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胡永杰

开元盛世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胡永杰

杜甫一生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其理想之高远，追求和坚持之执着，超出多数同时代诗人。对这一理想形成的原因，人们一般归结为中原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和他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毋庸置疑，但似还嫌不足。考察杜甫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与王维、高适、岑参等同时代诗人比较，可以说他形成这一理想，并执守终生，和他开元时期的盛世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也是盛唐精神的一种表现。

杜甫 “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开元盛世 盛唐精神

杜甫人生政治理想的远大及追求的执着是人所共知的，他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概括来说就是他在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所说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理想极为远大，具有纯粹的儒学品质，而且杜甫持守得极为诚挚，不仅仅深信之，而且笃行之，并非流于口头的泛泛而谈。这是他同时代一般文士难以具备的，因而其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杜甫“致君尧舜上”政治理想形成的原因，人们一般归结为中原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和他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毋庸置疑，但它们是更深层的因素。联系杜甫早年的生活经历并和同时代诗人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他早年较为快意的生活经历和开元盛世的时代政治环境其实对他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强烈，可以说他的政治理想也是盛唐精神的一种表现。对于后一点学界重视很不够，这主要是受到历来多把杜甫归于唐代由盛转衰、时代精神转型期的诗人这一大的认识的限制之故，主张杜诗是盛唐气象体现者的意见虽然也有，①但毕竟是少数。

一、“致君尧舜”政治思想的渊源

“致君尧舜”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观念。孔子周游列国，目的就是帮助各诸侯国君王承继先王之道，施行仁政，恢复传说中理想化的大同之治。孟子也游说各国诸侯推行王道政治，并明确提出君王做尧舜之君，大臣做像舜辅佐尧、禹辅佐舜，伊尹辅佐商汤那样的大臣，以“王道”统一、治理天下的政治思想。

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②

万章问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③

孔子、孟子所提出的尧舜之治和“致君尧舜”的士人政治理想是极其高远、具有理想性色彩的终极目标，但恰是它的高远和理想化，使这一目标实现起来极为不易。孔、孟自身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后世君臣实现起来更是不易，所以历代君臣虽都以之为标榜，但真正有这样理想和胸怀并去践行的人却极少，“致君尧舜”在后世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流于口头的标榜而已。这是一个听起来毫不新鲜，真正深信笃行者却很少见的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汉代士人的心态为例来看这一理想形成的不易。大致来讲，古代士人的政治追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实现天下的统一稳定，二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德治国，以文化人，达到传说中尧舜那样的理想之治。但天下一统之后的汉代有志之士却普遍遭遇了无法施展抱负的困境。董仲舒云：“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 （董仲舒 《士不遇赋》）④司马迁也感慨：“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司马迁《悲士不遇赋》）⑤东方朔在 《答客难》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假托客人之口诘问他生于盛明之世，富于才学和道德，却不去像前代士人那样追求政治和人生理想。他的回答是：“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⑥四海一统，天下太平，本该是更利于君臣协力推行德政，实现尧舜之治的时候，但是有志之士们反而更加失意起来。后来的著名士人如扬雄、班固、崔骃、王充、桓谭等都具有类似的心态。⑦如东汉崔骃在《达旨》中就说：“昔尧含戚而皋陶谟，高祖叹而子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结不解而陈平权。……今圣上之育斯民也……一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虽有力收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⑧可见古代君臣建立起“致君尧舜”的理想和自信是何等艰难。号称盛世的汉代尚且如此，何论长期分裂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反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思想，就会更明显地感到，仅仅是儒学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是很难让他形成这一高远而执着笃诚的政治理想的。如果没有现实环境的激励和支撑，他即便有这样的认识，也难以具有如此的自信和远大的胸怀。

杜甫是拥有这一现实基础的，它们就是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这两个历史时期之所以号称盛世，不仅因为当时天下的统一稳定，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富足，还在于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是有政治抱负、能任用贤才的英明之主，有才华和志向的士人具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因此也是他们能够大有作为的盛世。也恰是这两个时期“致君尧舜”的思想亦随之高涨，关于这一思想的表述也多了起来。

