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飞鸟

2016-10-26 19:10李风宇
海外文摘·文学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杂文

李风宇

写写文章,搞搞文字工作,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上苍对他的恩赐,一笔还不错的文字救了他。我时常这样想。

翻检父亲李克因先生的文稿时,耳朵边老响起先生苍老的京腔:“狼舞蹈起来是要吃人的!”

“怎么办?”

“赶快跑!”

克因先生如此教导我。克因先生的一生似乎总有一头狼跟在身后,如影随形。因此先生好多时候是痛苦的。当然,狼也有休息的时候,这位京戏票友就也停下脚步,唱一唱“空城计”,表示自己并不张皇失措,还很惬意。有的时候竟然忘乎所以,写起杂文,议论起时事来。这就超乎客观实际,既然逾矩,遭到棒喝是必然的。

克因先生身材高大,曾经是篮球场上的中锋,有人开玩笑说他天生异象。他的母亲是满族人,正红旗,父亲则是汉族,按中国传统,族系当然是随父亲。跨族通婚的后代是否要聪明些?没有考证过。反正克因先生是很有智慧的,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起抗日征文,他当时是流亡西峡口的河北国立一中学生,这位莽撞少年一稿中的,居然得了个一等奖。奖金六十块现洋,这个数,放现在也委实不少。我问:钱呢?他沮丧地告诉我:被省政府主席的儿子“借”走了。当时大家都穷,克因的父亲当时亦是省府委员,听说后呵斥了这位得奖少年。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向报刊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是为了将那几块现洋挣回来?不知道。

克因先生的父亲李竟容在陆军大学研修武学时选修的是德语,公暇翻译德文版波斯诗人奥玛珈音的四行诗集《鲁拜集》。受其影响,当年,克因先生亦喜写新诗,据他说,曾写了一大堆,后来不知为什么,不再写亦不喜读看。

他是在重庆沙坪坝考入中央大学的,这位思想活跃的学生专注于学业之外,还四处投稿,写出一大堆不合时宜的小说、杂文,针砭时弊,问道未来。这一段倒也没有招来什么祸端。1948年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园艺系读大三时,想找个差事干干,弄点“外快”。一不留神,在家不错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考《南京人报》“练习生”的广告,前去报名,一不留神竟被录取,同榜三名,两男一女。说是招练习生,实是当记者用,第二天就带着“本报记者”的名片去跑新闻,亏得已经有了几年发表短文的历史,于文字上不吃亏,也就天天能完成发稿指标。但忽然一不留神,在一版头条发了篇《中央大学校长“拐款潜逃”》的新闻,极可能受先生的影响,不知那女练习生是否留了神,竟然发了一篇《首都警察厅长“拐款潜逃”》的新闻。拂晓出报后,他们还很不留神地在喝粥,忽得“外线”电话,说快跑,刑警队来抓人了,先生冲出大门,满载刑警的吉普车已遥遥在望,眼见无路可逃,急中生智闯进不远的殡仪馆,躺在空棺里躲过此难。这两篇文都被当局媒介认定为反动文字。

惹出大麻烦是在1948年底,当时他仍然在张友鸾先生的《南京人报》当记者,而且在南京文学界已小有名气,其时内战胜负基本已分,趁著名文人纷纷袖手之时,四下里投稿,杂文、时评于各报四处开花,彼时先生年轻气盛,写起稿子来轻重不分,忽一日砸出一篇《探监记》,既骂了当局又骂了警察,招惹来满满两汽车警探,警察先砸烂了地处闹市的报馆,还指名抓人。幸得工友提醒,拔脚走人,才逃过一劫。

不久前,整理克因先生的旧物,翻到一大沓旧作,这篇名为《探监记》的杂文刊载在1948年9月14日的《益世报》上,现在重读甚为有趣:

探监记

一位朋友最近以一个“摩登”的罪名被捉将牢里去,听说也许得在里面住上三年五载。

我和他交往一场,自然应该尽尽朋友之谊,但因为他们是不准接见客人的,所以我只好送点东西,聊表寸心了。

送东西要考虑三个条件:第一须不是违禁物;第二是他最需要的,第三是我能负担的。

听说他们在里面只许看风花雪月的书刊,但是我这位朋友偏偏不喜欢这一套,写信呢;更是在禁止之列,那么他一天到晚,大抵只是吃饭拉屎和睡觉了,针对这种情形,我给他买下了面的东西:

