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话剧看海派

尹诗

【摘 要】话剧自传入中国，便处处与赶时髦、务新的海派文化合拍，彰显出了开风气之先的海派品格。而海派文化不断地精进向上、推陈出新，不仅是为了适应复杂的商业环境及多变的观众需求，更是海派善于吸纳新生事物、学习先进文化的结果，并由此形构了繁华都会里的大众流行文化。

【关键词】民国话剧；海派；流行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9-0033-02

理解“海派”如果不走进民国时代，可能就很难认识今日流行的海派建筑、海派饮食、海派生活方式等太多太多“海派”事物的真正来源。就像今日上海话剧的研究者，一旦翻阅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话剧史料，就难免会为其耀眼的光华唏嘘不已，同时在历史评价面前一时手足无措。也许，繁华从未真正谢幕过，转型后的海派话剧处处都露出历史的痕迹。

民国话剧的舞台上群星荟萃，石挥、唐若青、沈敏、孙景路等演员奉献出了无数艺术精品，让剧场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乐园。那是中国话剧长河里惊鸿一瞥的华丽遇见，其精彩盛况恐怕再难以为继，今人也只能从尚存的史料图像中摸寻出一鳞半爪了。像风靡一时的《秋海棠》上演时，据说有不少女性观众没等看完戏，一块手绢早给泪水浸透了！[1]那时的上海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话剧观众群，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学生和职员等，这些观众与演员息息相通。的确，海派话剧深入人心是可以从各类剧评里看出来的，报道风格也另有一番情趣，如《秋海棠》一剧便出现所谓观众“轧”石挥的盛况，江泓不演《清宫怨》里的西太后就有人退票，还有观众抱怨《倾城之恋》男主角舒适没有演出来“范柳原”的绅士味儿等等。话剧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外国戏剧的引进，因为其本身就是舶来品，自传入中国并立足成长，便与上海结下l1缘分，并处处与这个赶时髦、务新的洋场文化合拍。《殉情》（改编自《阴谋与爱情》）、《三千金》、《水仙花》（改编自《简爱》）、《飘》等改编剧的竞相上演，便彰显出了话剧开风气之先的海派品格。

是的，从文明戏时期莎翁剧作的盛行，到今日上海艺术中心的《蛛网》、《原告证人》等经典剧上台，话剧一直在扮演着“转运”新的外来文化的角色。西风浸染下，科学民主的先进理念、生活方式已悄然改变并渗透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之中。而都市生活的脉搏节拍在话剧舞台上的律动，大多都是以一个个充满悬疑的戏剧冲突来表现的，如《阖第光临》里的一对年轻夫妇，在乡下亲戚登门造访之时，苦于无暇应对各种打扰，无奈之下，只好装鬼吓走他们。[2]这种崇尚个人自由的家庭观已与传统家族观念相悖逆，但以如此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却又令人哭笑不得。《蛛网》、《原告证人》是今日上海话剧的经典，足以让人体验到戏剧之魅而久久难忘。去安福路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观剧，是本人学术工作的“份内事”，我也早习惯了这里观众不多不少、不温不火的感觉。无奈如今人们看话剧的劲头怎能与1940年代相媲美？重趣味、显示情节突兀的悬念推理剧一向为沪上观众所喜欢，波澜起伏的剧情凭借严谨细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尾，让人看得惊心动魄、酣畅淋漓。这是激切热烈、紧张突兀的口味需求，与节奏平缓的京味儿作品不同，却处处显出了深具海派特色的文化渊源和血统。这可以追溯至1920年代《阎瑞生》、《火烧红莲寺》在上海滩的风靡，那会更容易看清海派的前世今生。

讨论海派的开风气之先不应忘了女性的“功劳”。江南自古出美女，上海自开埠以来，名媛贵妇、影剧明星云集，足以引起众人的渴慕艳羡。《上海滩》《上海的金枝玉叶》至今仍在传诉着海派的花样年华。被大书特书的民国女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对女性美的表现与关注亦铺天盖地出现在各类画报刊物上。不仅有各色泳装、旗袍类美女，就连驰骋在马路上身着摩登服饰骑着脚踏车的少妇少女，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文学里的女性书写亦有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病妇、施蛰存《春阳》里的婵阿姨，而张爱玲的小说更有神来之笔。话剧之为舞台艺术的特质带给观众的是更具力度的审美效果。在《日出》、《女子公寓》、《娜拉》等戏里，一展风采的女艺人无形中充任了女性意识的代言人和自觉践行者，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演员自然成了人们崇拜追捧的明星。像念台词清脆响亮、咬字清晰正确的孙景路，和脸上永远带着孩子似的天真笑靥的沈敏，能演剧又能写剧的女演员夏霞、丹尼等。夏霞的《寡妇院》刊登于1942年的《万象》后不久即搬上舞台，而曾在英国攻读戏剧的丹尼丝毫不输其夫，是闻名于剧坛的名角儿，《小妇人》一剧就是她改编的。庞杂繁多的评论文章与话剧上演如影随从，而演艺明星的深入人心自然离不开报刊媒体的推波助澜。溯源报刊和娱乐的“姻亲”关系，至少要从晚清时期《游戏报》和女弹词的相互唱和谈起。1940年代，媒体和娱乐的相互辉映达至繁盛。话剧电影和新闻报道联袂上演了商业娱乐的繁盛景象。种种围绕着演剧内幕、话剧明星绯闻轶事的报道，不拘一格，蔚为大观。不管是做了姚克内子的上官云珠，还是和舒适同居的慕容婉儿，唐若青的西班牙籍男朋友等等，各种娱乐新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演艺八卦。上海人喜欢“轧闹猛”，“看明星”是大家欢喜的，那阵势就是今日的“粉丝见面会”。据1942年8月17日的《海报》披露，童月娟生日当天在福州路杏花楼举行公宴，“影迷们挤在门口排的像肉阵似的”，“大家站在门口点数般嚷着：李丽华来了、周曼华来了，李红来了”。明星们的一言一行难逃狗仔队的四面夹击，报刊媒介承载的是大众市民的欲望、要求和想象，并由此开创了繁华都会里的大众流行文化。而流行从来便是商业繁荣的符号表征。

