了太湖治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及应急防控领导小组;出台了当时全国最严的地方法规和地方排放标准;投入了1千多亿元资金,累计完成了大小1万多个治理项目。

“其实,太湖治水从‘九五就开始了,但当时没有深刻认识到太湖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主要寄希望于突击性、运动性的点源治理,治污速度落后于环境污染速度。”在朱玫看来,那是1.0时代,治太处于战略防御期。2007年太湖水危机事件是分水岭,此后太湖治理步入2.0时代,进行了全面多元化综合治理,治理进度和污染速度进入相持阶段,是战略相持期。

这一阶段,从点源治理单打独斗到综合治理组合拳,从工业、城镇覆盖到农业、农村等多个领域;体制上,创建了流域管理机构,逐步理顺了各地、各部门职责,从少数部门孤军奋战转入多部门联合作战。

8年多来,太湖治理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个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国家试点流域;第一个在地方法规里确立“环保优先”原则;第一个建立省市县三级流域管理机构;第一个创建由省市政府领导负责的“双河长制”;第一个在流域交界断面引入生态补偿理念,等等。

在朱玫看来,这些首创工作在太湖治理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也为全国流域治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心有余而力不足”

太湖水危机教训之一,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长期在环保系统工作的朱玫,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朱玫学的是环保专业,毕业后就在基层环保局工作,2002年进入江苏省环保厅,当时的太湖治理办公室便设在她所在的处室。“这是虚设的临时机构,当年流域治理是环保部牵头,体制就决定了太湖治理协调推动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她告诉《决策》。

为了破解“九龙治水”,2009年根据中编办批复,“太湖办”从临时机构升格成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在治理机制上,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太湖办的职能得到大大加强,赋予了其在治太中对各地、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考核的职能,其工作直接对分管省长以上领导负责。

“《环保法》规定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但地方政府职责履行得怎么样,一直缺少监督,我们太湖办就承担了这样一个督政的职能。”朱玫说,同时,在综合协调和组织实施方面,力度确实比以前大得多。

成立太湖办虽然是一个创新性举措,然而从实际运作来看,多龙治水难题并未彻底根治。因为其职责仅局限于协调督促,并不拥有太湖治理的总体规划决定权、政策单独制定权和严格的监督执法权等,很多职能还是分散在各个行业主管部门。

太湖办虽然是省政府派出机构,可以代表省政府,但排序却在各个厅局之后,资金、项目的安排也没有最终决定权。“还有在协调过程中,有些部门从自己的法定职责出发,制度设计带来的冲突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都是我们无奈的地方。”朱玫觉得,太湖办由于职能所限,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统一监管和综合治理效能,有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太湖流域管理涉及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湖面岸线管理,以及流域内产业规划、项目审批等,流域内涉及江浙沪三地的各级地方政府,在朱玫看来,流域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创新。

“如果国家层面综合性的流域管理机构难以在短期内构建,地方上可尝试深化体制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分散于有关部门的职责权限相对集中起来,由专门部门统一行使,从源头实现综合防治,从而提高治理效率,提升治理效果。”她曾建议,赋予太湖办综合管理的法定权限,将省太湖办更名为省太湖流域综合管理局,统一负责太湖治理工作,使其实至名归。

盡管有这样的建议,但如今,朱玫对自己所在部门的未来走向并不太确定,随着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环保部门地位得到提升、职能也在转变,“如果他们能慢慢调整到督政和综合管理职能,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设置了,关键要看环保部门是不是能走到这一步。”

“疲惫期”如何持续

在行政手段铁腕治污下,太湖治水初见成效,但水质根本性好转的拐点并没有出现。表面上看,8年多来,或是风平浪静,或是有惊无险,但其实蓝藻的威胁一直存在,“水环境还是非常脆弱,一旦条件具备,蓝藻引发的水危机还会卷土重来”。

