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范式

庄恩平+陆婷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外宣工作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2015年5月他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做出重要批示指出，希望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虽然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都在学习、探究与践行习主席的对外宣传工作要求，但从跨文化视角分析，就能发现我们还未真正理解习主席的“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的指示，还是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中国式的传播方式、中国式的表达方式表达我们的观点，在对外交流、讲述中国故事时，还不会用跨文化思维方式去分析为什么国际社会不理解、误解、质疑“中国梦”“中国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国策。笔者认为，主要症结在于我们跨文化传播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缺失。

本文以2015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对美国、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例，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习主席如何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何消除对中国的误解与质疑、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以此构建习主席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范式。

一、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质疑

经过67年的国家建设和3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现代化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日益提升，中国形象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历程缺乏了解，他们一直以冷战思维、强权逻辑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批评中国欲在世界谋求势力范围，寻求“霸权”地位，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宣扬为“新版的朝贡体系”等均体现西方的“霸权”逻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读。他们对我们的质疑与误解，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对外传播能力远远落后于中国崛起的大国形象以外，是否还与中国式的传播和表达方式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雾里看花、水中观月有关呢？

伴随“中国道路”“中国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减少误读，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消除国际社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种种疑虑，我们需要从跨文化视角进行分析与解决，不然“一带一路”倡议无法落地，中国无法实现既定国策与对外政策，无法使中国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惠及周边国家，更无法让他们确信中国是可信赖的国家。

二、习主席增信释疑的公共外交之旅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局限在自己已有的经验范围，他们以“西方中心论”和“强国必霸”的思维方式误读中国，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作“中国威胁”。问题的实质便是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了解，缺乏以跨文化视角思考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因此，习主席访美访英以跨文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旨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与质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敏感问题：

1.对“中国道路”的质疑

国际社会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就，质疑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认为中国道路不可持续。面对此种质疑，习主席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中提到：“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近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美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100多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经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失败尝试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①习主席正面回应质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向世界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取得今天有目共睹的成就。

中国人在写文章、作报告、讨论问题时体现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综合思维方式，表现出一种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西方社会主张说话人有职责和义务使受众正确理解其传播信息的涵义。因此，我们应采取以事实为依据的“讲故事”形式阐述观点，这样才能让受众了解与接受，才能避免误解，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2.对“中国梦”的质疑

“中国梦”作为当前中国重要的政治话语，让国际社会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抱有复杂的心态，时刻警惕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对此质疑，习主席在出访中提到：“近代以后，中国人民经历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②中国梦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首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还有两亿左右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③，为实现脱贫扶贫，中国人民还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其次，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中提到她的中国梦便是使所有的儿童，特别是女童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教育事关妇女和儿童、事关平等、事关年轻人。所以中国梦是国家摆脱贫困之梦，是每个中国人追求自己幸福之梦，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难道中国人连想过幸福日子的梦也不能享有吗？

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实现“中国梦”会如此的反感或恐惧？其实他们的反感或恐惧正反映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即中国实现“中国梦”会对他们的国家构成威胁。那么，我们对外传播者应该就“中国梦”传播些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传播呢？仔细分析习主席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我们不难有所发现，对外传播不仅仅是传播内容与方式的问题，更是对外传播者的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问题。

3.对“一带一路”的质疑

对于中国人而言，古代中国“丝绸之路”时代是中国2000多年前经济贸易比较昌盛的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义旨是为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对于西方人而言，“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强盛的代名词，如果将“一带一路”作为“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对外宣传，不可避免使西方产生中国意欲构建“新版的朝贡体系”“新殖民主义”的误判。

“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习主席在访美访英公共外交之旅中，开诚布公地明确阐述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是“为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谋求政治势力范围”④，强调“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要为全球做出贡献”⑤，让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红利。以跨文化视角分析这些沿线国家的误解与质疑不难发现，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存在用国内宣传的语气、角度、重点的问题，比如把“一带一路”说成是国家战略、产能转移、劳动力转移等，同时过度宣传中国的利益，而忽视他国的利益；虽然会谈到实现双赢目标，但受众国却无法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误解与质疑在所难免，这就是“一带一路”实施路上的挑战，更是跨文化的挑战。所以我国对外传播者应从跨文化角度思考怎样宣传才能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一带一路”的用意会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收益。

