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
——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黄　平



当代文学观察

《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
——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黄平

一、“乔厂长”上任之前

1975年10月，34岁的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党支副书记蒋子龙接到通知，要去参加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天津宾馆举行的会议。当时的他浑然不觉，这次会议将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尽管已经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新站长》在1972年刚刚创刊的《天津文艺》上发表了《三个起重工》等知名作品，但蒋子龙当时只是工农兵业余作家，主业还在17岁就开始工作的天津重型机器厂。不过，在1975年10月这次工业会议之后，蒋子龙写出了文学生涯中奠基性的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蒋子龙在成名后不断回忆起这段往事，“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抓经济，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随后为落实这个座谈会的精神，各行业纷纷召开学大庆会议，我在天津宾馆参加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学大庆会。《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编辑何以为“大”》，《中国编辑》2010年第3期。

对于《机电局长的一天》，当下流行的阐释框架，侧重于强调这类作品与“文革文学”的相似之处，比如模式化的二元对立。笔者一方面认同这类判断，一方面也想指出，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以“文学性”的逻辑解构“新时期”的逻辑。这样的阐释框架，将干扰我们将《机电局长的一天》，乃至于《乔厂长上任记》这样的作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予以理解。笔者在此要换一种“读法”，在当时的历史逻辑中来读《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个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作为经历过南征北战的“老革命”，机电局长霍大道带病工作，顶住副局长徐进亭的敷衍，教育了矿山机械厂厂长于德禄的蛮干，在暴风雨中带领群众完成四千台潜孔钻机的生产任务。小说和“文革”期间的作品相似，无论人物、情节，还是风景描写，都被高度政治化的全知叙述所笼罩。

然而，在1975年这样的历史时刻，《机电局长的一天》必须整合邓小平的“整顿”与“四人帮”的“文革”。尽管依然是二元对立的人物设计(霍大道/徐进亭)，但是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二元对立的人物不是“阶级敌人”意义上的敌我关系，而是同一个阶级中的“先进/落后”的程度差异。霍大道与徐进亭都是“老干部”，在“文革”期间都受到过冲击，徐进亭对工作渐渐变得消极敷衍，而霍大道则一直葆有旺盛的革命意志。徐进亭不是霍大道要打倒的对象，而是要教育的对象。徐进亭也是难以被彻底打倒的，他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依然作为自私油滑的副局长出场，还是一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形象。

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结构“文革文学”的“阶级斗争”其实是缺席的，这是一篇没有阶级敌人的“文革”小说。在1976年春对于蒋子龙的批判中，批判者尽管带着浓烈的“文革腔”，但对这一点是观察得很清楚的：“就在一个有三百多个企业的机电局里，在成千上万的矛盾之中，唯独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而且整篇小说只字不提阶级斗争。作者通过机电局长霍大道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力图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和平’了，没有阶级斗争了，‘和平年代的战争’，主要是生产斗争。”*罗进登：《〈机电局长的一天〉宣扬了什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1期。

《机电局长的一天》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建设中怎么激活官僚体制的动力。无论是《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徐进亭，还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冀申，他们都是官僚体制的化身，而霍大道或乔光朴才是“异类”。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征用官僚体制，如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工业与官僚制之间关系的准确分析，“尽管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工业生产依然离不开现代官僚体制。现代官僚体制作为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用科层化的技术秩序来组织和安排生产”。*李静：《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消解——从〈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到〈乔厂长上任记〉》，《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业生产而言，由于运行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国家”对“社会”又实施全方位管控，对于官僚体制尤其依赖。如同马克思·韦伯的判断，“实际上，如果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组织在技术和效率方面要达到类似资本主义下的水平，专业官僚更是格外重要。”*④⑤〔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312、314、305页，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到《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打倒这套官僚体制，而是如何“改造”，使其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发展。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霍大道认为，生产的核心是“管理”：“只抓生产不抓管理的干部，就是社会主义的败家子。”④不过，无论霍大道意识到自己与徐进亭的差异有多大，他无法放弃徐进亭，更不会发动群众运动将其打倒。毕竟，霍大道与徐进亭属于同一套体制，只是徐进亭的活动归于“形式理性”，而霍大道渴望超越体制的形式化而达致“实质理性”。和霍大道相比，徐进亭的冷漠并不难理解，他其实是更为合格的“官僚”，诚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制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之一就是“形式主义”，“形式化的、不受私人因素影响的精神取得主导地位”。⑤小说中徐进亭浪费设备拼产值的行为，这种对于数字泡沫的追求，在形式化的体制中其实是被鼓励的。理解霍大道的关键在于，和徐进亭等官僚不同，他代表着形式理性内部的实质理性的冲动，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克服官僚制对于生产建设的束缚。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毛泽东在60年代尝试以“鞍钢宪法”的方式予以克服，而在生产建设上所对应的样板，就是“工业学大庆”。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经验”，核心的问题是“管理”问题。“鞍钢宪法”这一构想，不是独立于政治领域的工业体制的调整，而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工业体制中的投射。其所指涉的“管理”不是管理学意义上、技术化的“管理”，而是在工业建设中干部、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关系，尤其是干部与工人的关系。归根结底，“管理”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力结构，诚如韦伯的洞见，“因为所谓的管理，正是支配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执行”。*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在“鞍钢宪法”这套构想中，工人对于管理的“参与”被视为对于官僚制所必然导致的科层化的克服，这既是如鞍钢经验所强调的工人当家作主后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隐含着克服官僚化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蔡翔分析过，“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语境中，它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要走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无可避免地要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官僚主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比较早地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里，一直在强调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中，群众还有没有可能参与，怎样参与？”*③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在这个意义上，蔡翔认为“鞍钢宪法”在1960年代的提出正是回应“科层制和群众参与”这一社会主义危机：“在制度层面上，它力图解决的，正是科层制和民主化，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在1960年代，通过著名的“鞍钢宪法”被相对地表现出来。”③