如唐太宗就经常有仰慕尧舜之治的情怀和言论：

朕虽不能远慕尧舜禹汤之德，目睹此辈，何得不诫惧乎？（《政本论》，《全唐文》卷十）⑨

由是观之，尧舜禹汤，躬行仁义，治致隆平，此禀其性善也。（《金镜》，《全唐文》卷十）

贞观大臣们和太宗君臣相得，敢于犯颜直谏，表达和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他们的政治胸怀就能够格外远大和自信，“致君尧舜”的理想常溢于言表。如王珪评价魏徵云：“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徵。”（《新唐书·王珪传》）⑩

开元时期，唐玄宗在天下稳定后颇有转向文治的心态，加上张说等文臣辅政，鼓励劝导，君臣上下希慕“尧舜之治”的风气更为浓郁。唐玄宗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思想：

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平胡》，《全唐诗》卷三）⑪

朕虔守宗祧，祗膺历数，夙夜兢惕，惧不克胜。求贤臣而委之谋猷，延学者而咨其博洽，用扶不逮，雅致咸和。既内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讼息。端拱多暇，留意典坟，以为道者元妙之宗，德为教化之本，讲讽微旨，稽详秘文，庶无为而政成，不宰而物应。岂敢比德尧舜，论功禹汤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逮于遐迩；务惟齐俗，亦欲申于兆庶。必若同归清净，共守元默，所陈编示，良用多惭。（《答裴光庭诏》，《全唐文》卷三十）

卿等思致君尧舜，欲加号圣文，朕内省虚怀，安敢当此。（《答侍中裴光庭等上尊号表批》，《全唐文》卷三七）

玄宗虽然谦称不敢当裴光庭等请求所加的“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称号，不敢比德尧舜，但内心的自得与自信其实是难以掩饰的。

张说做为一代文宗，在开元年间执政多年，是开元文治局面形成的关键人物，他还促成了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封禅泰山之举。他“致君尧舜上”的思想最为浓厚，谈及得也最多。如 《大唐祀封禅颂》中说：

封禅之义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传不云，道德仁义礼智信乎？顺之称圣哲，逆之号狂悖。三者 （何），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谓与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言旧史者，君莫道于陶唐、虞舜，臣莫德于皋陶、稷、契，三臣降德，皆有天下。（《张说集校注》卷十二）⑫

文中的表述说明他认为开元年间，玄宗君臣已经达到了比德尧舜、稷契的境地，当时社会基本实现了尧舜之治，所以才力主封禅泰山，告成功于天。他谈及自己和其他大臣的理想与作为时也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思想：

臣学惭稽古，早侍春宫，阶缘恩旧，忝窃枢近。虽思致君尧舜，而才谢伊皋。（《让右丞相表》，《张说集校注》卷三十）

季子 （裴）光庭，侍中兼吏部尚书，辅政邕熙，致君尧舜，孝理发乎陵庙，仁泽遍乎松槚。（《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铭并序）》，《张说集校注》卷十四）

致君尧舜，何代无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 （姚崇）者。（《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碑 （铭并序）》，《张说集校注》卷十四）

（苏颋）致大君于尧舜，绍层构于韦平。（《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张说集校注》卷十二）

总之，贞观、开元时期，由于国家富强、政治清明，君明臣贤，颇有儒家理想中尧舜之治的影子，穆宗时崔植谈论贞观、开元之治形成的原因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唐人的这一看法：

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资，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旧唐书·崔祐甫传附崔植传》）⑬

这样的形势大大激发了士人们奋发有为的自信心，使“致君尧舜”的思想高涨起来，盛行一时。由此可见，“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虽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老话题，但却是唐代贞观、开元时期的时代思潮。杜甫这一理想的形成，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继承，也有时代氛围激励、促成的原因。

二、盛世经历对杜甫“致君尧舜上”理想的培养与促成

杜甫的幼年及青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这时他主要在东都洛阳一带度过，在天时地利两方面都有接受这一盛世精神影响的便利。而且他青少年时的生活格外快意优裕，在盛唐诗人中是格外突出的。他五六岁时便在郾城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在洛阳时的生活情况，他自己说：“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遣兴三首》其三，卷五）⑭“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卷十四）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南逢李龟年》，卷二十）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二）他所感受到是社会的安定富裕、家人的宠爱呵护、王公名流的赏识鼓励，这样的生活经历无疑会加剧他对盛世环境美好的体验，培养他自信、远大的胸怀和理想。

