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道德操守的典范

学人道德操守的典范

李济先生蜡像

中国有一位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他将一门与古老中国地下文物打交道的事业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与现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他一辈子痴迷于在荒郊野外、田间地头的古文化遗址的挖掘工作。1926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遗址挖掘，是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他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他领导并参与了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他著述甚丰，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他桃李满天下，在海峡两岸考古界颇有影响者，如尹达、石璋如、高去寻、尹焕章等都曾接受过他与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他为中国的考古学与人类历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就是李济，中国考古之父。

作家岳南评价他，“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与未来的清醒认识。”此话不错，但还不够。我以为，李济的大师之“大”，还体现在他浓厚的民族历史情怀与毫无私心的道德操守上。李济一辈子浸淫考古，经手过的文物数量巨大，家里却没有一件收藏。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近奇迹，但在李济的生涯中却是必然，是其学术事业的本分。

李济刚入道考古事业，便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界道德纪律的主张：“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成立黄河考古队，队长夏鼐对全体人员作了个人不收藏古物的号召，盖其源于此。这条约定在那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遏制倒卖文物之风蔓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据作家岳南考证，李济的这一主张，最初始于安阳殷墟的发掘。对这条简单的约定，李济率先示范，始终坚守。“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他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猴子，这还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为参加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李济曾收藏过另一件可能称得上古董的东西，是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博物馆馆长王献唐送给他的一件做纪念的玉器，只是李济带回家没多久就交给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公物保藏了。

李济一辈子以考古为自己的生命，一辈子与古物进行灵魂的对话，但对古物未曾生一丝占有欲，其高洁之风怎能不令人仰视？

前辈学人的无私律己风范，非李济独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国外先进文明浸染而行不逾矩者是一个不小的群体。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对儿女梁从诫和梁再冰1950年考大学，梁从诫先报梁思成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因2分之差未被录取，只得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梁再冰最先报考清华，未被录取。林徽因怀疑判分有误，请有关人员调看试卷之后，确认无误，于是让其再报北大，被北大西语系录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未因其名望地位插手儿女进入理想学校、专业。在他们看来，遵守规矩、不以权力谋私是其本分，是很自然的事。梅贻奇当清华大学校长时，他的侄子梅祖伍报考清华因成绩不够而转投北洋大学，他的女儿梅祖芬也曾报考清华，亦因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后来考入燕京大学。自律如此，是他们的德行所致，无须高标。否则，学人何以传承精神文化的命脉？何以成为社会的示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君子高洁人格的隐喻，用在这些学人身上恰如其分。想想他们在旧中国生活的年代：战乱频仍，外敌入侵，四处奔波，生活颠簸困顿，国弱民穷，腐败猖獗，无有安宁。但什么力量也不能改变他们的道德准则和人格操守，他们伟岸的身躯在士林中熠熠生辉。“濯清涟而不妖”，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坚守节操、不苟私利是本分，所以在他们和外人看来，这些事根本不值得炫耀。“不妖”是因为道德节操根植于本心；“妖”则虚伪，那就不是高洁之莲，而是在俗世愁风雨的桃李花了。

歌德在《浮士德》序曲中说：“一切炫人耳目，都只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唯有真正的精美金玉才为后世所宝。”

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成为绝响。

那些远去的身影，给当代学人留下了应该攀登的精神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