蔡翔的分析契合于韦伯的预见，韦伯认为被支配者从民主观念出发将向作为支配者的官僚吁求两种权力——参与的权力与舆论的权力：“源自被支配者之对‘权利平等’之要求而来的、民主制的政治观念，尚包含有下述诸要求：(a)防止官僚发展为一个封闭性的‘官僚身份团体’，以使官职可对所有人开放。(b)尽可能缩小官僚的支配权力，以便(在可行范围内)尽量扩大‘舆论’的影响力。”*⑤〔德〕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第60、314页，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种从被支配者也即“群众”的角度出发的观点，落实在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经验”所倚重的“群众运动”之中；与之相关联，从支配者也即“官僚”的角度出发，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源自革命，官员们被寄希望于从自身的精神谱系中寻找到克服官僚制的资源，这往往体现在“革命精神”所内在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向度，这被视为克服官僚制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可能。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自私”的，也即韦伯所分析的，作为理性官僚制的精神内核，“形式主义之所以盛行，是由于人对其自身处境的安全之考虑(故不论其内容为何)”⑤。

所谓“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在50-7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视为克服官僚制的途径，同时也被视为在作为根源的政治层面上解决“生产”这样的经济问题有效的方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历史意蕴。尽管仅仅早于《乔厂长上任记》两年发表，但这篇作品依然是典型的50-70年代的文学，迥然不同于新时期文学。

小说的第一句话也即小说的题记是：“工业学大庆，领导干部必须做铁人。这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是新的长征。——摘自机电局长霍大道的手记。”这在今天所流行的恪守“文学性”的读法中，很容易被视为程式化的政治口号。然而这是霍大道之所以与徐进亭等官僚不同的动力所在，霍大道所尝试找到的克服官僚制对于生产建设束缚的方式，正是如上文所分析的标准答案：“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由于霍大道自身就是作为支配者的官僚，以他为主人公的叙述更多地援引“革命精神”，小说在第一节就介绍霍大道12岁时参加了过草地的红军队伍，“大道”这个名字就是被红军所命名的，意指革命的胜利大道。作为“革命者”的霍大道，通过写作回忆录，监督着作为“官僚”的霍大道。这份回忆录文体怪异，“说它是回忆录，其实又像是日记”*②③④⑥⑧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过去的“革命回忆”与当下的“内心独白”纠缠在一起，“革命精神”对于霍大道意味着自我教育。诚如霍大道拿着这份革命回忆录对于徐进亭的表态：“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写它几页，目的就是教育自己，不要忘记过去，激励自己继续革命。”②故而，霍大道顺畅地将“革命”与“生产建设”无缝对接：“霍大道总爱说文化大革命，总爱提战争年代，总是用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鼓舞人冲锋不止，总是把调度会开得跟战争年代下达战斗任务一样。”③

同样，这种试图矫正官僚制的“革命精神”，在小说中也与“群众运动”互相配合。矿山机械厂的老工人靳师傅等借助“舆论”的力量贴了一张大字报，如此批评厂领导：“只抓生产不抓管理，对‘鞍钢宪法’吃得不透，学大庆没有学根本。”④在50-70年代文学中，作品中出现的老师傅往往代表着作为觉悟者的工人，其受到革命精神的驱动来批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生产/社会现象。韦伯同样预见过这种现象，“一旦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群众受到某种‘精神’——且别提其他的冲动——的驱使，针对具体的问题与具体的人提出实质‘公道’的要求，即不可避免地会与官僚行政之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发生冲突。”*〔德〕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第53页，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种“群众运动”与“革命精神”彼此援引、互相激荡，诚如霍大道看过大字报的表态：“我们搞工业生产，就是要坚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指出的办企业路线，就是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⑥