而开元时期的东都洛阳恰是玄宗经常驻跸、名流聚集，盛世的各种活动上演的地方。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于五年正月至六年十月、十年正月至十一年正月、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闰九月、十九年十月至十一月、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五次居住洛阳 （见 《旧唐书·玄宗本纪上》记载），其中十二年至十五年和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这两次正是杜甫十四五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少年时期，他都在洛阳亲身经历了这些盛况。特别是开元十二年至十五年这次，玄宗君臣和各方面名流是为封禅泰山才居住洛阳的。封禅之事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也是文化上的盛典，而封禅的首要倡导者和主事者就是时任宰相的张说。而且这期间玄宗在洛阳还建立了著名的集贤殿书院，拣选著名文士担任学士和直学士，宰相张说知院事，给予了文儒之士极大的礼遇。玄宗在当时所作的 《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序中称：“朕以薄德，祗膺历数。正天柱之将倾，纫地维之已绝。故得承奉宗庙，垂拱岩廊。居海内之尊，处域中之大。然后祖述尧典，宪章禹绩，敦睦九族，会同四海。犹恐蒸黎未乂，徭戍未安；礼乐之政亏，师儒之道丧。……乃命学者，缮落简，缉遗编，纂鲁壁之文章，缀秦坑之煨烬，所以修文教也。”（《全唐诗》 卷三）⑮《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中说：“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全唐诗》卷三）这些行为和表述均表现出玄宗重文任贤的政治取向。玄宗开元期间注重文教，既源自他自己卓越的政治识见和抱负，也来自身边大臣们的劝勉感染，其中为首者是张说。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中说：“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其 《传赞》中也说：“（张）说于玄宗最有德……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可见张说在辅佐唐玄宗以文教治国，开创开元盛世方面居功至伟，他给杜甫这样的年轻之士树立了一个极为完美的“致君尧舜”的宰辅之臣的榜样。当时杜甫因为地位的悬殊，虽并不一定能结识张说、张九龄这样的贤达，但对他们的风采和品格十分熟悉，⑯无疑会为这样的形势欢欣鼓舞，并在思想怀抱、人生追求的选择与确立上受到影响。

当然这样的榜样并不止张说、张九龄等开元文臣，还有贞观大臣。杜甫在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诗中忆及魏徵时说：“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 （卷二十）他对贞观大臣的风操也极为仰慕。但是张说、张九龄作为杜甫同时代的人，他们的道德品质、政治举措与成就杜甫亲眼目睹，所以受到的影响会更直接、更深刻，可以这样说，是开元盛世中培养起来的胸怀和品质，决定了杜甫对贞观君臣的格外钟情。《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卷二），就表明他的政治理想确实是受了开元社会形势和当时一些文坛前辈的激励而形成的。

当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的形成并不仅仅来自杜甫早年的盛世经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纯正深厚的儒学思想所致，而且杜甫与李氏统治者还有一定的关系 （他外祖母、外祖父的母亲皆为李氏统治者之后），这也会增加他对国家和朝廷的责任感。但是现实的经历和感染对他的影响会更直接、更鲜活，更深入骨髓。同时也应注意，杜甫这一理想极为远大，具有理想性色彩，和同时代人相比颇为特出，而且杜甫后来仕途困顿，唐王朝的国势也逐渐转衰，难以有中兴的希望，但他依旧执着地坚持这一理想，并没有绝望和放弃。盛唐诗人都经历过开元盛世，但很少有人达到杜甫的境地，这其中原因，应该说和他们开元时期的境遇不尽相同有关。

“致君尧舜”这样高远而充满理想色彩的政治理想并不是盛唐诗人都能具备的。形成这样的理想除了有对自身才能的自信，还需要有对所处时代充分的自信，只有具备自身的卓越才华和时代环境能够让人有所作为这两个条件，才会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产生。开元时期成长起来的诗人，都具有对于自身才华的足够自信，但多数诗人因生活所困，早早开始谋求仕途，经常遭受挫折，锐意进取的精神都会受到一定的磨砺，或多或少具有人生不易的悲凉心态。所以他们虽有大志，但对于政治之途的认识并没有那么乐观自信。

