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一杯酒，想一个人

黄荣才

忽然很想和一个人喝一杯酒，这个人是我师范的老师，苏衍宗。

苏老师当我的《文选与写作》老师的时候，是在1988年我读龙海师范学校普二那年。他的课很受欢迎，他不拘泥于教材，时常拓展延伸，讲授一些我们在课本上找不到的东西。当年我们从初中学校到了师范，大部分人知识非常贫瘠，更多的是停留在课本知识而已。我们像渴望阳光一样渴望各类新鲜的知识。记得他用了整整两节课，为我们讲解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还有他自己填的词，其中一句“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来去稻粱谋”，时隔二十多年，依然是同学聚会的说辞。和苏老师的课受欢迎相反，课后他却和学生的距离很远，他内向，不苟言笑，全班在他面前能够放开说话的，似乎就我一个。以至同学们把我也视为另类，觉得能和如此封闭内心的苏老师成为谈得来的朋友，能有话可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不是说人以群分吗。

苏老师和我的私交，从那本放在桌角的一本诗歌集开始。当时他讲完课，正让我们的思绪神游，穿行课桌之间的他随手拿起那本诗集翻翻，问了句“你喜欢诗歌？”。当年青春年少，似乎以喜欢诗歌为荣，谁不会背几句诗？我点点头。下课后，他坐在我的座位旁，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详细的交流。似乎从那节课以后，我们的关系直线升温。苏老师在学校边有一间宿舍，里面有许多书，他舍不得借人，但就单单为我一个人开放。每周，我几乎三次去他宿舍，每次都提一袋书，我像饥荒的乞丐，不管不顾地往肚子里塞东西一样，囫囵吞枣地阅读，那时候，学校10点熄灯，我是点着蜡烛阅读。苏老师没有强调让我记笔记，也没有硬性要求我写读后感之类，他就是放手让我阅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饥饿的人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然后才是品味食品好坏。谁知道哪份食品会长肉？吃多了自然有用。读书也是如此。

苏老师不仅仅借书给我，他的温暖来自于与他内向的性格不相称的柔情。有一回正上他的课，我突然发烧了，给他递了条子，请假回宿舍休息。下课后，他到宿舍问了情况，得知已看过校医，他才放心回去，那时是中午。傍晚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宿舍，用手搭在我的额头上试体温，那份细心和柔情像我的大哥一般。我知道那天下午他没课，以为他是因为其他事顺道拐过来，谁知道他就一句“你不是感冒吗？过来看看。”话不多，温暖顿时充盈了简陋的宿舍。他的宿舍离学校3公里，当时通讯不发达，他因此专程骑自行车而来，为的是亲手摸摸额头试试体温。寒假，他在我回家之前，塞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给我的压岁钱。当我推辞的时候，他的话不多，就几句“给你就收下来，这是一种祝福。”

在师范后两年，周末我几乎和他在一起。他的理由是学校食堂的伙食太差，让我周末到他宿舍，他做些好吃的给我补补身子。当时他还没结婚，但厨艺了得。周末我就窝在他的宿舍，看我的书，他去买菜、买鱼、买肉，自然花的都是他的钱。回来后，在煤炉上忙活，做出丰盛的饭菜。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聊聊我看的书，或许，就在那一刻他才谈起阅读，但是以平等交流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拒绝让我看他的文章剪报本，他的理由就因为当时凭着我对他的崇拜，如果看了他的文章，或许会模仿，会影响我今后写作视野的打开。他也拒绝推荐我的文章到报刊发表，他认为推荐是揠苗助长的事情。他的做法就是让我阅读，有兴趣了就写，一切要水到渠成。

暑假，有学校请他去给民办教师培训上课，他的要求就是带上我，甚至可以为此可以不要讲课费，相当于他出钱带着我出发。在海边的学校，那近十天，他上课，我自己到海边看海，或者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晚上，我们就在海边喝啤酒、听浪击礁石。苏老师说我是山里的孩子，必须看看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开阔，有豪情，而不是小家子气。同时要体验不同的生活，写作才会多样化。任何体验都是一笔财富，他坚持这一点。

毕业离校那天，我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以为他一定会来，毕竟两年的师生情缘，而且他教两个班级，有79名学生，但是没有。我走向车站的时候，去了他的宿舍，别的同学认为他冷漠习惯了，不来属于正常，但我觉得他的不来是另外一种告别。我走进他宿舍的时候，他自己坐在椅子上，我刚刚说了一句“苏老师，我要回去了”眼泪就哗啦一下下来了，他说“干嘛哭呢”，可就这一句，他再无话，我抬头，发现眼泪在他的脸庞挂成两条线。我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他是因为不忍分离才没有到告别的现场。或许，他告别的眼泪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