“群众运动”与“革命精神”从不同的角度对“官僚制”施加压力，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实质理性/形式理性”的紧张。韦伯的译者康乐分析过，“韦伯认为发展的动力是建立在这个(两极观念的)紧张性之上；他处处表示，以社会主义国家方式所组成的现代群众民主政治之特色，即在于具有实质理性化的趋势”。*〔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315页，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而正是这种不无焦灼的紧张感，形塑了霍大道之类人物的人格气质。在小说开篇霍大道援引“铁人精神”以自许，也像“铁人”一样拖着心绞痛而忘我工作。尽管这种情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叙述人仍不满足，还是要跳出来进行“叙述干预”：“也许有些医学专家们，不相信一个患有心绞痛的病人，能在大雨泡天的洪水里战斗一个多小时，他们不理解这种‘病人’。但是机电局三十八万职工理解他们的老霍，就像理解焦裕禄和王进喜一样。”⑧这种对于“铁人精神”的不断强化，实则暴露出“铁人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所承担的巨大的政治期望，以及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感。

“铁人精神”实则就是“革命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叙述中往往落实在对于身体的摧残，来保障革命目标的实现。将生理层面的身体不断抹去，由“私”不断地转化为“公”，在革命精神中重铸钢铁般的身体。而这种“铁人”只有在形式主义的官僚的参照下，才能真正被历史性地理解。“铁人”的主体性跨越官僚制的科层网络，不断地向他者让渡，这与官僚制中封闭的、自我收缩的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故而，不能以“男子汉性格”之类的描述来概括霍大道，这种读法在以往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实则将文本的政治性自然化了，将政治性过于单薄地还原为生理性。霍大道的精神气质延续着“铁人”王进喜的谱系，他对于矿山机械厂的“管理”，也是在“大庆经验”乃至于“鞍钢宪法”所规约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范围中所展开的。只不过和50-70年代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的主人公有所不同，霍大道一定程度上搁置了阶级斗争，将“生产”视为与“革命”并行不悖的纲领。尽管小说中霍大道在1975年6月的整顿与邓小平同一时期的整顿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霍大道对于“以三项指示为纲”想必心有戚戚。在1976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形势下，这篇小说遭到批判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无论霍大道这个人物形象怎样被“文革政治”所批判，他依然属于那个时代，他的“管理”始终停留在“新时期”的边界之外。

二、在“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之间

之所以“迂回”地进入《乔厂长上任记》这个作品，一方面是就文本的关系而言《机电局长的一天》与《乔厂长上任记》构成姊妹篇；另一方面只有以《机电局长的一天》为参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乔厂长上任记》。在表面上，《乔厂长上任记》似乎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延续，小说开场就是霍大道主持党委扩大会讨论电机厂的厂长人选，《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重型电机厂和《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矿山机械厂相似，也面临着难以完成生产任务的巨大压力。乔光朴的形象和霍大道也颇为神似，都是那类刚毅的硬汉：“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然而，无论两个人的形象怎样相似，乔光朴并没有以霍大道的方式来整顿电机厂。作为霍大道的管理之道的“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完全消失掉了。和将“革命”转化为管理资源的霍大道不同，乔厂长上任伊始，是将“十七年”转化为管理资源。在蒋子龙的手稿中，《乔厂长上任记》本来叫“老厂长的新事”，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涂光群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老厂长的新事”这个题目更能见出作者的深意，小说开场介绍，乔光朴本就是电机厂的老厂长，而且作者特意交待，蒋子龙还是1958年留苏归来后当上的厂长。

乔光朴和霍大道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乔厂长来自“十七年”。如果说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中，霍大道认同于矿山机械厂老师傅们的大字报，站在“鞍钢宪法”这一边；那么对于《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而言，“鞍钢宪法”以及相关的历史实践被搁置不论。从“文革”返回“十七年”，乔光朴从霍大道认同的“鞍钢宪法”，返回到“鞍钢宪法”所欲克服的“苏联经验”，也即作为“鞍钢宪法”批判对象的“马钢宪法”。

当下回溯“马钢宪法”，一个首要的历史背景是苏联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乃至于发展模式之间的纠葛。所谓马钢，指的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该厂创办于1929年，是苏联工业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管理模式被称为“马钢宪法”——这个说法来自于毛泽东在1960年提出“鞍钢宪法”时不无讽刺的归纳。在50年代，至少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苏联以“马钢宪法”为代表的工业管理模式享有高度的权威性，比如作为苏联援助的重点企业，鞍钢的建设与生产就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印记。*“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开工生产。这三大工程，从勘察设计、自动化机械化设备的供应。到建设、安装、开工生产的技术指导和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从头到尾都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参见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第432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1958年苏联提出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要求之后，苏联模式及“马钢宪法”开始遭到冷落与批判。1958年也是“大跃进”掀起高潮的年份，后来成为“鞍钢宪法”核心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开始出现，高华援引济南成记面粉厂、陕西庆华工具厂、重庆长江电工厂的例子指出，“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③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4期。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些改革从精简脱产干部的初衷，一步步发展到反思苏联模式。