对于太湖流域很多地方来说,治太似乎已经进入“疲惫期”,与蓝藻的战争就像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长跑”。

每年4月—10月的半年时间,太湖流域上下都要进入应急度夏的“临战状态”。朱玫所在的太湖办,几乎所有人员都要去一线现场巡查,尤其是高温阶段,是他们最忙碌、紧张的时刻。

为了“两个确保”,太湖流域上下几乎将行政手段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成效明显,但在朱玫看来,行政成本、社会成本均过高,而且边际效应开始显现。刚开始水质较差的时候,投入产出比较高,如今太湖水质持续改善空间减小、难度变大、成本增加,像以前那样“猛药狠治”难以取得相同的效果。

“过去是铁腕治污,用雷霆万钧的手段,现在科学治太应当成为主导。要更加理性治理,服从科学规律,不仅是行政规律,还有市场规律、社会规律,要用这些规律慢慢理顺下一步治理。”平时除了工作上的调研,朱玫更多的是喜欢自己做一些思考,也一直在寻找太湖治理的长久之计。

“那么多企业超标排放,单靠行政手段管不过来。苏南执法力量已经比较强了,一个县所有的监测监察执法队伍加起来也就上百号人,但一个县可能有几万家排污企业,怎么去管?”在她看来,除了铁腕的行政手段之外,还要让企业感到做环保是有利可图的,“市场机制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手段”。

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环。早在2006年朱玫还在江苏省环保厅时,就曾参加制定相关的试点方案。2007年水危机后,江苏太湖流域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很快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批准。

尽管是最早开展国家试点的流域,但朱玫认为,多年来试点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未配套,相关制度尚未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加上交易体系不健全,导致一些地区试点停滞不前,一些地区形成有场无市的尴尬局面。

“通过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可以把环保行政强制手段,变成企业自发的活动,从而产生环保的内生动力。”在她看来,今后流域治理需更多地依靠环境经济手段来推动,“一定要把市场手段发挥出来”。

拥抱社会共治3.0时代

“环保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要解决的是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包括每个个体活动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朱玫原本学的是环保专业,后来她感觉不能就专业谈专业,于是硕士就改学公共管理,后來在国外又学了工商管理,这样的经历让她对环保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会更多地从社会治理和经济角度来考量环保问题”。

“过去无论1.0时代还是2.0时代,都是政府部门为主,行政推进确实力度非常大,但如果不把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唤醒,政府老是处于事后的围追堵截,疲于应付,治理成本会越来越大。必须要发动企业、社会和全民参与,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在她看来,现在太湖治理应该加快进入3.0时代,更多强调全社会治理,形成社会共治局面。

然而,太湖流域目前公众参与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公众参与尚未与政府、市场一起建立三足鼎立的格局。朱玫认为,在3.0时代,要打破传统思维框框,从政府职能部门为主的“小环保”走向全民共治的“大环保”,“这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时间”。

在工作中,朱玫接触到不少环保公益组织。她觉得,2013年后,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环保法颁布实施,社会各界聚焦环保,公众参与正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今后10年将是公众参与的黄金10年,公众将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践自己的环保理念,朱玫从去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不遗余力地去做环保公益。她跟社会组织一起举办了几场非官方的环保公益沙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做了这么多年环保工作,总感觉政府做了很多,但公众并不买账,官方宣传百姓反感,需要新的沟通渠道。同时,政府也必须真正了解公众想法、发动全民参与。”朱玫说,她正好是政府环保机构从业人员,可以发挥经验和人脉优势,搭建跨界平台,面对面和大家一起交流,建立一个政府、专家学者、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相互了解的通道。

“像我这样在职的官员,主动做这事的应该不多。作为政府环保机构从业者,应该主动拥抱社会共治3.0时代,更好地跟上时代,更好地服务社会。”朱玫告诉《决策》,她还会坚持下去,举办更多宣传交流和发动公众的活动,她相信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但蝴蝶效应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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