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成因分析与对策

张晓波

(重庆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成因分析与对策

张晓波

(重庆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重庆400041)

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阶段性特征变化的现实描述和理论刻画，其逻辑起点和基本事实是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增速的回落。经济增速回落是外生冲击、结构变动、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重因素造成的，从周期性因素、增长潜力和结构变动等3个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成因，分析其产生机理，并认为：要对经济增速回落保持平常心，重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进而推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常态；增速回落；中国经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8%的增长率(见图1)，但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波动。1978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大致经历了1981年、1986年、1989—1990年、1998—1999年等多次低谷以及1984—1985年、1992—1993年等以经济过热为特征的经济周期，并且每次低谷之后增速都会回升至9%乃至两位数的增长率。但是，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显著表现特征是增速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1年的9.5%、2012年和2013年的7.7%，直至2014年的7.4%。按照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标准[1]，以某年为基准年，前7年的增长均值和后7年的增长均值相差约两个百分点，作为经济体增长减速的简单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以2007年为基准年，2001—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10.8%,200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为8.8%，前后两个时间序列增长均值相差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减速阶段。

图1　中国GDP增长率(1978—2014)

从GDP的季度增长方面来看，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GDP季度增长率连续21个季度呈现增速逐季回落的轨迹，从初始阶段的11.9%下降至2015年第一季度的7.0%。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转折性变化，刘世锦认为未来10年中国GDP增速可能降至6%左右，消费和服务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将分别提升至60%和57%左右[2]。袁富华立足于Mitchell和Maddison的历史统计数据库,实证分析了1970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与生产率下降的关系，而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则是由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渐趋成熟，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调整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将呈现结构性增速向结构性减速转变的特征[3]。陈彦斌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总需求中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等经济力量造成经济增速放缓，预计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速较2000—2010年平均增速下降4个百分点[4]。闫坤等基于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从人口红利、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深入分析和测算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合理增速，预测2016—2020年的平均增速为6.5%,且逐年下降[5]。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2006—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7%[6]。此外，Perkins和Rawski[7]、Louis[8]、Eichengreen[9]等对中国经济增速趋势从不同角度做了细致研究，经验和实证计量分析表明中国GDP增速将放缓。

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阶段性变化，当前关键的问题不是快速增长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何时减速，而是这种减速，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其程度如何？产生机理和根源在哪儿？应该如何应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本文以GDP支出法的分解为逻辑起点，考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态势，从经济周期性、增长潜力和结构变动等3个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成因和发生机理，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增速回落的成因分析

(一)出口作为增长的第二引擎作用减弱

从经济体需求方来审视经济增长，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的增长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等3个基本要素的动态组合体。因此，基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3个基本要素时间序列变化的动态跟踪，即各自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份额和相对价值的结构变化以及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便从GDP支出法解构分析中洞察增速回落的产生机理。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可得需求方视角下增长率核算方程：

其中，GDP、HC、GC、I、EX、IM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货物和服务的出口、货物和服务的进口的增长率，HC/GDP、GC/GDP、I/GDP、EX/GDP、IM/GDP分别表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货物和服务的出口、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占生产总值的份额。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依据不变价格计算，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年均值分别是2.5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4.2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见图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分时间段来看，2000—2007年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状况年均值分别是2.7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2008—2013年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状况年均值分别是2.9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5.0个百分点、0.3个百分点。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在我国投资高速增长、国内消费不足的背景下，依靠国外需求有效吸收了国内产需缺口，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二引擎。从2000—2007年和2008—2013年这两个时间序列的比较来看，净出口对我国GDP拉动状况的波动幅度最大，下降了1.2个百分点。因此，出口作为我国第二增长引擎作用的减弱是理解增速回落周期性因素的关键。其形成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空前繁荣的信贷和商品周期临近转折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空前的信贷和商品繁荣周期，其背后的两股驱动力量是：一是低利率的长期化趋势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商品流和资本流等因素促使西方经济体走上了信贷驱动私人消费强劲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长期总需求结构失衡。从实际利率来看，美国20世纪80年代实际利率均值为5%，到90年代下降为2%，进入21世纪后，再下降为1%左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实际利率下降为负值。欧元区的实际利率也出现相似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实际利率也变为负值。与此同时，美国和欧元区也出现了一个较低水平的通胀率，大致在2%左右。但是，这种长期极低甚至为负的利率终究是难以为继的，回归常态利率是大势所趋。投资者也认为，长期低利率最终会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回归常态利率的信念越来越强。

第二，全球技术进步的放缓和结构的深度大调整从根本上降低了发达经济体潜在的产出增长率，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和通讯等技术创新推动着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一轮长波经济增长的繁荣期。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旺盛，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摆脱了国内需求结构对大规模投资带来产出快速增长的限制。而在当前，新的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步入下行通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发达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2.25%下降为2015—2020年的1.6%；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也进一步下降，潜在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从2008—2014年的6.5%下降为2015—2020年的5.2%。

