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焦虑的投射与释放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后宫剧

2016-11-21 14:43程娟娟
文艺论坛 2016年14期
关键词:后宫权力

○程娟娟

时代焦虑的投射与释放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后宫剧

○程娟娟

电视剧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现象,这种社会文化机制满足了大众的娱乐欲望,同时也在制约和影响着观众的思想,引导着时代的审美趋向。“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因此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说它‘反映’了历史的实在,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①影像世界是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消费品,而透过电视剧种种复杂机制与动因,可以发现来自意识形态、社会心理、观众需求的多重因素。根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对一个作品进行症候式阅读,就是要进行双重阅读:首先对显性文本进行阅读,然后,通过显性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失误、歪曲之处、缄默和在隐(这些都是某个问题要被引发出来的症候),产生隐性文本并对隐性文本进行阅读。”②通过深入解剖影像表层结构的缝隙、空白或矛盾之处,进一步挖掘深层文本的无意识结构中的症候,揭示影像文本为什么要虚拟、模仿或歪曲现实,在其叙述的过程中,电视剧究竟在展示什么,同时又在无意中遮蔽了什么。

其实,大众文化产品是时代症候最无意识的显影,是时代审美趋向的风向标,是大众文化心理变迁的产物。综观宫廷戏的演变发展,1998年问世的《还珠格格》在嬉笑玩闹中展示了青春的活力与能量,很快第二部、第三部接连轰炸荧屏,成为每年暑假的必播剧。与此同时,大量的帝王剧也开始在电视热播,包括《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大明宫词》《汉武大帝》《孝庄秘史》等剧。2010年之后,后宫戏再度火爆,陆续上演了《宫》《美人心计》《步步惊心》《倾世皇妃》《陆贞传奇》《武媚娘传奇》等,《后宫·甄嬛传》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后宫·甄嬛传》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形成的个人与权力、个人与体制、个人与秩序的二元图景(个人取代了人民、阶级等集体身份),这种把个人作为想象历史/社会起点的方式是消费主义时代中产阶级或小资自我寓言的特征。”③无论是早期宫廷戏中的无厘头的嬉笑玩乐,还是那份危机中分享艰难的历史厚重感,这些轻巧的喧哗浮躁与沉重的责任使命感在新一轮的宫斗戏中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高度服从,其中折射出了社会快速发展下大众审美文化心理的巨大变迁。

后宫剧“通过影像臆造了这样一个清代后宫,让大众把自身的欲望投射到女主人公甄嬛身上,并给他们欲望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想象与释放的空间与平台”④,后宫剧表现的是古代宫闱城墙内的爱恨情仇,其中的华服霓裳、日常器物、殿堂楼阁都是十分具体形象的,其中充斥的等级森严的规矩礼仪、含蓄隽永的诗词歌赋等造成一种真实的幻觉。而这种看似真实的历史叙事其实不是真正在讲述历史,而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利用。在这里的历史只是作为一个宏大的故事背景而存在的,是现代人穿了古代的衣冠在上演具有现代意味的悲喜剧,里面饱含着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投射了当下中国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

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社会,都市中存在着极为丰富的物质诱惑,人的各种欲望被不断地刺激起来,而在现实中人的欲望又是难以完全满足的,这样欲望一方面要求宣泄满足,一方面又无法升华,只能暂时压抑自我。压抑的心理冲动不能痛快地宣泄,“本我”无法得到满足,“超我”又是如此地强大,严厉地束缚、监督“自我”的行为。当“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的双重威胁时,便引起的强烈的焦虑。“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说它和性生活中里比多的倾向有一定的关系。焦虑神经症的最常见的原因为发泄不了的兴奋。里比多的兴奋已被唤起,但无法满足或消耗;由于里比多无处消耗,于是焦虑乃代之而起。”⑤焦虑通过无意识激活了一系列防御机制,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包括投射、否认、合理化、反向作用等。而后宫剧为代表的文化消费品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众焦虑的载体,人们在娱乐消遣的快感中将自我的焦虑投射到了主人公身上,通过把个体的挫折感转移到其他目标,从而缓解失败的焦虑,消除精神上的重担,获得自我精神的安慰。

在消费社会中,“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成商品,物化为生产力,以便被出售,同样,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⑥电视剧正是一个生产快感的文本加工模式,为了提高收视率必须考虑观众的消费心理,观众渴望什么,电视就呈现什么。其内容就是以适合大众口味与世俗眼光的欲望叙事为主,为观众提供快感娱乐上的消费,同时观众也在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将不断积压的焦虑得以宣泄与释放。

“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⑦在现代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科技反过来统治着人,成为钳制人的异己力量,而过多的物质膨胀已经泯灭了人的自由天性、独立个性与反抗精神,使人成为了复制化的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被社会整体吞噬的无名者。因此,人的焦虑与困惑也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群体具有的相近趋向。在走红的宫廷剧背后,恰恰投射出了当下人们的普遍的焦虑与欲望。

