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家学及其他

2016-11-21 06:11简圣宇
书屋 2016年10期
关键词:基博钱锺书小说

简圣宇

大学者钱锺书以高傲和孤僻的个性闻名。学者汤晏说过:“写钱锺书传的另―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一样,为了保护他的私人生活,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样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

但凡有才情者,往往多怪癖,这想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缺点,而且不流于世俗的孤傲,也是一种让人欣赏的品质。他不喜欢开会,认为一帮人在会议上喧哗,其实根本研讨不出什么新知;真知灼见,都是个人在安静环境下独立产生的。他那句名言我很早就抄在笔记本里:“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写得真是精辟。

提到钱锺书,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钱基博。钱锺书的博学功底,有其深厚家学渊源,其父亲钱基博作为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自其儿时起即给予了他默默而持续的学识支撑。作为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钱基博,不但国学功底深厚,而且还是个相当热血的学者,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撰写了不少具有爱国救亡的情怀文章鼓励学生。他在《最前一课》一文中对同学们振臂高呼:“认识国难高于一切,咬牙攒眉,一切生活的不舒适,权当作卧薪尝胆,越困苦越振奋,古人说得好,‘多难可以兴邦。现在我们困苦开始的一刻,安知不就是将来复兴中国的开始一刻。”在《我们应该做学生》里号召:“我们中国机械化的军备不及日本,抗日的胜利,不过是最后的一种预期,而中间不能有顿挫……现在一切生活的苦难我们开始就预备着受;愈苦难愈觉悟,从前做学问,不过拿着书本空讲;现在做学问,方才算作生活实践。”

然而父亲钱基博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也影响了钱锺书。在文艺思想谱系中,钱基博属于古文派,他对现代文缺少好感。他曾以类似于晚清谴责小说的模式,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在这本193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书中把胡适、鲁迅等痛骂一番,斥之为“摹仿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刊》盛扬其焰!然而诰屈聱牙,过于《周诰》”。在他看来,白话文并非大势所趋的思潮,而是部分人的号召:“自胡适之创白话文也,持以号于天下者……(周)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徐)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徐)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众之惨怚,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周)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于)民众。”钱基博在此书中所表现出的偏激和刻薄,真可谓是儿子的前传。此书也引来许多批评,时人王旬评论说:“这本书偏见太多,有的地方作史料读也不大合适呢。至于著者头脑的冬烘,见解的不满,在每篇中触目皆是,在篇首中尤为显然。”

学者马玉铭批评得更细致:“本书名不副实,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大概文学史的内容,应最注重一时期文学体裁之改易及其思潮之变迁。它不单是叙述的,也是批评的;不单是叙述正统派文学的,也是叙述那些虽非正统派文学而与正统派文学可以并立的非正统派文学的。倘若尽管不殚烦地叙述那与文学史毫不相干的作家生活,甚至于把笔尖伸到奇文艳史方面,那就离题太远。而本书的内容正是犯着这种弊病。”马玉铭认为,钱基博罗列了很多派别,其实对这些派别并不了解:“他们的经过怎样?背景如何?思想依据何在?会受哪几国的影响?作风怎样?他都茫然无知,而又不想求知。”马玉铭此处道出了钱基博的问题,长于罗列,而对这些所列之例,无法从思想史的高度统摄起来,且进一步挖掘这些案例所包含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藉此洞悉未来的趋势。在钱基博的论著中,往往能看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即,言辞非常锋利,将对象直剖开来,然而又因为过于锋利,所以总在划破别人,最终难以树立起稳重恳切的思想体系。在钱锺书身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修补和克服,反而被强化。

在三四十年代,钱锺书是个相当低调的人物,这种低调也让他躲过许多的无妄之灾。1931年到1936年期间,他主要以笔名“中书君”发表文章,之后才主要使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名字“钱锺书”。他写诗,写小说,写论文,颇有成就。但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同时代人却似乎没有真正注意到他的重要性。年轻时代的钱锺书,对自己的诗歌颇为自负,只是他的诗歌更像是“现代台阁体”——文辞精巧,然而读完一遍之后,却留不下一点印象。试摘录他那时的几篇诗歌:“流光劝汝一杯酒,莫教偷从暗里过。廿五行年空复尔,八千为岁便如何。有情催老天难及,无益娱生日苦多。今昨俱非堕地久,深惭未得报恩波。”(《生日》)“嗜羶喜淡颉羹浑,夷味何能辨素荤。久愧闻诏师夫子,岂甘负腹累将军。我食猩唇卿鲤尾。鹅求四足鳖双裙。烹鲜治国闻诸老,端合厨儴号炉君。”(《此心》)即便到了1952年的诗歌也是如此:“身心着处且安便,局趣容窥井上天。拂拭本来无一物,推挤不去亦三年。昔人梵志在犹未,今是庄生疑岂然。聊借令辰招近局,那知许事蛤蜊前。”(《生日》)钱锺书设法在他的诗中尽可能地用典,以示其丰厚的学识,然而这恰恰犯了写诗的大忌,陷入了王国维所谓“隔”的误区。这导致他的诗歌灵动性不足,淡乎寡味,一个个典故读起来磕牙。