4.对孔子学院的质疑

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心存质疑，把孔子学院视为“文化入侵”、输入价值观等，甚至误导民众以保护本国文化为由驱赶孔子学院。面对这一文化冲突，习主席出访英国时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⑥孔子学院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可以帮助世界民众通过学习汉语来了解改变中的中国，了解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这也是中国以学习他国语言为开端，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了解世界社会与文化，传播世界文明所曾走过的道路。因此，我们在宣传孔子学院时应掌握一个原则，即不宜把在国内宣传的内容、表达的语言与方式完全用于对外宣传，应考虑受众国家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等因素，这是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表达的问题。要让世界了解与接受孔子学院，关键在于提高对外传播者、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以及孔子学院教师的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这样才能顺利推进孔子学院的发展。

三、启示与建议

本文以跨文化视角探究习主席如何利用公共外交平台，直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质疑，全面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梦”“一带一路”、孔子学院和治国理念，以跨文化沟通方式、以事实为依据，用国外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消除了国外对中国的误读与误解，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的中国，让世界读懂了中国故事，起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目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与建议：

1.跨文化素养是对外传播者的必备素养

对外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时必须遵循跨文化沟通的原则，即要达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目的。有效跨文化沟通是指说话者要让听者听懂和理解他的话语意思，如果听者不能有效解读说话者所要表达的话语意思，那么听者就会随意理解与猜测，这就是说话者的话语意思被误解的症结所在。

为此，对外传播者要以跨文化思维，用基于语言（verbal based）的沟通方式，而不是用基于语境（context based）的沟通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美国人类学家霍尔（Hall）（1977）在他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语境是指两人在交流之前所需要了解与共享的背景知识。⑦根据霍尔高低语境论断，通常中国人在沟通时都靠“意会”，而非言传，善于靠语境理解对方所表达的含义；而欧美人在沟通时依靠“言传”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进而在跨文化冲突管理中，汀图梅（Ting-Toomey）（1997）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文化冲突是先由沟通不当或失误引起的，沟通失误会导致沟通误解。⑧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跨文化传播者要具有这种跨文化意识，要理解传播者与受众是以不同方式传播和接收信息的。只有增强对外传播者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素养，提高其跨文化沟通能力，对外传播才会减少或避免国外受众的误解，才能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目的，这种跨文化素养是对外传播者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

2.跨文化素养应进入传播学科人才培养体系

对外传播者跨文化素养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跨文化传播时具有跨文化意识，能意识到哪种传播方式可能会出现跨文化问题，当出现跨文化问题时，传播者能马上感觉到，并会采取措施予以修正和弥补。在实践中，具有跨文化素养的对外传播者会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和途径达到跨文化传播目的，他知道如何与外媒合作、如何主动参与外媒访谈、如何利用公共外交途径、如何回应各种疑问或质疑、怎样讲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更有效力等。然而，跨文化素养或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在对外新闻传播学界尚未引起高度重视，还没有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通识课程，以跨文化视角分析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我国跨文化传播学与跨文化沟通学两个学科研究缺乏整合。这两个学科虽然是一个英语名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却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行研究，所以研究和了解两个学科的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整合两个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于我国对外传播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这将有助于培养出具有跨文化素养的对外新闻传播者。

3.以跨文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习近平主席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批示要求我们对外传播者要有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意识，用说话者导向（speaker oriented）和基于语言（verbal based）沟通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在本文案例分析中，习主席坦然面对国际社会质疑，以事实为依据，讲述有目共睹的实例，这种传播方式能增强沟通效率与说服力，体现了跨文化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直面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仅体现自信、有理、有据，更能让国外媒体与公众看得懂、听得懂中国新闻与中国观点，进而才能让国际舆论、西方媒体与公众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才能消除国际舆论与西方媒体对我国的负面报道或对中国的误解。”⑨

「注释」

①外交部：《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的演讲》，2015年10月22日。

②同①。

③同①。

④外交部：《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3日。

⑤同④。

⑥外交部：《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2015年10月23日。

⑦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⑧Ting-Toomey， S. （1997）. Intercultural Conflict Competence [A] .In W. Cupach& D. Canary （Eds.）， Competence i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C]. （pp.120-147）. New York： GcGraw-Hill.

⑨庄恩平：《公共外交中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公共外交季刊2011冬季号（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