商业竞争的背后是市场法则的捉弄和安排，是公平的，又是无情的。过气的影星杨耐梅1942年登上话剧舞台演《王熙凤》，难逃被揶揄的命运。观剧反应是促使演员不断提升的动力，但压力和动力并存，娱乐圈内部的流动性本身便折射出了艺人生活的不稳定性。艺人们往往自寻出路，同时涉足电影和话剧成为双栖明星的大有人在。一度踏入电影圈的话剧演员就有石挥、张伐、韩非、乔奇等人，可当话剧行情好的时候，明星又都转行演话剧。以至于导演桑弧一次在筹备新戏时，竟发愁觅不到合适的男演员。商业竞争促使各剧团推出令人惊艳的剧目来“打对台”，并发明出了“明星制”、“新闻发布会”、“潮流化”以及各种“噱头”来为自己造势生威。毕竟近海言商的风气由来已久，在上海滩立足总要足够精明才行。譬如京剧到了沪上就格外注重演员扮相并增添机关布景，摇身一变成了海派京戏，才能唱个满堂彩，而这无不透出演剧市场残酷竞争的硝烟味儿。

因此，海派文化不断地精进向上、推陈出新，正是为了适应复杂的商业环境及多变的观众需求。如同独角戏、滑稽戏都是从文明戏脱胎而来终成一家之风似的，各种娱乐艺术之间无门户之见的互通交流是常态，而这正体现了海派广博包容的品质，所以能同时涌现出舞场、电影院、话剧院的林立及申曲、弹词、滩簧的遍地开花，林林总总地成就了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像明星公司拍摄的《大家庭》，文明戏演过，也被改编为申曲。当时的大世界等游乐场就索性将多种娱乐聚集在一块儿，让游客流连忘返，从中午逛到子时也是常有的事儿。与话剧多集中中上阶层的市民观众不同的是，游乐场是知识较低的小市民的乐园，但并不完全像评论所说的一律泥沙俱下，仅余城市污浊。唐槐秋1936年率中国旅行剧团开演《雷雨》、《茶花女》前，就特意观赏了“上海卖铜钿的戏”，“先到共舞台看《火烧红莲寺》，布景的噱头给了他不少的惊奇，又去看了周信芳的京戏《明末遗恨》等，和大华屋顶戏场的《茶花女》”，并称赞《茶花女》里的“草裙舞”跳得不错。[3]1937年6月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公演《武则天》，团长应云卫专门到皇后剧院观看了王美玉主演的改良文明戏《武则天》。那么，纵观海派话剧自身的演进过程：从辛亥革命时期加即兴演说到后来加唱加演，甚至穿插外国歌舞团的噱头以招揽观众，到逐步改良成为带有商业性的以市民观众为主的通俗大众剧，正是中西古今兼收、注重吸取各门类艺术精华的产物。海派始终记得从民间文学和旧文学中来吸收养料，并擅长将民间通俗故事改编成舞台剧，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潘金莲》等。而且确有演员兼具表演传统戏曲的功底，如演“潘金莲”的李绮年因是广东红伶出身，练过装蹻工的她做了小脚潘金莲，步步金莲，行来步步娇，着实开眼。[4]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在1950年代亲下南洋自带话剧团演出，却落得个服食安眠药自杀的下场，不免令人唏嘘。在沪地风靡近五个月、创下票房历史记录的《秋海棠》里，石挥扮演的“女青衣”开唱《苏三起解》的序幕是观众交口称赞的“噱头”。而海派一开始便扮演一个首当其冲接受西风浸染滋润的文化角色，在朝向民间的同时不忘初心，《钦差大臣》、《梁上君子》、《多夫宝鉴》等外国名著、名电影改编的盛行，正是海派善于吸纳新生事物、学习先进文化的结果。这样，海派话剧在牢牢抓住通俗观众的同时，也将高雅一派的观众收归，诸如爱看欧美电影的人自然会被吸引过去。不同类型的剧目的上演正体现了海派博大的品格。

唯有能容，才能成其大，这是海派的精髓。从不断的外来引进和渗透中激发起内部的矛盾冲突，不仅是海派亦是各类文化所要经历的砥砺磨练。放眼今天的《周立波脱口秀》、《今晚80后脱口秀》，谁又能说这不是海派娱乐文化的传承呢？上海滑稽戏表演要上春晚的传言一度沸沸扬扬，虽然拟将方言改成普通话的想法遭人非议，但也不失为一种“普及”的积极尝试。而一想到滑稽鼻祖王无能历史上一人独揽全场，将学方言、唱戏曲、说笑话、讲故事“汇”成一堂，就足以让人感慨其多么“有能”了。嗨，这就是连一个中原人也能了解的海派。

参考文献：

[1]白婴.秋海棠观感[N].力报，1942-12-27.

[2]洪漠.阖第光临[M].上海：世界书局，1946.

[3]佚名.唐槐秋研究生意眼[N].大晶报，1936-7-17.

[4]佚名.李绮年的潘金莲[N].海报，1942-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