比如与杜甫同时的著名诗人王维、高适、岑参等。王维幼年丧父，⑰十五岁即离家赴长安谋生求仕（《过秦皇墓》 诗题下注：“时年十五。”），在淇上时 （开元十五年前后，时年约二十七岁）所作 《偶然作六首》其三云：“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全唐诗》卷一二五）高适的早年生活更为困顿。他的父亲高崇文曾做过韶州长史，但可能在高适年幼时即已去世。高适开元十一年二十岁时曾到过长安求仕，失败而归梁宋。可能之前他就已经在梁宋寓居了。他寓居梁宋可能就是因父亲去世，生活没有依靠的原因。 《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说：“父从 （崇）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岑参的父亲岑植曾任仙州和晋州刺史，但他在岑参约十四岁时 （开元十六年）就去世了。所以岑参十四五岁起不得不隐居王屋山、嵩山，独自 （或与兄岑况等）隐居读书、谋生求仕。⑱岑参 《感旧赋》序中说：“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⑲他们因为早年生活的艰辛，不得不早早地独立谋生，遭遇生活的磨砺。艰难的生活和过早感受到的仕途人生的坎坷，难免会给他们的理想和心态涂上阴影，消弱他们的自信。岑参 《感旧赋》中云：“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堕其嘉猷，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丘。幸逢时主之好文，不学沧浪之垂钩。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脱辐，累遇焚舟；雪冻穿屦，尘缁敝裘。嗟世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眷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这是天宝二年他二十八岁时所作。高适的 《行路难二首》其一云：“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其二云：“君不见富家翁，……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如，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全唐诗》卷二一三）这是他集中现存最早的作品，大约作于开元十一年二十岁时。高适 《别韦参军》诗也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全唐诗》卷二一三）在盛世的时代，他们却饱尝仕途的困顿、人生的艰难和人情的冷暖。他们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很高的人生期许，但由于生活经历坎坷，他们所感受到开元盛世绝没有杜甫眼中的那样美好。

这种心态在盛唐诗人中是普遍存在的。王昌龄“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岑参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全唐诗》卷一九八），所以一直有不得志的郁郁之心。“升平贵论道，文墨将何求。有诏征草泽，微诚将献谋。冠冕如星罗，拜揖曹与周。望尘非吾事，入赋且迟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每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 （王昌龄 《放歌行》《全唐诗》卷一四○）这首诗当作于开元十五年王昌龄进士及第，初受校书郎时⑳。值太平之时，又及第受官，但长期的沦落使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得意和乐观。岑参天宝三载受官后也同样没有多少得意的心情：“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初授官题高冠草堂》，《全唐诗》卷二○○）多年仕途坎坷，把他们的壮心已经消磨很多，以至于及第为官这样的事情都难以激发起内心的激情。祖咏诗云：“谁念穷居者，明时嗟陆沉。”（《家园夜坐寄郭微》，《全唐诗》卷一三一）“故情君且足，谪宦我难任。直道皆如此，谁能泪满襟。”（《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全唐诗》卷一三一）诗当都是开元时所作，同时表露出了强烈的失意悲凉心态。储光羲 《游茅山五首》其一云：“十年别乡县，西去入皇州。此意在观国，不言空远游。九衢平若水，利往无轻舟。北洛反初路，东江还故丘。春山多秀木，碧涧尽清流。不见子桑扈，当从方外求。”（《全唐诗》卷一三六）常建 《落第长安》诗云：“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全唐诗》卷一四四）薛据 《早发上东门》诗云：“十五能行西入秦，三十无家作路人。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惹洛阳尘。”（《全唐诗》卷二五三，卷一三五又作綦毋潜诗）储光羲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常建开元十五年，薛据开元十九年，这些都是及第前所作，多年的仕途追求，一无所成，所以即使身处开元盛世，他们内心的失落悲凉却溢于言表。