其实钱锺书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许多作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而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浓如辣椒酱辛辣的讽刺和高傲态度,但同时代那些爱挑刺的评论家却几乎没抨击过他,仿佛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一般。或许他的写作风格在那个时代属于异类,人们不欣赏这类“学识型小说”,故而他得以像墙角小草一般,在冷风中寂寞而安全地自由生长。

钱锺书的小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妙喻不断,他非常擅长将不同事物在特定语境下联系起来,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审美感受;二是卖弄学识和爱讽刺,不客气地说,卖弄和讽刺几乎贯穿他所有小说的全部章节,成为他小说最显著的特征。

钱锺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屑,早在这篇1945年刊发的小说集《人·兽·鬼》中就展露无遗,接着作品人物之口讥讽道:“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

读《人·兽·鬼》一书中收录的小说,感觉他就是将同时代人改编之后串入他的文本当中,如《灵感》这篇小说中有言:“在外国,作品销路的广狭,要由中产阶级的脾胃来支配。我们中国呢,不愧是个诗书古国,不讲财产多少,所以把中学生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只有中学生,这些有头脑而尚无思想、喜欢听演讲、容易崇拜伟人、充满了少年维特的而并非奇特的烦恼的大孩子,才肯花钱买新书、订阅新杂志。我们这位作家学到了成功秘诀,深知道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因此,他的全部作品可以标题为:‘给不大不小的读者;或者:‘给一切青年的若干封匿名欠资信——‘匿名,因为上面说过,不知道他的姓名;‘欠资,因为书是要青年们掏腰包买的。他能在激烈里保持稳健,用清晰来掩饰浅薄,使糊涂冒充深奥。”这段话似乎是在讽刺郭沫若、冰心、朱光潜等人,我甚至觉得连他令尊钱基博也在被讥讽的人当中。别人俯身谦虚的态度,在钱锺书眼里就变成如此不堪的心机和做作。通读钱锺书的小说,会惊讶的发现在这个文本世界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几个正面形象,全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心机重重,没有一丝阳光。

在小说《猫》中,钱锺书不停地掉书袋:“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标准美人要生得黑。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知道是他们颠倒的都是那些黑美人。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诱惑。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好比小孩爱吃奶,没资格喝咖啡。那只猫又黑又美丽,不妨借莎士比亚的名称,叫它dark lady也好。可是大著作有时候全不需要好头脑,只需要好屁股。听郑须溪说德国人就认‘坐臀(Sitzfleisch haben)为知识分子的必具条件。譬如只要有坐性,《水浒传》或《红楼梦》的人名引得总可以不费心编成的。”这样生硬地插入学术议论,增加了阅读的生涩度,但没有增加作品思想的深度,有的只是无底线的解构。钱锺书的文学属于“雅文学”的范畴,而他的“雅文学”还不如许多“俗文学”的内蕴的思考来得深刻。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虽“俗”,但里面可包含着深刻的人文思想。

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批评,一位读者认为他是“在廉价地拍卖自己的才华,在故弄玄虚,制造巧遇,搬来了西洋古董和海外奇谈,以显示自己明了掌故,拿机智打情骂俏、用浅薄的温情来挑逗那些彷徨苦闷的小市民的情感”。末了,这位读者给出结论:“想从这样的作品中吸取营养、得到启示的青年,准会失望的。”此结论未免过于刻薄和苛刻,不过却道出了钱锺书小说在倾向性上存在的问题。

父亲钱基博曾劝告钱锺书说:“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不如。”又说:“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告诫他说:“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1946年时,翻译家赵景深撰文说:“我最早知道钱锺书这个名字,是由于我在暂时要编辑英汉对照的《现代中国文艺丛刊》,到震旦大学图书馆去翻阅英文刊物《天下》全份,在这个刊物里看到,第一卷一号就是钱锺书的《中国古剧中的悲剧》。当时似乎他不大用中文发表文字。……他把中外文学冶于一炉,取其极相似者合并来谈,使我极感兴味。他懂得希腊、法文、德文等,中、英文更不用说了。记忆力既强,学问又渊博,在我国文艺界中是少有的。”在赵景深心目中,钱锺书是个奇才,未来将会有大成就,但钱锺书始终无法成为一位思想型的学者。

钱锺书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现代白话文运用得十分纯熟。但不知为何他在最需要清楚阐述的理论著作中,偏偏倾向于使用文言文,并且在文言文当中还不断插入各种外语词汇,导致文章佶屈聱牙,读起来颇为痛苦。别人的文章缺少思想,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而钱锺书的文章缺少思想,是因他玩世不恭。

