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作乾坤窃禄人”

沈栖

唐末诗人杜荀鹤在《自叙》一诗中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氏出身寒微，又生值农民战争高潮期，对世态浇漓、黎民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和体察，故诗作多讽时刺世，描述国家和人民的惨痛境遇。他的《唐风集》足以证明其并非无聊的“宇宙闲吟客”。杜荀鹤官至翰林学士，能有“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心虑，这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委实难能可贵。

“禄”者，俸禄也，旧时指的是官吏薪水。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中云：“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一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窃禄”的“奸私之臣”。

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并不能说明“窃禄人”的绝迹。封建主义的遗绪一旦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交媾，便会源源不断地孕育出新生代的“窃禄人”。在反腐斗争中频频落马的那些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吞噬公款者，均属此类。其共同特征便是：利用公权力，“蚕食”甚或“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犹如窃贼一般，岂止是“窃禄”，还是在“窃国”哩！如此的“窃禄人”必须严查，查出一个法办一个，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触犯了刑律，追究其法律责任自不待言。

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类“窃禄人”也必须查一查。他们白拿纳税人给予的俸禄，却没能为纳税人办事谋利；相反，还乱缴“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不必要的重大损失。据《经济参考报》载：东北某市城东有一座化工厂，投资6亿元人民币，而且每试车一次就需要再投入500万元，结果该厂“烟囱巨大不冒烟，机器成堆不出声”。这些“窃禄人”又缴纳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学费”。该项目决策者可以找出诸多理由而将本该承担的责任吹灰一般地一“吹”了之，诸如“缺乏经验”啦、“市场变化”啦、“集体讨论”啦、“失误难免”啦等等。时下，似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惩治腐败，就是要追查那些中饱私囊的“窃禄人”（这固然必要），而对那些乱缴“学费”的“窃禄人”则因不入个人腰包而予以宽恕。这一误区的存在，替某些好大喜功者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了巨大空间，导致国家财政空耗。

记得西汉刘向的《说苑》在谈到为官之道时，把所有的官员分为十二类，列为“六正六邪”，“六邪”之首乃是“安官会禄，不务公事，此为‘庸”。这类“庸”字号的“窃禄人”，我们平时见得还少么？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者有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者有之，罔顾民生、只图私利者有之，优柔寡断、议而不决者有之，决而不行、搞“花架子”者有之，无功邀赏、有过推诿者有之……这些“窃禄人”手握权势却为政平庸，毫无政绩可言，可他们却心安理得、优哉游哉地“窃”下去，尸位素餐。

“庸”字号的“窃禄人”堂堂然居位，暂且不论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才使得庸官有滋生的土壤：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德”讲的是干部的信仰、品德、清廉，“才”讲的是干部的能力、担当、实干。如果说，前者是干部防“贪”的前提，那么，后者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绩效进行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否。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庸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执行上及监管考核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如何对待“庸”字号的“窃禄人”，无疑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义。山西省近来重拳治吏，对139名在岗位却不在状态的官员或降级，或免职，或调离；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迄今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令其退出官场，绝不姑息！

——是啊，改革大业岂可让“窃禄人”有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