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与演变

◎丁工

我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与演变

◎丁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政府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前提出发，作出“一边倒”的重大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改变过去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开始实行全方位、不结盟政策；新世纪，在承续原有外交方针基础上，我国外交进一步形成“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为舞台”的四位一体布局。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纵向回顾我国外交布局形成演变的简要经历，大致勾勒出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轨迹。

对外关系；战略格局；演变

“布局”（Overall Arrangement， Composition）原指绘画中对画面构图、环境的布置，以及人物和景物关系等的全面安排。所谓“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和分野，对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位次安排，体现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以及在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反对谁等内容的安排。对外关系布局不仅受到国际形势的制约，更受国家内部政策的影响，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也反映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和策略［1］。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并服务于内政，内政和外交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我国外交战略的部署主要体现在各时期五年规划纲要和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大会的文本文件是确立国家内政和外交各个方面方针、路线的纲领性决议，体现党和政府对国内外总体形势的认识和估计。因此，本文以党的政治报告为主线，结合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特点，分析和考察我国对外关系布局的形成和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布局谋篇的开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前提出发，作出“一边倒”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还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重申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初步规划出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三个层次的结构布局，形成“同志”、“朋友”和“敌人”三种评价对外关系性质的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新型外交的基础。

进入20世纪60年代，依据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判断，我国对外交战略布局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调整，并逐步发展成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在调整过程中，依照敌、我、友三个板块进行布局的思路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只是从区分对象的内涵和意义方面进行了大幅地修正。“三个世界”的布局安排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首要威胁，推动中美关系持续改善；有利于与西方国家增强相互联系和增进相互了解，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进一步充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战略作用的积极评价，确定了我国外交的长远立足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外交始终以阶级对立为观察国际形势的视角，将战争与革命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时代主题。因此，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美帝国主义（50年代）和苏联霸权主义（70年代）的布局次序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布局结构保持了原则上的延续性、连贯性和稳定性。

改革开放后外交布局的转型调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国家重心开始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本。外交战略作为我国全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是在对国际社会和本国国际活动总路线进行整体认识和统筹考虑的基础上，为总体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外部保障。一个以发展为核心的路线必然需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因此，外交工作也随之进入大调整、大变革以及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外交理念、范围、内容和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并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在此背景下，我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全方位、不结盟政策，在与美国关系保持正常发展的同时积极改善对苏关系，做到“不打别人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2］。

十二大后，我国明确宣布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全方位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不结盟、不打牌原则的确立是对我国外交基本方针的一次革命性调整，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标志着我国第一次以相对超脱的姿态、完全独立的立场参与国际事务，开启了外交布局谋篇的新时代。外交方针的剧烈变动必然影响到外交布局的全面调整，其反映直接体现在布局次序的不稳定上。这一时期，我国虽然一直强调把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作为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对外关系的顺序阐述却不断变更，如十二大时日本作为单独一项被放置在首位；十三大报告主要关注内政，没有具体涉及对外关系方面；十四大首次将周边概念从第三世界国家中剥离抽出，并将其排在第一位；十五大则增加写入了多边外交，但睦邻友好被继续列入头等位置，自此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四大支柱的外交格局基本定型。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国内政治虽然保持连续和稳定，但对外关系却一直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布局结构。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在对外关系中立场、战略、政策和策略的变化，与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争取较长时期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和良好和睦的周边环境，为对外开放创造有利条件和适宜机会，全面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宏伟事业，成为我国外交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任务，但围绕该中心任务如何布局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

新世纪以来外交布局的成熟完善

进入新世纪，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新旧格局的深刻交替和持续变幻，各种势力都在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和政策，力图在新的力量对比变化基础上，占据有利位置。与此同时，我国确立了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在21世纪实现世界强国夙愿的战略规划。在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利益进一步外延，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参与国际体系建设，外交也实现了从政治外交的小舞台上升到涵盖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和科技外交等诸多议题和领域的大舞台。因此，无论从主观发展利益的需求出发，还是从客观义务责任的加重观察，都对我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3］。

新的形势下，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促进共同发展”提到与“维护世界和平”相同的高度，明确两者为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基本内容，并在采纳十五大形成的外交格局分类的前提下，将布局排序调整为“大国、周边、发展中、多边”。十七大报告在表述对外政策次序时依旧遵循十六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为舞台”的布局安排，还适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更加强调世界的共同繁荣和中国的互利共赢的紧密关系，彰显我国外交在延续继承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特征。目前来看，自十六大我国外交形成了分布于国别、区域、格局和机制四个板块的成熟稳定的结构，符合新时代中国国情，体现理论与实践、政策与主张相一致的对外战略布局。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布局相比，该布局所涉及的四个方面既独立运行、自成体系，又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基本涵盖新时期我国外交的主要内容。该布局更加紧扣时代主题和主流趋势，指导思想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层次更为丰富全面，结构更为成熟稳定，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效能和作用更加突出，对我国外交未来发展的指引性和导向性更加显著［4］。

21世纪初期，我国外交与时俱进，综合发展，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从世界革命向世界和谐的思想理念转变，由斗争哲学向合作哲学的文化观念转变，由意识形态向国家利益的价值追求转变，由国际秩序的坚定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限认同者、建设者、融入者的身份定位转变，成功地构筑了以统筹国别和区域外交为根本，从双边、地区、全球三个方面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推进的立体框架局面。目前我国同大国的关系仍然维持着总体稳定、局部摩擦，合作中带有竞争、协作中孕育制衡的模式，在对话与交流中扩大共同利益、深化合作基础，逐步构筑起波折中健康向前发展的大国外交脉络和相对均衡、互信共赢的良好大国互动局面。在周边关系方面，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实施“睦邻、富邻、安邻、友邻”的各项举措，强化各层次的利益纽带，加快推进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与所有邻国的关系都在全面深入与扩大，相互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我国在增进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的同时，不断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式，加强成果落实和机制建设，先后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77国集团对话磋商等机制，进一步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以联合国为中心，积极发挥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建设性作用，主动参加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和处理。继续遵循平等、包容、团结和协作的精神，支持和引导G20机制的发展进步，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合理、有序的变革，同时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完善，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从区域外交、领域外交和公共外交三个方面大力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良好多边外交局面。

新世纪以来的10年，我国外交围绕以稳固大国关键环节、增强周边互信交往、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多边机制改革创新为基本框架；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旗帜的前提下，站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不断深化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和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明确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充实和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逐步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具竞争力、形象上更具亲和力、道义上更具感召力；有力地打消了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进而实行扩张性战略和对抗姿态的担忧和误判，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了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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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清敏.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评论，2009，（4）：32-4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8.

［3］马振岗. 中国外交向立体化格局的全面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0，（1）：1-4.

［4］金灿荣，董春岭. 中国外交现状与发展战略.当代世界，2009，（9）：7-12.

［5］杨洁篪. 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 国际问题研究，2011，（1）：1-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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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61/j.cnki.zggqgl.2016.11.010 ■ 编辑：田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