比如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堆砌了很多词汇,但不知道他用以贯穿其中的思路为何。特别是里面那段:“作史者断不可执西方文学之门类,卤莽灭裂,强为比附。西方所谓Poetry,非即吾国之诗;所谓Drama,非即吾国之曲;所谓Prose,非即吾国之文;苟本诸《揅经室三集文言说》、《揅经室续集文韵说》之义,则吾国昔日之所谓文,正西方之Verse耳。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绕来绕去,列举诸多知识点,然而就是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他同年写给父亲钱基博的《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在形文风格上,亦是此种风格:“儿谓汉代无韵之文,不过为骈体之逐渐形成而已!其以单行为文,卓然领袖后世者,惟司马迁;而于汉文本干,要为枝出;须下待唐世,方有承其衣钵者。自辞赋之排事比实,至骈体之偶青妃白,此中步骤,固有可寻。错落者渐变而为整齐。诘曲者渐变而为和谐。句则散长为短。意则化单成复。指事类情,必偶其徒。突兀拳曲,夷为平厂(敞)。是以句逗益短,而词气益繁。扬雄、马相如、班固、张衡一贯相嬗,盖汉赋之要,在乎叠字Word。骈体之要,在乎叠词Phrase。字则单文已足,徒见堆垛之迹。辞须数字相承,遂睹对偶之意。骈体尠叠字。而汉赋本有叠词,只须去其韵脚,改作自易。”其中“盖汉赋之要,在乎叠字Word。骈体之要,在乎叠词Phrase”这一句,形同学术恶搞,缺少理论研究的写作诚意。

我并非简单的排斥文言文,而是不喜欢钱锺书的理论著作在文字上平添出这样“无必要的艰深”。跟同样是文言文的《摩罗诗力说》,以及文言浓重的《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著作相比,钱锺书这些缺少思想光芒的精巧堆砌之作,只能算作是一位极聪明的初学者之习作。

钱锺书著作中的思想性非常匮乏,表面上是谆谆教诲教人,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卖弄。因为除了他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能把这么多的文本典故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一联系方法由于无法广泛的普及,几乎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

提到现代著名作家,辜鸿铭、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张恨水等,无论其思想倾向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其中任何一个名字都是某种普遍且独特的思想的代表。但是,每次提到钱锺书,我都很疑惑——他的名字代表了什么思想?

这或许就是钱锺书论著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学者汤晏在谈到钱锺书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时代辜负了他”。汤晏说:“综观钱锺书一生,才辩纵横、神采飞扬,是不世之才,他天赋过人,又勤奋好学,当我为他立传,每念及此,总觉得时代辜负了他,未能让他一显身手,诚属一件很可惜的事。”“钱锺书生不逢辰,他生在二十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文化大革命,因此把一个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毁了。时代辜负了他。钱锺书有志著述,但今日留下来的著作,不够传述其才华于万一,的确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用曹子建的一句话来说,钱锺书是‘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白居易《放言》一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试玉要烧三日满,而钱锺书始终都是未烧满就被取出来的玉,虽美却无法得以彰显。人是多面的。我们被人看到的只是我们千千万万个侧面中一面,但别人却是基于这一面,继而想象出我们的全部。

同理,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钱锺书的著作,都是他创作早期的作品。即便像《管锥篇》这样的晚期作品,由于强烈的读书笔记性质,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通过后期整理、再创作了的早期作品。五十年代后,钱锺书未能把他的潜力发挥出来,展示出他最优秀的一面,就遇到文化浩劫,再等到了新时期,美好的时代来临了,他却已是病弱孱躯,没多久就去世了。终其一生,别人都没能看到他最能展现他实力的一面,这是历史的遗憾。

《郁离子》有云:昔者鲁人不能为酒,为中山人善酿酒,鲁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粕。以鲁酒渍之,谓之曰:“中山之酒也。”鲁人饮之,皆以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来,闻有酒,索而饮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

我对他刻薄的评价,是否正是如此呢?更何况,我的学术造诣,连钱锺书的万分之一都达不到。我这样以小人之心,肆意品评前辈,属于妄人矣。如果钱锺书看到这些对他文章的评论,会不会也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

我们见到的钱锺书著作,跟本该更好的钱锺书著作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可以达到的地方,却因为各种偶然,以及人生不期而遇的吊诡境遇,走着走着就迷路了。等到迷雾散去,走回正道,力气却已用尽,只能望着远方兴叹。良辰已随黄花去,乌衣巷口夕阳斜。

本来如此的钱锺书跟实际上被人认为的钱锺书,恰如《围城》里方鸿渐那一段擦肩而过:

鸿渐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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