大便总是需纸的,于是买草纸一刀。

在牢里住宿酌人,尽管已失去自由,然而起码的卫生还有维持的必要,于是买七星肥皂一块。

听说他们的菜并不足以佐餐,于是买酱菜,听说他们的饭也不足以果腹,于是买“花旗式面包”四只。

为了使他睡得更舒服一些,于是我带给他一只软软的枕头。

好了,一应俱全,于是我手里提着,臂间夹着,心安理得地直奔监狱而去。怀着异样的心情,我这样跨进了监狱的大门。

现在开始“检查”所送物品了,工作进行得真够慎重。

一位先生带来的一盒蛋糕,一只只被拍两半,那位先生不大高兴,连忙阻止。

“你还想送不想送?”检查员声色俱厉。

蛋糕的主人默默地屈服了,而蛋糕开始被拍成四块了。这样的话,似乎拍成八块也未必能绝对保险,如果蛋糕的每一个原子都有“问题”,那就是用磨粉的检查法,也是无效的。

我简直想入非非了,想着想着已经轮到自己。

我呈上所带的东西。

草纸竟马马虎虎地通过了,真出意料之外;就物论物,它应该是最容易隐藏“罪恶”的渊薮呢。肥皂呢?好像他们并没有准备够快的刀子,不然,一定要把它切得片片如雪花飞的,于是它也幸免了。

酱菜被打开了,但是似乎他们已不再具有把它们块块切开的兴致,所以也侥幸通过。

但花旗面包却遭难了,当那漂亮的外衣被粗鲁地剥开以后,便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握了几下,于是,胖胖软软的身体马上变得瘦骨嶙峋伤痕遍体,五个爪印深深地刻到中心,而且终究避免不了惨遭撕裂的命运。

面包何辜,面包何辜!

其实,正因为花旗面包太软弱了,处置它们实在并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检查员们也乐得逞逞威风;假如要换硬朗的黑面包,想必不至于遭如此的厄运的。

好在迟早总得入肚,经过这样的糟蹋,似乎也不至于影响到吃者的食欲,差堪欣慰。

好险,好险,幸亏我没有钱再买鸡蛋,不然,还不是被一个个地敲开,看看蛋黄的中央是否藏什么违禁物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害怕。

这不过是一桩小事而已。

但是如果你从小事看到大事,再用大事来印证小事,你就会晓得所以如此的道理。

被克因先生称为“大先生”的张友鸾先生是民国著名报人,学问精深,为人宽厚,著作等身,克因先生视之为师长。到了晚年,克因先生还一再叹息:“给大先生惹了麻烦。”解放以后,《南京人报》以其历来的进步性很快复刊,仍由原来的总经理张友鸾先生主持,克因先生应邀参加,担任总编办主任,于是先生这个中央大学园艺系毕业生,就在一系列“不留神”里走上记者、编辑、作家的道路。

克因先生用过的笔名有几十个,其实他的本名叫李利之。四十年代末,大军渡江,南京解放,较为有名的文化人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广州,还有的渡海去了台湾,偌大南京城只剩下一些青年作者,这些人都是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当时的南京是中央直辖市,作家路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春之将尽的某一天,路翎奉组织之命将这群游兵散勇召集起来,在南京原中央政治学校内召开了首次南京市文学作者座谈会,作家兼邮电印刷厂老板孔罗荪陪着气宇轩昂的路翎来到会场,孔边走边对路翎建议:“南京文学青年还有一些,但都是些游兵散勇,有必要组织起来。”

参加会议的作家和诗人有刘力理、杨琦、李克因、高加索、铁马、荃里、屠益范、蒋虹丁等一众无头之鸟,其中尤以诗人刘力理最为活跃。此为南京城解放后文艺活动之嚆矢。后来,解放区大批文化工作者涌到,这批人也就屏气敛息,写作势头逐渐式微,从此谨小慎微地当起小学生。数年后,路翎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孔罗荪担任了《文艺报》主编。与孔罗荪、路翎等文坛名人的交往,也是他以后倒霉的原因之一。多年后孔罗荪先生尚记旧事,不久前,文学评论界前辈吴泰昌先生对我说:“八十年代时,我在《文艺报》工作,罗荪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到南京出差的时候,罗荪特意嘱咐一定要去看看李克因,所以,我一到南京就去了你家……”

五十年代初期,克因先生在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负责文艺工作的指导,名称叫“指导员”。彼时市委宣传部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衡鉴楼办公,说来也巧,他的办公室就在1946年其父担任考选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楼下。于是热情洋溢、挥汗如雨、战战兢兢地写,被市长、书记点着名写讲话稿,市委大院都知道“大老李”是一稿过的笔杆子。这不是好事,这是个社会分层、阶级斗争的岁月,有一位领导曾经谆谆地对他说:“要珍惜组织对你的改造……”

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一支笔有的时候也能救命。人啊,尘事中的事,还真的不能想得太绝对。客观地说,克因先生是想努力适应现实,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主观的惯性是一时去除不掉的,人生如同唐三藏去往西天的旅行,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磨难,“通达”就不会视其为苦。

数年后,有人检举他是“胡风分子”,这个“胡风”他确实不认识,也没有联系过,但是与路翎是打过一些交道的,也就是在孔罗荪当老板的印刷厂里一起喝过几杯白开水,侃一侃文学创作上的事情,这间印刷厂设在南京城南一家剧场后面的僻巷里。当时的审干工作还是比较严谨专业的,克因先生被叫到一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谈话,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了几句过门话,说是谈一谈,有问题的话讲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有思想包袱,然后又强调了政策,下面的问话大约是康生当年从苏联回来传授的“格伯乌”式的专业讯问:

“脸色发白,很紧张嘛!”