1.根深蒂固的玛丽苏情结。玛丽苏(Marry Sue)情结产生的根源就是现代社会中爱的匮乏。弗洛姆认为,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创造力,爱最重要的要素是给予,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病态的现代人是通过被动依赖、强势剥削、贮存情感或者当做商品买卖等非生产性的方式来满足情感的需求。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激情,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人是孤独的个体,正是怀着对于分离和隔绝的畏惧,对于爱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求。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享受到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我们反而觉得越来越孤独无助,唯有以爱的方式于他人结合才能摆脱这种孤独的状态。人们都希望在现实中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可是现实中的爱情经常是苍白无力、千疮百孔的。在商品化浪潮的侵袭下,一切东西都成为了商品,标上了价格的标签,可是爱的匮乏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填补的。对于现代人来说,身体的快感永远无法取代精神的充实与满足,相反,欲望的满足会让人更加失落不安。爱的缺失会造成灵魂的孤独不安,内心的焦灼痛苦。现实的不圆满,会让人们更加渴望在电视剧看到纯真简单的爱情,来满足内心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冲动。

后宫剧中的女主角个个都是玛丽苏式的完美女神,她们美丽善良,优雅高贵,都有非凡的才艺,尤其擅长舞蹈。周围的男性都会不可救药地爱上女主角,而男主角对其不离不弃,一往情深。《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先后与八爷、四爷有了情感的纠葛,同时又与十三爷是“无关风月,只为真心”的知己,与十四爷有着若有若无的情愫。一群阿哥们无论出于各种立场,都不约而同地被若曦的个性魅力所折服,个个争当“护花使者”。从剧情上看,这种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设置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特别是女性观众)会将个人的情感投射到若曦身上,在若曦与阿哥们的周旋中获得一份潜在的精神快感,从而弥补现实的缺憾。《倾世皇妃》也是如此,马馥雅与祈佑是生死与共的恋人,而连城一直对她默默守望,为她付出生命也无怨无悔。⑧《武媚娘传奇》展示了一场突破了伦理道德的旷世之恋,李世民与李治父子都爱上了武媚娘,后宫美女如云,唯有完美的女主角会“三千宠爱在一身”,在获得爱情的同时,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不再是之前处处受气的小白兔,顺利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尽管荧屏中的玛丽苏已经泛滥成灾,剧情雷人,类似的爱情桥段屡见不鲜,由于观众心中的玛丽苏情结依然强大,这类电视剧依然有着很高的收视率。爱情到来时那份精神上的愉悦与欣慰让女性观众填补了爱的匮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暂时得以宣泄。

2.挥之不去的绝望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的文化形态、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等方面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孙少平式的个人奋斗已经被新世纪中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替代了,昂扬奋进的理想主义也在势头正猛的物质主义的冲击下败下阵来。“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笼罩着一种自由与解放的梦幻,那么在‘深似海’的后宫中个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臣服’和顺从,不可能、也拒绝对‘压抑而封闭’的权力秩序进行任何批判和反思。”⑨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的心中虽有诸多无奈,也只能随波逐流,无奈地认同现实。社会秩序已经牢不可破,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更重要的是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理想信念。传统文化几经断层,既有的价值观念逐渐失落,而现代文明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新旧交替、文化交接的时期,人们没有坚定的理想信仰来支撑思想的形而上层面,于是出现道德和信仰的精神危机。

“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⑩这种焦虑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放弃自我的权力,臣服于外在的权力秩序。在面对现实牢不可破的秩序面前,人们选择了服从与依附,固然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能力,然而却获得了精神的归宿感和价值感,取代了无所依附的飘泊感。

不少宫斗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悲剧的结尾,《步步惊心》中的若曦选择离开雍正,在回忆的孤寂中默默死去,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倾世皇妃》中的马馥雅失去了爱人祈佑,又亲手毒死了性格变态的弟弟。武媚娘贵为女皇,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最终却孑然一身,无限感慨,“我愿半壁江山,换我倾城容颜!”甄嬛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感受到的不是胜利后的满足,却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后宫剧在爱情上给了观众极大地满足,为何不安排大团圆的结局,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呢?《甄嬛传》中,甄嬛失望于皇帝的薄情,主动到甘露寺修行,并与果郡王相爱。导演完全可以让故事顺着这条线索发展,为这对有情人安排一个浪漫唯美的结局。有网友就曾自当编剧,改写为这样的结局:甄嬛为果郡王生下一对龙凤胎,取名为“灵犀”和“宏瞻”,一家人迁居云南,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剧中,甘露寺并非世外桃源,甄嬛又设计回到宫中,费尽心机重得恩宠,一一除去自己的敌人,成为了后宫的真正主宰者。小燕子式的潇洒人生已经蜕变为甄嬛的含蓄隐忍,这不仅仅是人生方式的选择,更反映出时代心理的变化,人们已经放弃了不着边际的浪漫遐想,更理性地服膺于现实的规矩法则。