其实开元、天宝年间在杜甫周围聚集着大量有才华的诗人。像洛阳、嵩山、陆浑山一带的李颀、元德秀、张彪、孟云卿、岑参、刘长卿、皇甫冉，梁宋之地的高适、于逖、薛据、陈兼，淇上的王维、王季友，先后寓居濮上、汝坟的沈千运等，他们虽处于盛世，但生活并不像杜甫那么快意，对于前途的认识也远没有杜甫那么乐观自信。这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早年生活经历的不同。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虽然可以笼统的说，盛唐的时代环境培养了诗人们乐观昂扬的心态，但具体而论，他们的心态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多数都带有悲凉不得意的色彩。也应当注意，杜甫早年的远大抱负来自开元盛世这一时代的造就，但也不能忽视他的家庭环境带给他的快意无忧的生活经历，为他感受盛世精神所起到的桥梁作用，这点又是其他盛唐诗人所不及的。杜甫的政治理想能超越同时代诗人，原因也恰在于此。

三、开元文儒精神之激励与杜甫对“致君尧舜”理想的践行

杜甫的政治理想超出一般人之处不仅在于其远大、自信，还在于他能笃行，真正去付诸实践。特别是在天宝时期盛世局面逐渐式微，政治局势转恶的环境中，杜甫已经历尽仕途追求的心酸和险恶的背景下，还能去践行之，那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如果说杜甫在开元时期形成“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时，表现出的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怀的昂扬意气和远大胸怀，他在肃宗时期践行其政治理想表现出的则是一种耿介、勇决的风骨。这样的勇气和风骨气从何而来？可以说一方面来自他儒学精神陶冶下形成的耿直执着的性格，另一方面同样是来自开元文儒及贞观大臣精神品质的激励和感召。

杜甫一生做官时间不长，最重要的职位是左拾遗。而他在这短短仕途时间内就做出了救理房琯这一举动，可以说是他对“致君尧舜”理想深信而笃行的最好例证，也很能说明他所受开元文儒和贞观大臣影响的显著和感情的深厚。至德二载，房琯被肃宗罢相，杜甫作为左拾遗上书为房琯辩护，因而触怒肃宗，被下三司推问。他采取如此耿直而急切的行动，除有些和房琯私交甚厚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房琯有大臣体，是一位堪为辅弼之臣的文儒之士，是践行“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的坚定信念使然。杜甫在 《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说：“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大，素所蓄积者已。……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卷二二）《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又说：“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百余年间，见有辅弼。及公入相，纪纲已失。……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空闻泣血。”（卷二二）这表明，杜甫认为房琯继承了贞观、开元儒臣所形成的正直、骨鲠、进取的风操，是具有淳儒之精神情怀的贤臣，所以才倾心归向、奋力救理的。他所顾惜的是房琯这样一位兼备才德的稷契之臣不能尽其才能而被弃置，使朝中的正直力量志气受挫。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继承贞观、开元之臣的风操，践行自己“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肃宗拾遗补缺。他倔强地说：“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卷二二）坚称肃宗宽恕自己，并不仅仅是对自己的恩惠，也是皇帝成全了自身，展示了一位“深容直臣、劝勉来者”的仁厚之君的胸怀，这是天下的幸事。

对于救理房琯之事，杜甫后来一直都惦记着。后来在成都草堂所写 《建都十二韵》诗中说：“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 （卷八）仇兆鳌注云：“牵裾，为救房琯。漏网，谓谪司功。汉庭、湘水，欲效贾屈而未能。”㉑夔州时所作 《壮游》诗云：“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卷十四）可见杜甫“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并不是泛泛而谈的空话，而是表里如一，真正能够践行之的人生信念。

杜甫后来被视作房琯一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并最终弃官而去。他的弃官颇有些理想不务实的色彩。表面原因是他受不了繁重琐细的下层吏职的工作，也有学者认为是他和华州刺史不和，刺史欲奏罢其职，所以才主动弃官的。但是，其深层原因应该是对肃宗的失望，对亲身实现“致君尧舜上”之理想的最终绝望。如果无法实现这样的理想，只去作尸位干禄的官吏，这是政治抱负极为远大而理想化的杜甫所无法忍受的。