克因先生茫茫然,这间办公室里又没有镜子,只好尴尬地等待下一句发问。半晌,忽地一声吼,声震四壁:“怎么又红啦?”

克因先生感到好像“三打祝家庄”里头的一折戏。

这时,组织干部目光炯炯,两片薄唇一张一合,阴冷刺骨:“手在抖嘛,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要抖?”

克因先生还想辩解,但是额头上已经沁出汗来。

那时,曲波先生的《林海雪原》还没有问世。

后来,时光好起来,写了《灯下煮酒论英雄》等一大批杂文,有一阵他每天包办了当地报纸几个版的稿子,省内省外投发杂文,笔名多达几十个,这时有人说他是“右派分子”,经查,无有实据,不了了之,但失眠症由此而起。还是由于能写,1959年被推选为省先进生产者,开大会时他与画家傅抱石同为文教组的召集人,这应该是他前半生最好的时光。

在江苏,克因先生的文章当然不是最好的,更谈不上是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但“文革”却是从他头上开始开刀的,实在是匪夷所思。大约是在1965年底,江苏省里文化界在东风剧场开大会,领导点出四篇文章为毒草,他发表在《雨花》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位列其中,说是写了“中间人物”,被点名的另一篇小说也是他指导创作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即登出批评文章。后来听说抛出他们是为了保一些“资反路线”的自己人,当然,那些真正的牛鬼蛇神最终也没有能逃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目光,不久就被一个个揪了出来。以前克因先生看到不顺眼的事便写文章针砭之,如今痛遭棒喝,正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句老话。

压力最大的不是克因先生,而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位通晓五国文字的图书编目专家,武汉大学毕业后曾参与接收民国中央图书馆,是该馆第一位新中国的图书管理专家,大约是因为爱书,嫁给了这位作家,省里文化界开揭批大会时,母亲亦在会场,好多目光齐齐投向了她,好像那几篇毒草是她写的。于是母亲回家很严肃地叮嘱父亲再不能写了!

五十年代初,五四运动骁将刘仁静先生曾遭到厉声训诫:“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叫你饿饭!”

这个法子确实厉害,吓倒了多少心高气傲的文人。家累在身的克因先生答应我的母亲:“再不写了!”

其实也写不成了,一搁笔便是十年。

不成想,1978年以后又遇到了好时光,“放毒”的机会委实不少,寂寞多年的克因先生技痒难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炮制出上千篇的“毒草”来,刊载在海内外大小报刊之上,其中大部分称之为“杂文”。说来惭愧,这些文章我大多数没有读过。不久前,克因先生的一位朋友主持出版他的杂文选集,让我有机会将他的文章通览了一遍,从文章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不是在“错觉中展开自己”,而是在用从容的步态丈量人生。

我很喜爱泰戈尔的诗句,比如: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人的思想是无限制的,可以随处飞扬,永无止境,哲学地说,这是一种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时候,蹉跎的岁月也会给作家提供创作灵感,泰戈尔的另一句名言可能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世界在踌躇之心的琴弦上跑过去,奏出忧郁的乐声。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人生在世,就像一阵风,一刮就过去了,甚至不会留下一点点痕迹。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人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意思好像也包括他自己。季先生真是位通达的人。我见过许多视一方领地为禁脔,把持一方的庄家式人物,当权时都是大家名家,文名政声大多得自于“话语权”,煊赫之气直透云霄,事后都销声匿迹,不知去往何方,难得还有人记得起他们。克因先生以杂文为生,其终生不以其为小文,记不得是郑逸梅先生还是黄裳先生曾经与他谈论杂文时,说过:“小文不小。”在世时,有关人等曾议过也要为他出个文集,后来,时过境迁,到哪里找旧账去。时至今日,在熙熙攘攘十多亿人的尘世中还有人记得克因先生,记得他的文字,为他出书流布于世,敬畏之心蓦然而生!

先生在“人情世故”上缺少天分,也很不善于就此向懂行的人请教,后来形势大发展了,仍然不懂,所以总是处于一种“孤寂落寞”状态,好在已经习惯,日子还能将就着过,也就罢了。做一位独立思考的人多么好,尽管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痛苦的,但在交出答卷之后,他是愉快的,因为至少解答了自己的困惑,没有虚度一生。

其实,绝大多数所谓“作家”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涂鸦者,穷一生之力,刚刚刻写上“到此一游”,就转身离去。用不了多少时间,风吹吹,粉末无存。

写到此处,夜已深沉,遥望窗外,远处有一颗星宿在闪烁,岂乎是克因先生在茫茫天际祝福在尘世中盘桓的家人和朋友们?带着无尽愧悔,向化作星辰巡游天河的克因先生报个平安。

称克因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老师。

原载《青春》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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