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肠集》中女性意识转变原因探微

杨雷



《断肠集》中女性意识转变原因探微

杨雷

在古代文学史上，古代女性作家的数量不可小觑。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载，古代女性作家“著其目者四千余家，得其集者八百余家”，数量相当可观。像蔡琰、薛涛、李清照等，都已广为人知，而只有朱淑真因其诗词“骨韵不高，可称小品”，加之诗稿“为父母一火焚之”，致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名不显。宋代魏仲恭辑录成《断肠集》，郑元佐为之作注，使得朱淑真诗词得以传世。

作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女性，朱淑真自幼就接受了诗书礼仪的熏陶，被誉为“文章幽绝，才色娟丽，实闺门所罕见者”。从她早期的诗词中，我们不难发现朱淑真并非天生的叛逆者，而是一位典型的闺阁中人。其诗词所表达的感情也不出惜春怨秋，从中可看出，朱淑真对这样的闺阁生活并未有太大的抵触。在诗歌《秋日偶成》中，朱淑真向我们描述了她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初合双鬓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报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在诗中，她道出了女性的择偶标准，即可与她吟诗作对、共赏明月志趣相称的意中人。“未知心事属他谁”是这位女子对爱情发出的由衷呼唤。朱淑真诗词展示的女性美，是符合男性欣赏心理的女性美。这种顾影自怜般的吟咏不仅仅是自我怜惜，更是她自觉依附男性意识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朱淑真遇着一位意趣相投的夫婿，很可能就会安于这样的生活。

然而命运好像并没有眷顾这位才情高妙的女子，她终因遇人不淑，而致“一生抑郁不得志”。才情的高妙，现实的残酷，巨大的反差使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由早期依附的一面日益转向反叛的一面。致使其女性意识发生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试通过其作品分析如下：

一、社会因素—“春光虽好多风雨”

朱淑真生活的环境，在经济和文化上异常繁盛，经济的繁荣使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市民的审美意识和自主意识都有所提高。另外，当时虽理学兴盛，但其影响远没有后世那般深广，对女性的禁锢也没有那么严酷。当时妇女还是有不少机会接触外界社会的，节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妇女节日游乐的场景：“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宴饮。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6］朱淑真本人也有诗详细记载她的元夜观灯场景，如《元夜三首》其二：

阑月笼春霁色澄，深沉簾幙管弦清。

争豪竞侈连仙馆，坠翠遗珠满帝城。

一片笑声连鼓吹，六街灯火丽升平。

归来禁漏踰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横。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女性很看重元夜出游，盛装打扮，宝马香车，直到“禁漏踰三四”才乘兴而归。宽松的环境减轻了古代女性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枷锁，也为女性意识的滋长提供了沃土。正是在这种温润的土壤中，朱淑真的女性意识才得以滋生，最终在自己的不幸遭遇中实现了对封建伦理道德压制的反叛。

二、家庭因素—“诗礼闻相远”

在古代社会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古代的女性尤其如此。在古代社会，女子是不被鼓励读书识字的，只有贵族和官宦之家的女子才可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所以，家庭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女性一生的性情素养和精神气质。

关于朱淑真的家庭情况，况周颐根据其《晚春会东园》、《春游西园》、《西楼纳凉》、《夏日游水阁》、《纳凉桂堂》及《夜留依绿亭》等作品推定她出生于富裕之家，故在《蕙风词话》中写道：

“其（朱淑真）家有东园、西园、西楼、水阁、桂堂、依绿亭诸胜。”

朱淑真曾自言其父朱晞颜曾“宦游浙西”，由此可见，朱淑真绝非出生于普通之家，而是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官宦之家。另外，从她的《寄大人》二首、《春日书怀》及《得家嫂书》也可得知她出闺前家庭成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综上所说，朱淑真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亲自教授她文章典籍、诗书礼仪，父女二人还不时把盏谈论诗文；加之兄嫂也通翰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会促使朱淑真对自我的认知，而自我认知的高涨也必然使其对爱情和婚姻有了很高的追求。然而，家庭文化氛围的浓厚并不能保证她爱情婚姻的幸福，由于父母不审，致使她陷入了爱情婚姻的悲剧。这种落差便成了她笔下对禁锢人的封建礼教的控诉。

三、爱情婚姻因素—“鸥鹭鸳鸯作一池”

对于封建社会的女子来说，婚姻的不幸无疑是最大的不幸。在朱淑真女性意识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幸的婚姻是最重要的原因。朱淑真早期对爱情充满了向往和期待，从那首《秋日偶成》诗中可以看出。然而对于婚姻，朱淑真是没有自主权的，又由于父母失审，她所适非人，以致她对此愤愤不平。从《断肠集序》中可以看出朱淑真对爱情婚姻相当不满，这一点也可从她后来的一系列诗词中得到验证。试看她的《愁怀》：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

在这首小诗中，朱淑真把自己和丈夫比作根本不宜同处一处的“鸳鸯”和“鸥鹭”，两者根本难以相处，以此申明自己对婚姻生活的不满和怨恨。“羽翼不相宜”在封建伦理规范相当严格的古代社会，已是相当严重的怨恨了。后两句借对花神的埋怨，再次表现了对婚姻的不满。由此可见朱淑真对自身爱情婚姻遭遇的不满和怨恨之深，也正是因此才致使其女性意识由最初的对男权社会的依附走向了反叛。

四、个人气质的因素—“孤高烈女心”

前文我们提到朱淑真才情颇高，又兼具诗人的气质和倔强的性格，这也就很难在俗世家庭生活中周旋，难免与现实生活有激烈冲突，但她的气质和性格又决定了她不可能向俗世生活屈服，这在她的诗歌里也有体现。试看她的《咏直竹》：

劲直忠臣节，孤高烈女心。

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诗中她以竹子自喻，表现了自己虽似竹子般有“叶叶竿竿柔绿”的纤柔，却也有在残酷现实生活中不畏严寒、傲雪挺立的刚强个性。借此表现作为柔弱的女性，虽然遭遇现实婚姻的不幸，但内心仍保持着自尊自强、刚毅倔强的品性，昭示了自己不屈不挠地抗击着来自社会伦理的禁锢和压迫，并不断追求自我解脱的个性风采。其孤傲倔强的个性气质致使其在面临不幸遭遇时，没有向命运和现实屈服，而是进一步认清了自身的价值和女性特有的自我意识，勇敢地向命运和现实发起挑战，实现了对不合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反叛，从而也实现了在精神上对同时代女性的超越。

在古代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崎岖曲折的艰难历程。朱淑真在《断肠集》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才情、不幸的爱情婚姻遭遇，及其对女性意识的自觉彰显和不懈追求，使其女性意识的绽放在古代女性意识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个性意识尤其是女性意识普遍受到压抑的时代，《断肠集》自我意识的觉醒，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魏仲恭，郑元佐.朱淑真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舒红霞.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唐圭璋.词话丛编·蕙风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1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