杜甫一生为官时间不长，无法看出他更多的政治作为。但他不愿做河西尉、华州司功参军这样的吏职，而对左拾遗这样的朝官格外看重；任左拾遗又能奋不顾身去谏诤，表现出极为正直不阿的品质，这些都可看出他政治追求的远大和具有理想性的特点，以及对之的笃信和践行。“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卷二十），杜甫在救理房琯一事中的所做所为，和贞观、开元之臣极为相似，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表面看，杜甫的政治实践更多悲剧色彩，不同于开元盛世时文士那种豪迈昂扬的精神气度，但其中所表现出耿介勇敢、坚定执着的风骨其实和贞观大臣、开元文儒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这样的精神在盛世转衰背景下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四、盛世记忆对杜甫终生保有“致君尧舜上”之理想的支撑

早年的经历和对开元盛世的深刻印象不仅造就了杜甫“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也为给他后来执着地坚持这一理想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王维、高适等人，由于在开元时代就体验到了盛世中负面的东西，很早就经历了人生和仕途的艰难与不得意，所以在天宝年间，政治环境变得险恶，“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国运由盛转衰之时，他们的痛楚并没有杜甫那样深沉，内心受到的刺激也不如杜甫强烈。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开元时期那么美好的经历，没有深入骨髓的盛世印象做支撑，面对国运的转衰，他们更多是一种无奈、失望和逃避的心态。杜甫则不然，天宝时期他来到长安，面对个人的困顿，政局的险恶，国家的衰败，因为有早年对盛世时代的经历和体验作支撑，他心中怀有中兴的希望，所以他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信念。他天宝五载三十五岁时才到长安追求仕进，比同时的多数诗人都要晚，但是他在长安的追求却最执着。虽然困顿至极，也有愤激失落的心态，但他却没有退隐的打算，也没有重新返回洛阳故乡定居，可见他对于仕途是抱着一往直前、誓不回头的信念。

杜甫弃官后，却没有弃世，他自身虽无法再去做辅佐之臣，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一理想。晚年流落各地，处境极为艰难，他仍时时关注国事，也时常以“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期许别人，期盼后来之士能继续努力，早日辅助君王实现国家的中兴。《可叹》诗中说：“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卷十八）这首诗大约作于大历二年夔州时期，乃称赞李勉和王季友是堪为“致君尧舜”的贤臣。同为夔州所作的 《同元使君舂陵行》诗云：“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 （卷十六）他读到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想到他的才华和为国为民忧虑的情怀，赞赏之情难以掩抑，热切地期待元结早日为朝廷重用，协助君王早日实现国家的中兴，也实现杜甫自己一直所期盼看到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卷二十）这首诗是大历四年 （769）在长沙所作，这时已是杜甫人生的末期，可是他仍在殷切地以这样的抱负嘱托友朋后进。可见他整个一生都在惦念着这一理想，一刻也没有放弃过。特别是辞官以后对这一理想的执守，更加凸显出他政治抱负的高尚和坚定。因为这时期再保有这一理想，已经和个人的功名富贵毫无关系了，这纯粹是出于对国家和百姓的牵念与责任。

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杜甫一生坚持“致君尧舜上”理想的动力和支撑力量何在？杜甫到长安后，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相当黑暗，而且逐步恶化，直至“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国家飘摇欲坠，唐王朝的国势一蹶不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诗人们再想保持对人生前途的乐观自信已经不可能。像王维，早早就进入亦官亦隐的逃避状态；岑参、高适诗文中对现实的关注也寥寥无几，表明他们对国家前景、自身政治理想也已失去了信心。杜甫却独自坚韧地保有着对国家命运关注的热情，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前途没有完全绝望，还抱有希望，这个希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早年留下的开元盛世的深深记忆。这样的明君、贤臣齐心协力所开创的开元盛世，他历历在目，并非遥不可及，所以他心中有希望，坚信只要君王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决心远奸佞，任贤良，明君贤臣协力，国家的中兴是指日可待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后来历史证明是理想化、不现实的。但是对于一个士大夫，一个诗人，这样的一种梦想是宝贵的，它能给人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支撑人们不绝望，不逃避。如果多数士人都能怀有杜甫这样的希望，也许唐王朝命运会好得多。