与之相比，“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③这种模式之所以在1958年之后的鞍钢遭到批判，既有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又有经济与技术上的具体考量——比如1959年鞍钢的产量一度下降，最终通过“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的方式使得生产回升；1960年初，鞍钢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创造精神开展技术革新，取得良好效果，这场运动也是1960年3月11日报送中央的鞍钢生产经验报告的直接背景，该报告直接导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参见罗定枫：《关于“鞍钢宪法”的回忆与思考——纪念“鞍钢宪法”诞生四十周年》，《党史纵横》2000年第12期。

但最重要的，还是“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对于工人主体地位的不同规划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同的人性想象。在50年代末期开始激进化的共产主义实践看来，“马钢宪法”包含着一套新的压迫机制，本应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人的“管理者”有可能异化为工人的主宰，工人将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机械地服务规章制度，在规定流程中为生产指标而劳动。诚如有的研究者从管理学的角度对于“马钢宪法”的分析：“马钢在管理制度上沿袭的是以斯密与泰罗分工理论为基础的福特制。所谓福特制，通常理解为泰罗主义加上机械化。泰罗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计划和执行的相分离，由此产生了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三个不同的管理主体。各主体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导向，并在明确的规章、程序之下各司其职。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工人动作标准的设定、生产流程的确定与维护，管理层负责组织的计划，而工人仅仅负责按照管理层和专业技术人员设定的标准进行生产。”*高良谋、郭英、胡国栋：《鞍钢宪法的批判与解放意蕴》，《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对于“马钢宪法”这种管理模式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对陈正人的著名批示：“管理也是社教”。*限于篇幅毛泽东的批示全文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45-4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十分严厉地指出官僚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的对立关系，并且将官僚主义者视为一个“阶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将企业管理工作视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

只有在“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对峙博弈的历史视野中重读《乔厂长上任记》，我们才能有效地回到这一文本。蔡翔首先指出了这一点，“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无意识中回应的恰恰是1960年代‘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激烈辩论。‘马钢宪法’强调的是专家控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故事。而要不要或者建立一个怎样的‘专家社会’正是‘十七年’的辩论内涵之一。”*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这里的“专家”不是知识分子意义上的专家，而更近似于“技术官僚”。“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辩论，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需要“技术官僚”的治理。“马钢宪法”对应着官僚制社会，而“鞍钢宪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产物，意味着对于“马钢宪法”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内部危机——管理者的“异化”与工人的“异化”——的克服。

正是基于此，《乔厂长上任记》既承接了、同时又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回应了《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核心逻辑：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克服官僚制对于生产建设的束缚。《机电局长的一天》尝试以“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克服官僚制，这种方式无论在其理想化的动机上、在理论的推衍上如何获得历史的同情，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尽管对于其效果一直饱有争议——值得商榷。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霍大道甫一登场就消匿不见，在结尾处的再次登场，也仅仅是作为上一个层级的“高级官僚”予以支持。乔厂长解决官僚制桎梏的方式不再是向下(“群众运动”)、向内(“革命精神”)，而是向上，利用官僚制来反对官僚制。霍大道的“力量”所在，在于他联系着更高的“部长”，诚如小说结尾霍大道最后一句话：“霍大道见两个人的脸色越来越开朗，继续说：‘昨天我接到部长的电话，他对你在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③④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这种“向上”来克服“官僚制”的逻辑几乎贯穿所有的“改革文学”，比如柯云路《新星》的结尾，“改革新星”李向南最终选择的“战役行动”是“在上层”，第一个行动是“去北京”，第二个行动是“去省里”，小说也结束于李向南收到省委第一书记表态支持的信。

《乔厂长上任记》就陷在这种悖反性的逻辑里：一方面修复官僚制，一方面超越官僚制。乔厂长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给50年代中期在苏联留学时喜欢过的童贞打电话，此时的乔厂长丧偶，而童贞一直葆有“童贞”，“爱情”随着乔厂长的上任似乎得以修复。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管理模式中官僚制的修复，童贞被乔光朴任命为电机厂副总工程师，“一长制”的模式开始复归。当然，经历了“鞍钢宪法”，乔厂长也意识到“一长制”的内在危机，他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予以克服，以“感情”保证童贞作为总工程师的有机性，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机制。

