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翻译传统

刘雨荷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浅谈中国翻译传统

刘雨荷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一提起“传统”，大家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环境，同样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特定历史和时空条件的“翻译传统”。中国翻译传统也是由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历史连续性决定的。本文将从文化、意义及审美、反思与重构等角度浅谈中国翻译传统。

翻译；传统；译论

1 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的出现不是偶而然的，翻译在中国的出现、兴起和发展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就以佛经翻译来说，它的出现便是顺应了特定的历史机遇，佛经翻译的登台亮相就被庇佑在皇权之下，因为对于统治阶层而言，佛经本就是一种标志着国家权利意识形态的宗教思想体系，它带来的不仅是伦常规范，而且还有异域政教合流的一整套典章文物，这对于当时的西汉和东汉的统治阶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下，佛经翻译的兴起实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为中国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传统开启了一扇大门。

不难发现，汉唐之后的佛经翻译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道、释三家在矛盾之下的整合。佛学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本土化、世俗化和中国化体现出翻译其实是文化融合的劳动和结果。佛经翻译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也启示我们：多元文化融合才是翻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和文化事业的命运就与民族兴衰息息相关。中国的译论家将个人的荣辱和国家、民族的盛衰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自己崇高的使命感。就如我们很熟悉的马建忠和严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译论中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民族使命感。林纾在翻译外国爱国小说的时候，时常把自己感动到声泪俱下，他曾发出壮语：“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争有位无位”(《爱国二童子·达旨》，1907)。由此可见，中国的翻译传统的兴起与发展和中国的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中国翻译传统的意义及审美

中国传统语言是非常注重意义的。清代的段玉裁曾说过“音生于义，义著于形”，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不仅关注意义，还要兼及审美。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与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这种文字的二合一模式也成了中国翻译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的第二段中写道：“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少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百十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审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者，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的这段话就是阐述了传统译论把求义之功、求达之功和求美之功综合起来，这样的译论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中国的翻译家认为，对语义的理性分析必须与对语义的感性把握相融相济。汉语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在中国的传统译论看来，意义蕴涵于人的感性世界当中。中国人倾向于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这也正是中国哲人所追求的“与天下求和合之境”。

3 关于中国翻译的反思与重塑

“传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历史化石，它本身具有可传承性、不可传承性和基本属性。然而可传承的和不可传承的历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译文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分析文本，把不可传承性剔除出去，把可传承的那一部分保留并结合当代的文化背景引入新的可传承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说传统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承性，又可以兼容可改变性和开放性。说到底，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不变的传统，任何传统都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为构建的，也就意味着传统也可以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由人们重新加以构建，而构建的关键就在于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因此，重新构建传统，使之与新的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对每一个译员来说都是责无旁贷的。

作为译员，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并且钻研翻译前辈的经典的、丰富的理论遗产，真正做到了解我们的前辈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了减少译员犯此类错误，译员应该多读书，多读一些史书。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所以研究本国及相关外国的历史是一项基本功。我们有大批在外国留学的中国学子，当他们与国外的学者谈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时，有些人竟然一问三不知。有人觉得用“数典忘祖”来形容这部分人有些过分，可这就是残酷直白的现实。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智慧的结晶，我们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过去，才能做到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在以及将来，而不被眼前的视野所局限。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深入研习西方的译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要对彼之长和彼之短了然于心，从心理上克服“西学至上”和“西学优越”的论调，不盲目跟风。

事实上，中国的翻译思想和中国的传统哲学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关联。在中国人眼里，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合之美”和“中和之美”。庄周在《齐物论》中提出“得以环中，以应无穷”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能一边倒，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做到通体融洽。

中国的传统译论十分看重意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信息交流的多样化逐步加强，社会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也要调整关于意义的传统翻译观，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关注译论的整体性而不纠结于原型，更关注语义的动态意义而不是静态意义，不过分追求等值、等效和等同。中国的翻译思想应该是包容兼蓄的，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思想为中国翻译事业贡献的动力和发展，而是要随着时代的脚步，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当代西方优秀的翻译理论重新塑造、不断完善和巩固中国的翻译思想，使中国的翻译作品屹立于世界的译学之林。

[1]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1984年，第62页。

[2]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3] 林纾，《爱国二童子·达旨》，1907年。

[4]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5]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刘雨荷，女，汉族，山西人，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口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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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7-026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