在理想的远大和追求的热烈执着方面，唯有李白和杜甫相近，我们不妨拿来做一比较。刘全白曾说评价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㉒。确实如此，他早年就申述自己的志向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㉓天宝十载北游时，还在惦记“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㉔“安史之乱”爆发后又入永王璘幕，梦想“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㉕李白的政治抱负是否理性务实是一回事，它确实极为远大而富于理想色彩，而且追求极为执着，热情极为高涨，这都是大多数诗人难以企及的，只有杜甫堪和他比肩。如果考察李白早年的经历，我们发现他和杜甫也有相近之处。李白二十五岁之前在蜀中生活，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位富商，所以他过得也是相当富足而惬意，而且得到当地名士赵蕤等人欣赏，还受到名臣苏颋的高度赞扬，没有经历任何人生的磨难。出蜀后他也是到处受人仰慕，虽然入长安求仕经历了一些坎坷，但他毕竟得到贺知章等人极度推扬，最终被玄宗征召入朝廷。李白这样的经历和杜甫很相似，两人合看，尤能看出开元盛世之中他们顺畅快意的人生经历对于他们充分感受吸收盛世精神，培养自信的个性、壮阔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起到的重要作用。

两人不同的是，李白成长于蜀中，当地因为较为偏僻，不像两京地区受到儒学的浸染那么深，纵横、任侠等思想保存较多，所以他受其影响，个性中带有更多的独立不羁的色彩，从而他的政治理想也更希望像古代的鲁仲连、傅说、姜太公、诸葛亮那样带着传奇色彩地和有德之君风云际会，从而成就非凡的功业。杜甫成长于洛阳一带，并在齐鲁、梁宋等地长期游览，他的政治理想抱负中正统儒家的色彩更浓，他所效仿的是贞观、开元时期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儒臣，做一位能引导君王，做有德之君的忠贞贤臣。但两人都极为自信并富于理想性精神，政治抱负都极为远大，体现出极为突出的盛唐精神则是共同的。他们的理想抱负、精神个性都和盛世的时代氛围和个人快意无忧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在与李白及王维、高适、岑参等诗人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杜甫早年开元盛世中的生活经历对于他理想抱负形成的重要影响和支撑。

总之，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可以说，杜甫青少年时期 （主要生活于洛阳，并漫游各地）在开元盛世中生活格外优裕快意，并广受盛唐名流褒奖的经历使他更为充分深入地感受和认识到了盛世气象，从而培养出自信、远大、壮阔的胸怀与理想。而这样美好的盛世印象与自信的性格、豪迈高远的胸怀，成为了他一生的支撑与动力。后来唐王朝的政治形势极为恶劣、国家命运急剧衰落，他自身的遭遇也格外坎坷困顿，但他在思想心态、人生追求及诗歌创作中都表现出超出同时代人的坚强和韧性，应该说这和他早年形成的盛世印象和盛世环境中所形成的伟大胸怀的支撑与鼓舞是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盛唐精神的一种表现。

注释：

①如梁桂芳认为：“杜诗丰富和深化了盛唐气象的内涵，杜甫同李白一样，也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的体现者和实践者。”见 《杜甫与盛唐气象》，《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②③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5页、第225页。

④⑤⑥⑧（清）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0页、第270页、第266页、第712页。

⑦参看拙文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社版）2008年第4期。

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 （影印）版。

⑩（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九八 《王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9页。

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⑫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07－608页。

⑬（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卷一一九 《崔祐甫传附崔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42页。

⑭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引杜甫诗文皆据此本，为简明起见，仅在引文后注明卷数。

⑮ 《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⑯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中说：“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杜甫确实未能结识张九龄，他也未提及过和张说的交往，但诗中对张九龄的敬仰是显而易见的。杜甫后来还曾向张说之子张垍赠诗请求引荐，称其“相门清议在，儒术大名齐”（《奉赠太常卿垍二十韵）），说明他对张说也是极为熟悉和敬仰的。

⑰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在诗文中从未提及其父，或他少年时父即卒。”《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24页。

⑱参见廖立： 《岑嘉州诗笺注·岑参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陈铁民等：《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⑲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7页。

⑳参见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㉑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6页。

㉒㉓㉔㉕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第3982页、第1410－1412页、第1158页。

责任编辑 张宏

作者：胡永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