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之害

赵威

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各类矛盾，人们想出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了墙，似是哪个民族都没有我们善于筑墙。墙文化是中国人精神食谱上的一道主菜。与墙相关的防御思维、等第观念、风水思想、审美情趣等等，内涵太过丰富，墙的作用实在是大——包括墙之害，亦大矣。

《左传·隐公元年》言：“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段文字将墙的等级建制规定描述得一清二楚：分封在外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百雉”，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可见，墙与天子、王公大臣的尊严有关，是身份的象征。到后世，皇帝有皇帝的宫墙，王公大臣有王公大臣的府墙，土豪有土豪的宅墙，穷人有穷人的篱笆墙，各有各的墙，黄瓦朱墙、青瓦白墙，万万不能混了，否则就是僭越礼制，甚至要杀头的。

在这些皇宫、城池、府邸、宅第里，与高墙相配套的是看家护院的，这便是墙的防御功能。“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从第一个天子大禹开始，便缺乏安全感，确立了“防”之思维。

因此，《左传·昭公元年》言：“人之有墙，以蔽恶也。”这种用墙来防范坏人的思想被历代帝王继承下来。每一座城池，都是一道合围起来的墙，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围起来，也便有了筑边墙、修长城的传统。这项倾举国之力的工程，除消耗国库，增加百姓的苦难外，起过多大的作用呢？尤其在魏晋之后，五胡入中原，民族融合模糊了敌我界限，长城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小，象征意义越来越大。至明代，把历代所修的长城连接起来，在“外边（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外，又修筑了“内边”和“内三关”，如此固若金汤，换来安全了吗？土木之变，皇帝沦为阶下囚；山海关一役，吴三桂冲冠为红颜，崇祯帝吊死煤山，大厦倾覆，留下的只有蜿蜒磅礴的边墙。长城，它的最大作用不是抵御了外敌，而是在人们心里筑起了一道墙——夷夏之大防。

这种以“防”为主的苟安思想，通过把江山围起来，以便稳稳当当地传至万代的“主子”思维，导致了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狂妄与无知。1793年，工业革命在英国已进行了30余年，大英帝国进入全盛时期。这年，处在康雍乾盛世的大清君臣，在高墙之内仍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固执地要求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行三跪九叩大礼，却把对方带来的代表当时最高科技成就的毛瑟枪、榴弹炮、地球仪、军舰模型等600箱礼物，视作奇技淫巧，封存在圆明园的高墙内。最终，西方的炮舰轰塌了天朝自我优越感之墙、愚昧之墙。等英法联军用大炮轰开北京的城墙后，他们惊奇地发现，马戛尔尼送来的榴弹炮仍完好无损地堆积在圆明园的仓库中，一路上，他们遇到的最多的抵抗却来自大刀长矛。

墙文化让我们屡屡失去看世界的机会，其流毒于下层百姓，则造成了国民心理的封闭性，人云亦云的盲从性，自卑自轻的奴才性，不思进取的保守性。用以“蔽恶”的墙，并没有防住坏人，也没有防住外人，把江山围起来后所做的事，往往是同室操戈。祸起萧墙、煮豆燃萁、攘外必先安内等尺布斗粟之事史不绝书，有几家兄弟做到了“阋于墙，外御其侮”？原来筑墙的真正目的不是防墙外之人，而是防墙内之人哪！

有识之士看到了墙的害处，从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历代知识分子为“中华之崛起”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拆墙。直到今天，拆墙还在继续，比如拆掉机关围墙，是为了拆掉父母官的心墙，拆掉权力的围墙，拆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官民之间的堵墙。因此，看一个地方政府对待权力的态度，就看它的围墙，若高墙内外到处还是一片“肃静”“回避”，怎能指望它拆除官本位等高高的无形之墙？

【巴尔塔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