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与断想

于建生

潘新和教授在《语文：人的确证》专著中，论述到语文科研时说，占有基本史料是科研之底线。而要进行语文科研则必须了解现代语文教育，走近语文届的大师：叶圣陶、黎锦熙、吴研因、梁启超、孟宪承、陈望道、高语罕、夏丏尊、朱光潜、胡适、朱自清、蒋伯潜等。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语文学者，这些人的语文教育著述不说全读，至少也要大致上有所涉猎。读了他们，就不会坐进观天、妄自尊大了，在科研和教学上，就会懂得谨言慎行。

其实不止一次看到如此观点，每一次读到这些大师的名字时，有崇敬之心，仰望之意，当然，更多是好奇，好奇这些大师如何成为大师，更是有着怎样质朴的颠扑不破的语文教育真理而让人崇敬的。终于购得“大师背影书系”的一套书，翻开《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开始了艰难的阅读过程。之所以说阅读艰难，因为朱先生学识广博，信手拈来的许多文史哲材料需慢慢慢慢耐着性子读，逐字逐句反复读，方可以读懂。更是因为自己学识浅陋，太多未涉及到的诗、文、音韵等专业知识，让阅读有些蜗行。但也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先生的语文教育理论并非高出别人许多，而是每一笔都直点语文教育本质之穴，无论是诵读、文学欣赏还是写作，先生都有让人一握满手心的方法，教人如何教语文。

比如，关于朗读，有诵、吟、读、说之别。“诵”适用于较短的句读，如，《百家姓》《千字文》等，作用是便于上口，便于记，便于背，只是“平铺直叙，琅琅诵之”，并无多少抑扬顿挫；“吟”适于古诗、古文，引清姚鼐的话——“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又引曾国藩的话——“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强调吟的重要；“读”适用于白话诗文，用“最自然最达意表情的语调的抑扬顿挫”来读；“说”适合于口语居多的作品，例如，老舍有些口语居多的作品，再如，戏剧，对话自然活泼，宜于说，当然，就白话作品而言，读是主腔，说是辅腔，应重要在“读”上。先生指出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小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

先生于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及扎实的理论功底，厘清四种“读”之类型，并在国语教学届大力倡导，不得不令人敬佩与仰慕。反观今日之语文教学课堂，少有“夫子”式吟诵教师，不会吟也不屑吟，极快的教学速度让人无法有一种“慢慢走，欣赏啊”的心态为无数文学精彩处驻足品味，极强的功利心态让人无法有一种安静、闲适的心理带领学生去徜徉那一片乐土。中学课堂上，常见的现象是——“学生起立读文，每因害羞胆怯并以生疏，辄以书掩面，或垂首低声，草草读毕，有时，吞吐嗫嚅，有时，音细微不可辨”，这些情形的出现，是教师未重视，学生未受正式训练之结果。醒醒吧，所有的语文教员，循着语文规律去教学语文方是至理之法，也是至利之道；学学吧，所有的语文教员，不断涉足攀登书籍之山才是进步之阶，提高之路；读读吧，所有的语文教员，充满琅琅之声的语文课堂会是学生的幸福之园，向往之地。无论时代如何前进，无论那个笑话——一个沉睡多年的人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仅认识学校——如何好笑，学校依然是一个能让传统与现代同时驻扎的地方。况且传统与现代从来不矛盾，琅琅读书声与白板技术并不冲突。

谈到对于文学的欣赏，先生有几个观点：一是教师学生必须字字求了解，方能不求甚解，必须有咬文嚼字的培训，方能达到不求甚解的境界；二是几种文本了解、欣赏的三方法，语言的经济（注意句读顿停多少与力量是否集中）、比较方法、文字的新变（练字）；三是欣赏文学得“设身处地”，即“感情移入”，培养欣赏力同时得培养批判力。如今的中学语文课堂对文学的讲解由“支离破碎”到“囫囵吞枣”，以往批判语文教师太细太琐碎，从段落大意到中心思想，从字词到句子不分主次，不分轻重一一剖解。其实那时语文教师的功底是扎实的，备课必究字字了解，句句分析，如被批判成支离破碎，那也可能是教师在上课时只求传授给学生自己所了解的内容，未能传授给学生了解这些的方法。阅读许多大家的课堂实录，课堂内容是充实的，课堂如同文章一般，有一主题存在，课上有许多“干货”即方法交代给学生。如，如何通过文体特征快速划分文章段落，如何体会这个字或者词的妙处，等等，非常详尽，非常踏实，是“授人以渔而非仅授人以鱼”。而今的语文课堂教师一个个受考试的影响，一篇篇文学作品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篇篇可以出题目的文章，教学也是由几个不痛不痒的题目组成，讲解由一些答题方法构成。课堂上少了师生共同沉浸于文字的欣喜与领悟，少了师生间对文学欣赏的交流与分享，少了“咬文嚼字”带来的惊喜，少了“设身处地”“感情移入”的涵泳，更加没有了文学的批判力。

先生的观点实实在在，要达到先生的要求，做到先生的境界，必须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多读些书，多研究研究文本，方能将课上得有底气，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