到了新的学校，那是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开学没多久，有个傍晚，我正蹲在烘炉前，用扇子扇炭火，自己做饭。突然有个人走进来，抬头一看，是苏老师，我愣了。当时我们的距离是160公里，他要到我的学校最少必须转三次车，从早上出发到晚上才能到达。从我们县城到我的学校，70多公里，一天只有一班班车。当晚我们聊了不少，苏老师告诉我的，就是别泄气，要坚持写作，要相信自己。第二天一早，他又搭班车走了，他说就是来看看我的生活环境，看完他就放心了。他走得很坚决，拒绝了多停留一天的要求，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经常给我写信”，汽车带着灰尘离开的时候，他探出身子告诉我。我知道，这是苏老师再次赶来给我“摸额头。”

不知道是接到我的哪一封信，当时的我坚持得很艰辛，在几乎没有文化生活的乡村小学生活得很憋屈。我接到苏老师的信，约我在某个周末去爬灵通山，当我如约在县城车站接到他的时候，没有如我计划的先在县城住下，而是马上挤上前往九峰镇的最后一辆班车，第二天一早雇了一辆摩托车感到灵通山脚下。苏老师告诉我，再累，也得马不停蹄，错过了这班车，很多事情就面目全非了。我似乎听懂了，他不仅仅是说搭车。灵通山是我们县的名山，当时上山有石径小路。走了一段路，苏老师带着我拐出去，走到山涧，他说今天我们试试能否顺着山涧爬上去。“走现成的路固然方便，但没有挑战性，看到的风景都是别人看过的，没有特色。要就要另辟蹊径，或许，风景就在前方。”我知道他说的又不仅仅是看风景。

我们手脚并用，顺着山涧往上爬。许多时候是相互拉扯，或者找一根树枝倚在石壁，他扶住让我先爬上去，然后用树枝把他扯上去，或者我踩着他的肩膀，他慢慢站起来，把我托上去。有几回，我们看到似乎不大可能上去了，他很干脆地把背包先扔上去，他说许多时候要让自己别无选择，断了退路，自然就会上前，一条道走到黑。几百米的距离，我们那天爬了好几个小时，等我们终于从山腰的山涧里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全身都湿漉漉的，到处是被野草割伤的痕迹。我们躺在路边哈哈大笑，全然不顾其他游客诧异的目光。苏老师很得意地说“怎么样，风景如何？感受如何？”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次爬山对我的重要，那是苏老师看到我的悲观，赶来帮我打通“任督”二脉，让我不至于迷茫之后悲观地沦落。

当我在写作之路逐渐入道的时候，苏老师很高兴，他的高兴从他的同事那传导过来，说我每出一本书，苏老师都很骄傲地告诉同事，用神采飞扬丝毫不为过。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他特别打来电话。他在我的毕业那年也离开师范学校，换了几个单位之后，到了我们市报的副刊部当编辑。编我的稿件的时候，他不时会提出意见，要我坚持攀登，他说文章老在同一个层面，尽管不妨碍发表，但仅仅是熟练，是惯性地滑行，没有跃上台阶的突破，就没有挑战性。有一回，快下班的时候，他打来电话，说要来找我。报社离我的单位50多公里，打车一个来小时就够了。晚饭后，我们在宾馆他的房间里喝茶，他的话题离不开我的写作，说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他稿件了，他来看看，我是松懈了还是沉迷于职场的杂事。因为他当了外公，当年因为祖父是民国文化名人和父亲是右派等受到伤害等诸多原因造成内向寡言的性格已经改变了许多，童真柔软了他的内心，他变得爽朗善谈多了。他谈我的写作，谈职场发展和文学之路的选择。告别的时候，他说许多疑虑他已经打消，他希望看到我的进步。

第二天，吃完早餐，他挥手告别，说没有其他事，就是来看看我，谈谈，看完，谈完，各自忙活。他还是和当年一样，我们没有挥手告别。我们的师生情缘已经延续了快30年，没有因为毕业而戛然而止，肯定也会再延续下去。

在我写完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很强烈，想和苏老师喝一杯酒，散淡地聊些什么。

选自《教师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