3.长盛不衰的权力膜拜心理。“迄今为止的历史影视剧,都很少对宫廷争权夺利的历史加以分析批判地展示,相反还存在着某种可怕的权谋文化观念的渲染。”⑪后宫是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社会,自皇后而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不同级别,而每一级别又有严格的规矩礼仪,享有不同的待遇。如能获得皇帝的垂青,生了皇子,自然能够飞黄腾达,母家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恩宠,就会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连奴才也跟着受气。甄嬛本来无意争宠,只是想要得到真心相爱的人,在历经磨难之后,甄嬛终于领悟到了权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在逼入绝境后,她终于蜕变为腹黑女,在权力争斗中所向披靡。尽管在这场权力之战中,她失去了情人果郡王,失去了昔日的姐妹沈眉庄与安陵容,明知道最后的胜利也不过是万丈荣光后的无限凄凉,她还是义无反顾,走上了艰难的宫斗之路。

“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⑫在后宫戏中,后宫是一个不具备公平与正义社会规则的地方,权力如果掌握在恶人手中,自然会对好人构成一种威胁。规避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变成“坏人”,获得权力。而获取权力的方法只能靠无法言传的潜规则,后宫的权力之争正是这种不见刀光剑影的无形厮杀,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这种权术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⑬《甄嬛传》可谓是后宫权术的终极法典,里面的宫斗之法可看作后宫版的《孙子兵法》,包括苦肉计、美人计、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偷梁换柱、借刀杀人等诸多花样。特别是针对后宫子嗣的诡计,更是纤细入微,防不胜防。甄嬛因为安陵容相赠的舒痕胶导致流产,华妃由于皇帝赏赐的欢宜香终生不孕。观众把后宫戏中层出不尽的权术谋略当成了职场晋升宝典,从中发现了现代商战的技巧、生活中的人生智慧。政治权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人们对于权术文化普遍表现出赞赏和肯定,把权谋作为一种获取权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方法,这样,后宫中兼具美貌与智慧的“女诸葛”们成了电视剧的一大看点。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权谋文化的产生根源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体系中,如果人们过分热衷权术计谋以此获取权力,甚至让权谋成为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就会把手段当做目的,使得社会失去正常的秩序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和关爱,进而会彻底颠覆社会的价值体系,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步步惊心》中亲兄弟为了争夺皇位,互相算计,帝王之家没有一丝骨肉亲情,雍正在登上皇位之后也是处处猜忌,步步设防。《武媚娘传奇》中好姐妹反目成仇,武媚娘为了上位争宠,不惜拿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牺牲品。《甄嬛传》中甄嬛重返宫廷,固然是由于听到果郡王已死的谣言,其实也是内心深处的权力崇拜观念在作祟。为了得到权力,甄嬛采取的种种手段也算不上合理正义,与暗算自己的华妃、皇后等人也相差无几。在对权力的渴慕上,她们实际上同为一丘之貉。甄嬛为获得荣耀至上的权力,付出的代价可谓惨痛,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人,失去了人性中的天真善良。人的个性、价值、自由、尊严成为了权力祭礼的殉葬品,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成为无是非、无善恶、无情感的“非人”,最终人被异化为权力的奴隶。即便风光无限,也只是裹着华衣锦服的一具行尸走肉而已,虽生犹死,虽胜犹败。

4.对道德判断的悬置。“随着政党伦理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式微,精神伦理之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能再靠与政制结盟的方式来达成,精神伦理的社会化机制面临危机。这是当代汉语世界中民族性的国家伦理建构的根本问题所在。”⑭社会的转型必然引起文化的转型,而文化观念的变迁、心理结构的转变又会落后于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脱节。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传统道德文化已经日渐衰微,旧有的道德教条已经无法规训人心,新道德的建构尚需漫长的历程。“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格局的出现,价值评价相对主义的流行乃至‘价值悖谬’现象的发生,却使人赖以进行道德选择的参照系统呈现混乱状态,无法从中取得具有确定意义的价值指令,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社会无价值判断和个人无选择能力的局面。”⑮人的行为选择需要参照的道德标准呈现出混乱、矛盾甚至真空的状态时,对于多元的社会现象就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标准,无法以绝对的是非、善恶进行评判。人们不得不面对传统道德标准的日渐沦落,默认与传统相抵触新的价值规范体系的生成。