同样，如果说在“鞍钢宪法”的逻辑里，节制官僚制的办法之一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那么这个模式也被乔厂长所突破。几乎与请回童贞担任总工程师同时，乔厂长请回老搭档石敢重新担任党委书记。小说渲染石敢经历了十年“文革”，已经变得有些胆小、麻木、唯唯诺诺，并且以“孩子/大人”的结构比照石敢与乔光朴：“石敢瘦小的身材叫乔光朴魁伟的体架一衬。就像大人拉着一个孩子。”③而且，小说特意交待石敢在“文革”中咬掉了半个舌头，他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语言”。但乔光朴要求石敢恢复“语言”也即作为党委书记恢复指导工厂方向的权力，乔光朴是如此规划的：

不，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一个能指挥我，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给我别的人所不能给的帮助；另一个舌头又能说服群众服从我。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党委书记，我要回厂你不跟我去不行！④

“两个舌头”对应两个方向：“党”与“群众”。有意味的是，对于“群众”而言，乔光朴所诉求的，不再是“群众运动”，而是强调“群众服从我”，在这里乔光朴无疑颠倒了“鞍钢宪法”所构想的干群关系结构；对于“党”而言，乔光朴依然坚持“党的领导”，强调石敢对自己的“指挥”，但在小说中这一面被悬置了，乔光朴回厂之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独断的，看不到和石敢的商量，更遑论指挥。乔光朴之所以一定要石敢出山，恐怕正在于石敢的“不作为”，松弛了对于工厂行政系统的管制。在这个意义上，石敢的“半个舌头”，在表面上指向不堪回首的“文革”时代，更深的寓意则指向即将到来的“改革”时代。

乔厂长上任后真正的难题在于怎么处理官僚。“鞍钢宪法”所构建的“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在彼时都已经失效，在历史实践中已经暴露出重大的缺陷：“党委书记”同样有可能官僚化，*韦伯指出过，“如果为官僚系统所控制的人们，企图逃避现存官僚组织的影响力。则一般而言，只有建立另外一个组织才有可能。然而这个组织也将同样地官僚化”。(〔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312页，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而“群众运动”对于正常的工业生产构成干扰。这其实正是乔厂长“改革”的起点。但是，如果《机电局长的一天》中霍大道的方式失效了，那么乔光朴有什么新的办法来对付曾经的徐进亭、今天的冀申这样的官僚？

《乔厂长上任记》无法给出答案。乔光朴一直想扳倒冀申这样的官僚，但最终处处受制，在作为续篇的《乔厂长后传》后矛盾更是集中围绕乔光朴与冀申展开。如果把《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读作一个连续性的文本的话，那么乔厂长最终在官僚制的层面上惨败而归——乔光朴的得力助手与改革措施被冀申玩弄政治手腕陆续击败：总会计师李干被构陷败坏财务制度，总工程师童贞被调到国外，出口产品销售权被冀申控制，最终连乔厂长都面临被撤职的危险。小说结尾，他“强忍着泪水”望着支持他的工人，“乔厂长”系列就结束在这样一个悲情的时刻。