第三,将中国的出口规模置于全球视野，其规模趋于全球市场吸收能力的上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出口占全球贸易份额的不断增加，从2003年的7.67%增加到2012年的13.9%。从国别经验来看，日本、韩国等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峰值也仅仅为10%左右。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发达经济体实施了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内核的“再工业化”战略，全球市场中的竞争日趋加剧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大规模扩张出口的态势难以为继。

(二)潜在增长率下降

周期性因素对此轮中国经济减速有一定解释力。但是，近年来，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回归2%～3%的常态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经济则持续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当时认为增速回落是外部冲击造成的，但是4万亿强刺激政策实施后，增速刚回升两位数增长，接着就出现了5%以上的通胀率。另一方面，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的减速，往往伴随着失业率的上涨，可是近些年来中国增速逐年下降，而失业率大体保持稳定，约为4.1%，这说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实质上已经下降。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即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变化来看，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和理论逻辑线索如下：

第一，内在的人口结构变化，使得总量劳动力增长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工资成本低、看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助推力量[10]。但是，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老龄人口的增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值为14.6%，20世纪9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值为10.9%，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值为4.9%。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来看，1991—2000年年均约增加1 211.9万人，2001—2010年年均约增加1 008.9万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份额在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逐年下降，从74.5%下降为2013年的73.9%。

第二，投资的效率和投资的增速进入下行通道。以投资和增量产出之比计算而来的边际资本产出比是评价宏观投资效率的一个关键指标，该指标反映一单位GDP增量需要多少投资来拉动，边际资本产出比越低，意味着投资效率越高。从国际标准来看，边际资本产出比一般在3左右。我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在2.4～4.2，危机过后陡然提升，近几年已经超过7。由此可见，我国投资效率显著过低，扩大投资的内生动力不足。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来看，这是两个非常近似的概念，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小。投资带来的资本存量积累一般可通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个指标来量化。在2003年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相差较小，大致在0.97左右，但是2003年以后两者差距逐年增大，2003—2007年该比例均值约为1.17,2004—2013年该比例均值约为1.47，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比例更是高达1.67。前者高于后者，原因在于前者包括土地交易金额，而后者不包括。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固定资本形成的趋同增长，使得资本存量的积累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因子，但是近年来增长明显减缓。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时期的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和赶超红利。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因此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带来经济体整体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进而驱动经济高速成长。但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在减少，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日趋减小。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呈逐年减速态势，从2010年的5.4%下降为2011年的4.4%，2012年为3.9%，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13年降为2.4%，2014年再降为1.9%。经过多年的大规模转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50%以上是中老年劳动力，与以往存在较大差异，转移难度大。

从赶超红利来看，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阶段，经济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技术的可获得性较容易，与此同时，依靠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等干中学效应，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快速成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赶超进入更高阶段。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与技术前沿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干中学效应减弱，而自主创新能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提高，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

(三)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显著

从全球长周期视角考量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变动到均衡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赖政府直接干的方法推动结构变动，以结构的变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驱动经济快速成长的赶超阶段。第二阶段是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以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并带动结构升级的均衡发展的阶段。前一阶段比较典型的如将生产要素再配置和重新组合于生产可贸易商品的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出口导向战略；后一阶段比较典型的是美国新经济时期，依托互联网的经济效应，通讯和信息技术创新导致成本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促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并进一步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减速、投资增加以及金融机构信贷快速扩张这3个现象的同时出现，说明产出效益正在递减，粗放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

第一，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对增长的影响作用及其溢出效应出现衰退迹象。在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导引下，在政府看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需要经济的高增长；二是在社会安全网络体系建设滞后的状况下，经济高速增长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三是若出现经济增长减速，则将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风险问题，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生活福祉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标识。基于以上认识，政府有着强烈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意愿并推行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周期性特征，与当时所进行的系列改革措施密切相关。但是这些改革所释放的增长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的，其效应会逐渐消失。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更深层面制度因素和复杂利益关系，必须及时推进制度调整，确保新的增长红利的出现。

第二，根据发展经济理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产业和部门间的配置是基于边际收益原则。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是有着强烈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意愿的政府依托对资金、土地、矿产、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为企业提供低于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资金、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以此推动投资快速扩张。要素配置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倾斜，资源配置的激励制度的扭曲，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效率低下。这表现在：其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部门吸收了大量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则流向了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服务业部门，造成服务业部门生产率低下。其二，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动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克拉克定律的理论描述相吻合，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我国的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制约了工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良好互动。其三，当前我国第三产业所占份额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增强，如果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长期低下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扭转，则整体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诸多因素将共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拉低，增长减速则是必然的。

