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谈起

◎文/陈泰山

从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谈起

◎文/陈泰山

建隆三年二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对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怎么样？”左右侍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宋太祖虽然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其好学至“手不释卷”的程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时，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一检查，发现只有书籍数千卷。周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答道：“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常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很多书看，只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罢了。”

大宋初建，太祖曾下令制定年号，要求不可沿袭旧的。最后定名“乾德”，太祖非常满意。没想到有一天在宫中见到一方古镜，上面竟然有“乾德”二字，问遍了臣下，包括宰相赵普，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再问读书人，学士陶谷、窦仪准确回答：“昔日前蜀国用过这个年号，这个古镜必定是蜀中宫女带来的。”一查，果不其然。太祖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

自五代以来，政权更迭频繁，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不是在外拥有重兵的藩镇节度使，就是一些在中央典领禁军的宿将。宋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这一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取得政权的，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而后又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虽然他的这个决策造成了宋代军事上的软弱，但却使宋代经济文化极为昌盛。综观北宋一朝，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高官多为博学鸿儒，比较文明的政治缔造了国家的空前辉煌，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但自徽宗开始，宦官童贯掌权，北宋急遽败亡，除了乏善可陈的军事外，童贯的不学无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严重践踏和颠覆了赵匡胤反复叮嘱的“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聪明的统治者都明白可以马上争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汉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武帝亲阅并选拔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为官，“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总结自己治国理政经验：“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他告诫百官多读史书，只有读书才能明白治理之道，开创太平。宋代范仲淹曾有言：“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法，莫先劝学。”宋代诗人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明太祖朱元璋曾一针见血指出：“每见今之人多失其亲疏厚薄之等、辞受取予之节，境顺则骄奢纵欲，境逆则丧灭廉耻，皆由不读书故也。”清代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读书学习，尤其是前几任皇帝，每天5点左右就起床，除了练习弓箭骑射就是到书房早读，每天不仅要翻阅“圣训”和“实录”，学习前代皇帝的治国之道，还要学习蒙古文、满文、汉文，无论政务多么繁忙，学习从来不放松。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近代学者胡适曾有这样的感叹：“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放弃了。”不管是优秀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思想家，对读书学习都有明确的认识。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非常重视学习。党的一大13名代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辉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善于学习。毛主席重视读书，也要求全党同志都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广读书，不要读死书。邓小平提出，读书要精要管用。江泽民要求全党要认真读书，善于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为我们所用。胡锦涛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