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背景

高文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首次提出“三农”问题，此后又被官方逐步引用。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事实上，三农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我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三农”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巨大，“三农”问题积攒时间久远，使得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其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影响之远无法准确预计。其中，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金融自治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农村金融自治是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解决进而逐步发展的。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农村经济、金融方面取得较大发展。在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一号文件”，文中指出，鼓励个别地方在严格监管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前提下，利用吸引外资及社会资本，兴办能为“三农”服务的多类型的所有制金融组织，但是这一时期仍缺乏相应的金融监管和法律规范。接下来的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要模索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年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面世，从法律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保护，从而达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目的。同时，2006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为互助组织”，这是当时在农村出现的新名词、新组织。经过政策与实践的铺垫，终于在2007年，政府出台落实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的政策，中国银监会颁布《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同年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示范章程》，指出决定在湖北、内蒙古及四川等6省进行试点。从此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可以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得到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认定，这种农民自发创设的互助组织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肯定，标志着除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之外，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合作金融制度。

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决议中提到，“允许合作社展开信用合作”，这是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最具含金量的改革举措，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必然选择，是调动亿万农民投入改革的力量源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里删掉了“有条件的”及“专业合作”等限制性字眼，这无疑加大开放了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开展的资金互助的政策空间。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要求“鼓励在农村发展商业保险业务和互助合作保险，探索建立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尽快出台金融支持合作社及有条件的合作社承担涉农项目的具体办法。随后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在国家的引导下，农村资金互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资金互助和生产合作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农业生产推进的优势，从而更加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的稳健发展。2010年“一号文件”中强调，“要加强农村金融政策与财税政策有效衔接，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逐步完善涉农贷款的定向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及增量奖励等政策。完善县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发放当地贷款政策”。这项政策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形成一体化的新格局。

随后在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在其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为促进和保障宏观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须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的投资市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逐步完善金融的监管，推进金融的创新，维护金融的稳定，可通过此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者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还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供销合作社及农民合作社成为资金互助开展的组织基础。

2015年11月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里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是农村改革，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坚持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及政策性金融三者相结合，健全农村金融的公平准入、监管制度及政策支持，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创新农村金融的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农村金融的服务水平。在2016年刚结束的两会上，我国政府将扶贫攻坚定为“十三五”时期的“一号”工程，指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农村金融、经济的发展是农村能否实现脱贫的重要筹码。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形成新的格局，且正处在“新经济”的浪潮之中，加之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能否更好解决，如何妥善处理“三农”问题就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引导，通过对农村金融自治体系的完善而逐步解决并完善“三农”问题。（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