第三，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增长来源可以分解为“汗水”和“灵感”，“汗水”指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等标准生产要素，而“灵感”指经济体自主创新的能力。汗水和灵感的相对重要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非常高，汗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更高阶段，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经济体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灵感随之成为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灵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诸多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设备的进口依存度较高；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小企业又面临着资金和制度环境制约，研发支出等创新活动疲软；与此同时，全球的科学技术进步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较大突破，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谷。这些因素促使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

三、对策

整体上要以平常心看待经济增速回落。根据国际经验和经济理论，对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经济体，当其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水平后，增速减缓是很正常的经济现象，这是铁的规律。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支撑的要素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期待未来还能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因此，应当冷静看待经济增长减速，保持平常心，不必因增速回落就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在经济增速回落大背景下，经济政策的聚焦点应转向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淘汰落后的产业，培育熊彼特所描述的经济发展的“清洁机制”。

(一)重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实现驱动力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入依赖要素效率提升和生产率提高的新阶段。新常态下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是实现驱动力转型，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经济体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而这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需求层面，要聚焦于以提高居民实际感受、提升国民生活水准为中心的结构调整。在供给层面，要聚焦于与扩大消费和升级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并保持趋同性是要关注高素质技能型劳动力、人力资本、专业知识领域等高层次生产要素。一是要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二是在资源和环境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因素挤压下，提高技术改造在投资中所占份额，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11]。三是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强度和推广力度，把自主创新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突出位置[12]。

(二)加快结构性改革

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是长期的潜在供给条件趋弱的表现。因此，在短期政策着眼于需求管理、稳定内需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于供给条件的改善。这就是说，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增长已经遭遇发展瓶颈，面临着如何破解“低效率(益)洼地”问题。一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向更深层面和更宽领域推进。重点是做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和领域之间等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适度推进银行、电力和石油等垄断行业扩大市场开放，降低社会资本的进入门槛，鼓励和加强竞争。二是通过结构性减速，培育企业内生发展，向价值链上游延伸。鉴于财政资金支出数量扩张使用效能、挤出效应等弊端，结构性减速是关键点。这包括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研发、技术改造和与自主创新密切关联活动等可配合所得税抵减、融资支持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以及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和碳关税等。这些措施可以减少扭曲、降低整体税负、驱动创新活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制度的改进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伴随着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减缓，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56.8%下降到2013年的48.3%，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额则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39.3%上升为2013年的46.8%。2014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2%，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2.6%，第三产业所占份额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所占份额。从中外对比来看，所有国家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平均为5%，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小于2%；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所有国家大致在30%，发达国家为26%；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所有国家大致在65%，发达国家为73%。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开始萎缩，就业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增加。

这意味着在经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关键来源是制度改进的增长红利。 一是通过对第一、第二产业低端劳动力资源的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推动他们向高端服务业的转移，促使第三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升经济整体生产率。二是针对不同产业，基于不同的制度改进，提高整体生产率。比如说对于第一产业，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吸引社会资本向农业生产和经营等活动的集聚，提高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又比如说，第三产业发展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诸如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等制约着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强他们对第三产业服务和产品的消费能力，以刺激第三产业发展，如可将政府所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转移给养老和社保等相关基金。这样，基于基金的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国有企业会受到市场的纪律和规律的硬约束从而更加关注企业盈利水平，同时，退休者和劳动者由于是相关养老或社保基金的受惠人，也能较好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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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艳君)

CauseAnalysisandCountermeasuresoftheSlowdownofChineseEconomicGrowthRate

ZHANGXiao-bo

(DepartmentofEconomics,ChongqingAdministrationInstitute,Chongqing400041,China)

TheNewormalofeconomicdevelopmentisapracticaldescriptionandtheoreticaldescriptionofstag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macroeconomicoperation.ItslogicalstartingpointandbasicfactsarethedeclineofChina’seconomicgrowthinrecentyears.Thedeclineofeconomicgrowthrateisduetoexogenousshocks,structuralchange,underpowerofendogenousgrowth,andotherfactors.Fromthethreeaspectsofcyclicalfactors,potentialgrowthandstructuralchange,thispaperexplainsthecause,andanalyzeitsmechanism.Itconcludesthatit’snecessarytokeepsteadymindtothedeclineofeconomicgrowthrateandrestructureneweconomicgrowthmomentum,releasenewinstitutionaldividendandthu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ChineseeconomyundertheNewormal.

Newormal;declineofgrowthrate;economicdevelopmentofChina

2015-10-21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创新与绿色发展理念视阈下的消费新趋势研究”(2015BS076)

张晓波(1983—)，男，贵州毕节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

format：ZHANGXiao-bo.CauseAnalysisandCountermeasuresoftheSlowdownofChineseEconomicGrowthRate[J].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2016(9):33-39.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09.006

F124.8

A

1674-8425(2016)09-0033-07

引用格式：张晓波.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成因分析与对策[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9):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