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把说谎当饭吃

2016-11-07 16:47眭达明
杂文月刊 2016年9期
关键词:同治李鸿章曾国藩

眭达明

同治九年(1870)十月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回金陵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时,他原来的秘书,如今在磁州做代理知州的赵烈文特意赶来送行。谈话中曾国藩问他工作体会,赵烈文说:“佛经说妇人把忧愁当饭吃,州县官则把说谎当饭吃。”又说:“以前觉得上司和同事需要敷衍,现在看来百姓更需要敷衍。”曾国藩安慰他说:“足下在直隶,光景如果很好,当然最妙,如果有什么不如意处,可随时写信告知,彼此商酌而行。”(《能静居日记》,下同)

赵烈文说“州县官把说谎当饭吃”,其实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实际情况是只要当了官,包括做了皇帝,都在把说谎当饭吃。

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三日《翁同龢日记》记载说:“殷兆镛、王宪成先后陈奏江苏横征暴敛诸弊,谕李鸿章查办,至是复奏厘捐势难裁撤,各卡委员均无弊窦,每月约二十万,断无岁收四千万之理。旨切责兆镛等以离奇荒唐之词陈奏,假公济私,要誉乡党。本应治以妄言之罪,惟当此言路宏开之际,从宽免议。”

在这段文字里,除了“厘捐势难裁撤”六字是真,其余就全是谎话,既是敷衍上奏者,也是糊弄百姓、欺骗舆论,这不是把说谎当饭吃又是什么?最终之所以不敢给殷、王两人治以“妄言之罪”,也不是因为“言路”必须“宏开”,而是怕事情做绝了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只能如此敷衍一下。

皇帝为什么要相信李鸿章的谎言?症结就是“厘捐势难裁撤”六字。所谓厘捐,就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和坐商的商品交易税。自从咸丰三年(1853)厘捐制度创立以来,这一税种很快就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其征收数额也大大超过地丁和漕折收入。正是开辟了这项正饷之外的饷源,湘淮军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如今,朝廷还要依靠这支军队镇压捻军和各地农民起义,还需要李鸿章为清政府卖命,“厘捐”当然“势难裁撤”。

“厘捐势难裁撤”那就不裁撤好了,殷兆镛、王宪成反映的“江苏横征暴敛诸弊”,总该认真清查并加以改进吧?他们也不。理由是江苏每月征收厘金只有二十万,根本没有他俩说的一年“四千万”之多,所以根本不存在“横征暴敛诸弊”。

事实究竟如何呢?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曾向赵烈文密询厘金征收情况,赵烈文如实回答说:“就拿烟土税来说吧,最初每箱收税十两银子,一个月能征收七八万两白银。后来王有龄(曾担任江苏布政使)加到每箱二十两银子,每月上报二十余万不等。现在一箱烟土税高达四十两,每个月反而只能征收三四万两银子。由此类推,就可以清楚其中究竟有多大弊端了。”

仅烟土税一项流失就如此严重,殷、王两人检举揭发的“四千万”,自然不能如数进入“国库”而被“各卡官员”肆意侵吞了,可见他俩的检举揭发完全站得住脚。既然如此,“以离奇荒唐之词”糊弄人的就不是他俩而是江苏当局和皇帝。

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皇帝和江苏当局可以把说谎当饭吃,可以靠欺骗过日子,但别人信不信,他们是强制不了的。至少曾国藩和赵烈文就不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曾国藩私下交谈时,赵烈文就直言不讳指出了这一点:“李少荃(李鸿章)前与王宪成、殷兆镛等辩难一折,胜而实受伤,且似非奏折体裁。”曾国藩马上附和说:“确实如此。”

说谎者的最大悲哀正在这里:他们只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世人。【佚 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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