在屏幕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含蓄朦胧的爱情早已逝去,现在的情感消费更像是快餐,“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琼瑶式的纯爱已经慢慢淡出观众的视野,人性中理性与情感、欲望与真爱的纠结在电视上得以细腻呈现。2009年的电视剧《蜗居》不仅真实再现普通人由于房价上升造成的生存压力,而且细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软弱与虚荣,海藻出于现实的考虑放弃了小贝,选择做宋思明的情妇。尽管海藻作为“小三”,破坏了他人的幸福,有违传统伦理道德,观众在痛心疾首之余也会产生“心有戚戚然”的同情理解。有网友评论说:“《蜗居》讲的是喜儿傍上黄世仁,杨白劳跟着沾光,愣头青王大春则惨遭抛弃的故事。”⑯《蜗居》投射出拜金主义在社会各阶层的盛行,人们在追逐物质享乐的过程中已经轻易地将道德法则踩在脚下,而海藻形象的塑造也显示了当下价值观的混乱矛盾,肯定海藻的“嫌贫爱富”就会造成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彻底颠覆,彻底否定海藻的“见异思迁”又会显得矫情虚伪、不切实际。

后宫剧展示的是历史中的宫闱传奇,其中也投射了现代人鲜活丰富的生命体验。“后宫剧所宣传的婚外恋、第三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当前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薄弱与失重。”⑰后宫剧中的女子幽居深宫之中,在冰冷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在情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与周围的亲王、御医、侍卫、太监等产生感情,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种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在专制社会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在后宫戏中少有一见钟情、生死相依的爱情,人物情感上开始出现了游移不定的因素。《步步惊心》中若曦放弃八爷的原因是她已预知八爷未来被圈禁的命运,她自然选择了未来夺嫡之战的胜出者四爷。若曦在爱情上的权衡显然是理性的支配下作出的选择,这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嫌贫爱富”。后来若曦与十四阿哥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心里牵挂的还是四爷,形成了婚姻与情感的错位。《甄嬛传》更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对于男权社会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由于帝王之爱的冷酷残忍,甄嬛内心的失落到了极点,她与果郡王的相爱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她将果郡王的孩子冒充皇嗣的做法让观众产生了复仇的巨大快感,从而忽视了其中的伦理冲突。从人物的情感逻辑上看,甄嬛的做法并无不妥,这是对雍正薄情的报复与算计,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这是明显的对婚姻的不忠实和对丈夫的背叛。《武媚娘传奇》中以爱情冲淡了道德上的疑义,前半部分是李世民与武媚娘的缠绵爱情,后半部分则是儿子李治与媚娘的相知相伴。观众乐于接受这样的情节设置,反映出当下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于情感的游离迷失更多表示了同情谅解,这些显然无法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判断是非对错。

从表面上看,后宫戏是娱乐大众的文化消费品,而仔细分析会发现,后宫戏包含了多种话语的对撞冲突,精致的“雅文化”包含着世俗的大众文化欲求,纯爱的寻求中又夹杂着世俗功利的因素,情感的困惑中交织着伦理道德的冲突。“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也并非与社会进程无关,它正是再现社会进程的变化和反复指引这种变化的一种手段。”⑱后宫戏是充满潜在意义的文本,投射了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危机、普遍的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在信仰道德层面的迷失。观众在宫廷剧中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与情感的释放,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驱散了现实的焦虑感,不过,电视剧毕竟是迎合大众口味、带有媚俗气息的文化产品,其精神的贫乏、深度的欠缺、套路的重复、情节的复制、想象的匮乏等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后宫剧只有克服类型化带来的弊端,直面复杂人性,恪守历史真实,认真打造艺术精品,才能避免“落日辉煌”的结局。

注释: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马海良译:《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英]约翰·斯道雷著,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③⑨张慧瑜:《<后宫·甄嬛传>的文化启示录》,《艺术广角》2012年第5期。

④金丹元、游溪:《从<甄嬛传>的热播谈古装剧对历史的重新想象》,《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⑤[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4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⑦[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⑧在小说《倾世皇妃》中,人物的情感关系更为纠结,祈陨与馥雅以诗会友,成为知音,韩冥一直默默守护馥雅,连城的弟弟连曦也对馥雅一往情深。在改编为电视剧的过程中,只保留了馥雅与祈佑、连城的情感线索。

⑩[美]埃里希·弗洛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6页。

⑪郭培筠:《历史的影像化书写》,《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⑫[英]阿克顿著,侯健、范亚峰译:《自由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4页。

⑬陶东风:《权谋文化与复杂的中国人》,《文学报》2005年4月7日。

⑭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⑮李培超:《社会转型与道德冲突》,《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782435/

⑰田宏宇:《异化与颠覆——后宫剧热播背后的人性陨落与历史缺位》,《中国电视》2012年第10期。

⑱[美]尼·布朗著,齐颂译:《电影与社会:分析的形式与形式的分析(下)》,《世界电影》1987年第5期。

*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媒介转换与审美探析——当代影视改编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506210)、2015年菏泽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XYSK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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