某种程度上，冀申所代表的“官僚”既是“文革”冲击的对象，也是“改革”冲击的对象，这是理解《乔厂长上任记》乃至于理解“两个三十年”的关键点之一，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贯通性的视野。抛掉“两个三十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论，工业化的逻辑一以贯之，而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需要与之匹配的大规模组织形态。诚如韦伯的分析：“在大规模的组织下，其他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官僚系统的控制，正如他们受制于大规模生产的精确机械。”*③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314、311、311页，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特征，“在所有领域中，‘现代的’组织形式之发展即是官僚制行政组织之发展与不断的扩散”。③然而，“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④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冀申安然无恙地穿越了“文革”与“改革”两个时代。在“文革”中他是“干校”的副校长，利用这个位置和许多“发配”到干校的老干部拉上了关系。这对于试图克服官僚制的“五七干校”无疑是巨大的嘲讽。“改革”时代一开始，冀申的关系网开始发挥作用，“现在这些人大都已官复原职，因而他也就四面八方都有关系，在全市是个特殊神通的人了”。*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在矛盾更为激化的《乔厂长后传》中，小说更是点破冀申的能量在于“文革”中保过市委的王书记，“王书记对他有好感，在一切事情上都会支持他”。*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和以往的社会组织与支配类型——比如长老制与封建制——相比，匹配社会化大生产的官僚制有其历史正当性，“在任何领域中，要想象一个没有专业人员的持续性行政工作，几乎是一种幻觉”。*〔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第311页，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然而官僚制致命的问题在于，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这套体系内部的官僚将不断膨胀，最终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体制之上，诚如小说中冀申的做人准则，“处理一切事情都把个人的安全、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③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如果说在“市场”的组织结构中，冀申的处世之道还无可厚非，大致是一个“合格”的“理性人”；那么在官僚制的组织结构中，冀申势必将不可交易之物——冀申不占有官僚制所支配的资源的产权，他仅仅是“国家主人”的代理人——交易，化“公”为“私”，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乔光朴的焦虑倒不在于官僚制的正义与否，而在于官僚制的效率高低，他认为任由官僚制恶性膨胀，这套体制将丧失活力。故而从这个角度理解《乔厂长上任记》的题记，乔光朴为什么如此焦虑与日立公司的比较：“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我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③这无疑要求乔厂长减员增效，既要遏制官僚的膨胀，又要淘汰不合格的工人。但是对于官僚，乔厂长裁了几次也没有裁动，他一度将冀申赶出电机厂，但是冀申转而任职外贸局的领导，这个位置对于乔光朴的改革更为掣肘。与冀申这种官僚的缠斗，乔光朴最终还是失败了。《乔厂长上任记》结束于一个古典戏曲的场景：童贞带着乔光朴去剧院里看《秦香莲》，没想到还是碰到了冀申，乔光朴愤然退席，对着石敢与霍大道唱起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革命”时代对于“官僚”的制衡被直接跳过去了，作家安排乔光朴回到古典时代，幻想以古典式的“清官”来克服现代性内部的“官僚制”。这暴露出乔光朴的根本局限：他始终是在官僚制内部来克服官僚制，“清官”所指向的思想道德教育，无非吁求对方做一个人格上的“好”的官僚。米塞斯在著名的《官僚体制》一书中的分析，仿佛在对着乔厂长发言，“这种做法是徒劳的。成为一名企业家的素质，并不存在于企业家的人格之中，而是存在于他在市场社会结构所处的位置”。*⑤〔奥地利〕米塞斯：《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47页，“1962年版前言”，冯克利、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在米塞斯看来，社会的管理类型可分为两大类：“在人类社会框架内处理各种事务，亦即人们之间的和平的合作，存在着两种方式，其一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其二是利润管理。”⑤而乔厂长的结构性困境在于，作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他只能在官僚体制下追求利润管理。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方能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类似“我们需要乔厂长这样的‘铁腕人物’”*引自刘宾雁发言，参见《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19期。转引自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4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呼声不断。所谓“铁腕人物”并不是指向封建专制，而是在官僚制内部以“集权”的方式导致官僚制一定程度的失灵，以此推进“改革”，这种办法自“改革”起源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修正官僚制的一种选项。

尽管乔光朴最终无法克服官僚制，但不能说他的“改革”是失败的。和几乎所有的改革者相似，乔厂长上任伊始，他需要对付的是两类人：官僚与青年。尽管冀申的关系网枝枝蔓蔓地张开，但是乔光朴并非没有空间可为——在绕开官僚制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的方式激活青年的动力，同样有可能推动现代化的展开。这其实也是“改革”时代的核心策略之一。乔厂长真正发挥效能的“改革”，落实在青年工人身上。

三、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回厂后首先遇到的是青年工人杜兵，关于这两个人的相遇，小说是这么写的：

乔光朴在一个青年工人的机床前停住了。那小伙子干活不管不顾，把加工好的叶片随便往地上一丢，嘴里还哼着一支流行的外国歌曲。乔光朴拾起他加工好的零件检查着，大部分都有磕碰。他盯住小伙子，压住火气说：“别唱了。”

工人不认识他，流气地朝童贞挤挤眼，声音更大了：“哎呀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②④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改革者乔厂长整顿山河，既要挑战官僚主义者冀申，又要说服杜兵这样的青年。杜兵这样的青年和冀申这样的官僚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革命”意识形态都丧失了兴趣。杜兵已经不是“十七年”的工业小说所塑造的社会主义劳模那种类型的工人，旧的激励模式渐趋失效，新的又尚未成型，他这种“颓废”的“新人”，处在历史的空洞中。

在“改革”的起源阶段，怎么询唤杜兵这样的青年？有意味的是，乔厂长不讲半句“大道理”，而是就机床闸把的用法和杜兵展开专业性的辩论。小说翻过一页，余怒未消的乔厂长走进隔壁的七车间，迎面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二百六镗床，西门子公司派来的德国小青年台尔忙上忙下。这个德国小青年不是什么正面典型，从德国来中国的中途偷偷跑到日本游山玩水，到厂子报到的时候晚了一周。不过台尔自知理亏，卖力工作，以高超的技术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十天的工作都做完了。蒋子龙叙述到此特意点题：“他的特点就是专、精。下班会玩，玩起来胆子大得很；上班会干，真能干；工作态度也很好。”②

“下班/上班”、“玩/干”的分离，表明乔厂长尽管是从“十七年”来到改革年代，但已经不准备重复当年的老办法——依赖政治动员与思想工作将“业余生活”转化为劳动时间。相反，在七十年代末的车间里，乔厂长已经自觉地向工人的“私生活”让步。乔厂长所关切的是，怎么让杜兵们在工作时间尊重职业伦理，提高生产效率，变成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也正是在“专业”这一点上，乔厂长对于德国青年大为赞叹，并以此作为杜兵们的榜样。

