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国度

创新的国度

“正因为小且贫穷，瑞士才获得了成功”——瑞士国家银行前行长让-皮埃尔·罗特

在极富创意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由于过度使用低成本劳动力，多数企业的竞争基础迅速向知识的创新和吸收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高低主要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其国家历史和民族特性中的独特因素，去提高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迈克尔·波特在其综合性研究中并未将瑞士列为典范，他本可以这么做的。的确，早在现代全球化环境形成之前，国家作为一种竞争力的重要性在瑞士早就凸显出来了。令人惊讶的是，自19世纪初叶以来，内陆小国瑞士的许多工业部门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创新的国度》描述和想要阐释的是：自工业革命早期开始，瑞士企业如何在纺织、机械、化工和其他行业成为全球性的领军者。本书力图展示的是，这种始终延续、不断扩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该国的国家价值、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历史渊源。接下来本书也对在当今迅速变化的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瑞士是否可以保持其原有的领先地位提出了疑问。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所谓的瑞士模式能否给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和决策者提供借鉴？

没有哪个如此小规模的国家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可支配收入，同时提供相当合理的社会福利分配。没有哪个与其规模相近的国家在如此之多的工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尽管受到全球化影响。即使是其他发达国家，也难以避免让后代背负巨额债务负担，或者对其国民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也成了幻想。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权利会如此强大、他们的意见会如此受到重视。

正因为小且贫穷，瑞士才获得成功

瑞士国家银行前行长让-皮埃尔·罗特早就说过：正因为小且贫穷，瑞士才获得了成功。当然，退一步说，如此成功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瑞士矿产资源匮乏，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地形也不适合农业生产。唯一丰富的是水资源：无论是居民用水还是工业用水都没有问题，冰雪为娱乐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水也成为能源开发的主要渠道。

“愿景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同时需要他人指点，这两者与瑞士的企业发展观念都不兼容。”

尽管位于欧洲中心，但数世纪以来瑞士多山的地形对其交通运输提出了连续不断的挑战。瑞士国土没有通往海洋的直接通道，与那些濒海国家相比，瑞士处于明显的劣势；而那些国家在现代早期，利用这个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同时获得帝国主义势力从而攫取了殖民地财富。相反，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运输通道使瑞士在连接南、北欧重要商业区域上处于战略性重要地位，尽管这给其更强大的邻国暴露帝国主义野心提供了潜在机会。

瑞士的语言、文化、政治和宗教派别一直都呈现一种多元化特征，退一步说，这种特点通常不利于维护和平和实现公共目标，前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异质性特征随着早期多种异族文化移民的到来而得到巩固。瑞士现有人口的将近1/3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过去许多移民作为政治难民迁居瑞士，利用了瑞士长期保留的中立政策优势。最新的移民潮则反映了瑞士的用工需求。

然而，瑞士人却找到了和睦相处的秘诀，这一点让其他许多国家十分羡慕。两个多世纪以来，瑞士都设法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又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

瑞士的崛起从无既定目标：也没有强大政府强加的包罗万象的战略。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师事务所（位于瑞士巴塞尔）共同创始人雅克·赫尔佐格认为，瑞士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归因于缺乏愿景：“愿景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同时需要他人指点，这两者与瑞士的企业发展观念都不兼容。”

高度团结：瑞士企业间鲜有冲突

瑞士人往往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这在瑞士屡见不鲜，对于取得工业成就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更不寻常的是，瑞士从业人员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水准。

除此之外，瑞士的教育体系也可圈可点，在搞好高等教育的同时注重发展传统的职业教育（学徒制）。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哪怕从事毫不起眼的职业，也会获得尊重，因此也会对自己的职业和身份感到自豪。

瑞士企业间鲜有冲突，这有利于促进对劳动者的尊重。生产力、可控力以及可信度的提高得益于企业间的良好关系，这使瑞士企业在国际市场有较高的竞争力，也对劳资双方的良好关系有利。

政府部门：较少管制

瑞士政府的治理结构具备三个原则性特点：较少管制（“少即是好”），联邦制度（行政管理和税收降到最低水平），以及尊重公民权利。

瑞士政府常常表现为最低限要求者，这反映出传统的“社会契约”交易特点，即政府提供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以及司法公平；以此易彼，公民应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瑞士私人银行家协会前主席格奥尔格·克赖尔认为，瑞士人压根儿就不想受任何人统治：就像农民想在市场上买到最便宜的卷心菜一样，瑞士人在市场上购买了“社会契约”，放弃了最少的自由从而换取了最少的管制。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瑞士的联邦制度。瑞士各州享有高度自治权，比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还高。瑞士人相信这种管理模式可以督促各级政府部门自我约束。如果苏黎世征收了过多的赋税，商业贸易会转移到楚格州或者施维茨。如果某处的规划部门不愿批准某家企业的建厂申请，那很可能别处的规划部门会批准它。

第三个因素是公民权利。定期组织公民投票（有效的民主）就十分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公民投票形式多样、频率惊人，涵盖各种议题，有琐碎的也有重大的，包括工作时间、基因研究、清真寺以及欧洲一体化等方面。这些投票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投票的目的不是什么极端结果，而是旨在确认大多数中立人士的力量。

这三个特点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经济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坦伯格指出，瑞士的政治制度“就像一个不倒翁，无论倒向哪一边都会恢复原有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