这种以“专业”的框架来规训人性，在新时期文学的谱系上源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红”与“专”的颠倒。*参见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然而陈景润的“专业”依赖于怪癖一般的数学天赋，难以普遍推广。真正可以普遍化的做法，是利用“竞争”机制，将原来的共同体打散，将“集体”转化为竞争关系中的“个体”。这正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一招，小说这样写道：

他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的，占着茅坑不屙屎的，溜奸滑蹭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都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④

与之相匹配，乔厂长以“物质刺激”维系这套竞争机制，对于优胜者许诺以丰厚的物质回报，这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二招：

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接到了奖金。黄玉辉小组提前十天完成任务，他写去一封表扬信，里面附了一百五十元钱。凡是那些技术上有一套，生产上肯卖劲，总之是正儿八经的工人，都说乔光朴是再好没有的厂长了。*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和面对官僚的束手无力相比，乔厂长的“管理学”对于青年真正发挥了作用。蒋子龙回忆过他构思这套“管理学”的直接动因：“1978年，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工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劝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不给你坐劲，上边不给你坐劲。”*③蒋子龙：《当年“乔厂长”如何“上任”》，《中国文化报》2008年11月27日。根据自己的基层工作体验，蒋子龙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会上的兴趣。”③

“乔厂长管理模式”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了“新人”，将“人性”塑形为“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竞争”、“技术”、“个体”这三组关键概念支撑起这套“管理学”的运作。所谓“竞争”，在《乔厂长后传》中乔厂长曾经有过一段长篇演讲，“一搞竞争，就逼得你不把工厂搞好就没有出路。我们厂现在就拉开了架势，在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竞争，在国内也和外国人竞争，还要和同行业竞争。当然，我们这种竞争和资本主义的你争我夺根本不同，我们要服从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也不能丢掉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工人之间，今后也不能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坏干好一个样了，对工厂贡献的大小必然会造成物质待遇上的差别。”*⑤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尽管乔厂长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但其管理模式的重点无疑放在“竞争”上，乔厂长设想通过竞争机制，提高工人的“技术”能力。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认知框架中，乔厂长给电机厂的组织科长和劳动工资科长讲课，“经济竞争最重要的是技术竞争，而要在技术竞争中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⑤而“竞争”与“技术”的基本单位，是“个体”而非“集体”，这不仅在于竞争关系最终落实在个体与个体的竞争，技术的评判标准也是首先以个体为单位，更在于维持这套机制的奖惩体制是以个体为基本单元——青年之所以自觉地转化为“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在于这套管理体制允诺个体欲望的实现，这是这套管理学对于“人性”的核心驱动。在这个意义上，乔厂长的管理学，最终是人性的再生产。诚如研究者的分析，“改革看似只引入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但实质，这套方法中包含了对人、人性的重新认识，更包含了对如何组织人组织生产，如何建立高效的社会生产关系等重要社会制度问题的重新认识”。*李海霞：《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经由这套机制的询唤，乔厂长上任伊始遇见的落后青年们开始转变，比如杜兵就从政治漫画的能手转变为负责产品调色的专家。乔厂长并不在乎杜兵那些讽刺他的政治漫画的“内容”，而是去政治地将“美术”转化为“技术”。对于杜兵的颓废、虚无，甚至于政治抗议，乔厂长相信，只要为杜兵们找到专业岗位，并且给予有效的物质刺激，问题就能得以解决。这套机制对于杜兵也开始奏效，一度“动刀子的心都有了”的杜兵，当得知他因那些讽刺乔厂长的漫画反而得到重用时，“杜兵只深深地点点头，他怕由于意想不到的激动，一张嘴，声音变了调”。*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某种程度上，作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管理学”，“乔厂长管理模式”所驱动的“人性”，构成了“改革”迄今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化与内在危机

近年来对于《乔厂长上任记》经典化的讨论，或许是受到从事件、论争讨论经典化这种流行研究框架的影响，比较重视在《乔厂长上任记》经典化过程中《天津日报》的批判运动与北京文坛的反批判。*这一领域重要的文章有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张伟栋《“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徐勇《“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等。笔者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只是《乔厂长上任记》接受史的“支流”，如果我们被这场批判运动周边的大量史料所牵制，将讨论聚焦于郗望北这个人物、将议题围绕“三种人”(指的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展开，反而容易略过《乔厂长上任记》的“真问题”。在郗望北这个人物身上，无论是“造反派”的政治还是“三种人”的政治都被解构了，郗望北是实用主义的。乔厂长之所以将曾经的“造反派”、有“三种人”嫌疑的郗望北提升为副厂长，在于郗望北是乔厂长的改革逻辑中最实用的那部分的现实延伸，他所承担的是乔厂长所欲完成而不能直接去做的：

厂长到机械部获得了我们厂可能得到的最大的支持，又到电力部揽了不少大机组。下面就是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这些问题光靠写在纸面上的合同、部里的文件和乔厂长的果断都是不能解决的。解决这些是副厂长的本分……反正要达到咱们的目的，不违犯国家法律，至于用什么办法，您最好别干涉。

故而，郗望北成为乔厂长的左右手后反而消失了，无论在《乔厂长上任记》，还是《乔厂长后传》，郗望北永远在“出差”。这里的“出差”既是现实功能性的，更是结构功能性的——郗望北始终在乔光朴道德化的视野之外。乔光朴不与郗望北相遇，不是焦虑郗望北的实用主义，而是焦虑自己的实用主义，他走到了自身的边界。郗望北作为小说中唯一的既是“青年”又是“管理者”的形象，不是活在乔厂长的历史中，而是活在乔厂长的未来。

乔光朴所构想的“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这套管理体制其实是去政治的，比照想象中的发达工业国家的普遍规律。天津方面不理解“去政治”是彼时最大的政治，也许是混杂着人事纠葛，也许是陷于教条主义，还是纠缠在传统的政治批判之中。《天津日报》1979年9、10月间连续发表四组整版评论批判《乔厂长上任记》，这种批判集中在郗望北这个人物身上，指责蒋子龙为“三种人”翻案，对抗“揭批查”运动。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给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写告状信，并请朱穆之将信转给胡耀邦、周扬。但事与愿违，天津的批判运动遭到了高层领导的抵制，胡耀邦在信上直接批示，对于天津的批判运动表示“我也不很赞同”。*④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这场批判运动渐渐偃旗息鼓。

不过，天津方面发起的批判刺激了《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化进程。徐庆全提到：“《乔》问世后，尽管在读者中反响强烈，文联或作协的领导也很赏识，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但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在1979年10月6日《文艺报》编委会上，冯牧安排刘锡诚赶写一篇评论《乔光朴是一个典型》，该文肯定乔厂长的改革措施，“必须实行乔厂长那样的厂长负责制，即列宁主张的一长制，才能迅速扭转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才能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规律”。*刘锡诚：《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在此基础上，该文强调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④有意味的是，《乔光朴是一个典型》一文被安排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发表，这隐含着对于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呼应。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著名的讲话，再次强调以“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对于高层政治十分敏感的《文艺报》，借助对于《乔厂长上任记》的支持，既转化了那些将《文艺报》与“伤痕文学”捆绑在一起的指责，又转移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从“伤痕文学”转移到“改革文学”上来。

作为当事人刘锡诚看得很清楚，他将《乔厂长上任记》视为提供给《文艺报》的契机：“我们在评价‘伤痕文学’的同时，也‘歌颂’改革文学，‘歌颂’改革文学，不就不存在只热衷于鼓吹‘暴露’社会阴暗面的问题了嘛……文坛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狭窄的局面。”*⑥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40-347、43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一切似乎顺理成章，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厂长上任记》以二万七千余张票数获得年度小说奖第一位，而上一年度的第一名，是代表着“伤痕文学”的《班主任》。在张光年看来，蒋子龙第一个反映了重大现实，反映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蒋子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家”。⑥作为“改革”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乔光朴成为了时代的“典型人物”，蒋子龙也从“文革”深处“归来”，借这篇小说重返文坛。

然而，新时期文学最终并没有沿着《乔厂长上任记》所代表的“改革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条道路继续走，“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划虽热闹一时，但在1983、1984年后渐渐复归沉寂。这里的原因很复杂，1984年之后新时期政治渐渐放弃直接征用新时期文学，转而诉诸更直接的城市经济改革；同时“改革时代的现实主义”也面临着“现代派”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参见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文学范式在1985年之后开始更迭。然而同样无法回避的是，《乔厂长上任记》这类“改革文学”的内在危机。乔厂长构建的“专业技术—物质刺激”这套逻辑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但这种方案不过是以“悬置”官僚制为前提的，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到《乔厂长上任记》，官僚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超出了文学的边界，“改革文学”的内在危机其实同构着“改革”的内在危机。

在“改革”30年也即《乔厂长上任记》发表30年后，古稀之年的蒋子龙发表过一篇无人关注的散文《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在这篇文章里蒋子龙面对着倾注了青春岁月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感叹着工人尊严的丧失：“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①蒋子龙：《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有意味的是，蒋子龙在这篇回忆中最终不是将自己定位为“老厂长”，而是将自己定位为“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30年前的车间里，也许正在和杜兵们一起嬉笑打闹，浑然不知乔厂长带着童贞与石敢重新走来，即将站在杜兵的车床前；而冀申们阴沉着脸站在厂部办公室的窗后，盯着蒋子龙，也盯着这群年轻的工人。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他们的背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YJC751016)

上海二三书舍

2015年2月-5月

改定于2016年8月

(责任编辑李桂玲)

黄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成长计划”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