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毛泽东做群众信访工作纪事

□ 李焱平

构建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毛泽东做群众信访工作纪事

□ 李焱平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说起领袖毛泽东更是如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地都在深切关怀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比这首诗还感人动人。他把群众来信来访看作是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看作是了解民情和下情的一条渠道，看作是倾听人民呼声、关注人民疾苦的基本途径。在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和落实群众正当要求的同时，又使它成为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完善政策、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且躬身力行，无疑是在带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构建坚实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不能不理人民来信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通过做群众工作，坚持办理人民来信来访，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广泛的密切联系。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实践。

早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做群众工作，其中包括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总结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如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中讲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重视不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既是密切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也是革命事业的大问题。

为了开展群众工作，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其中主要的就是设立专门机构，畅通人民来信来访渠道，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和需求。在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办事机构中设置了群众来访接待室。后来在逐步健全政府机构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开展信访工作的组织系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苏维埃政权都设有内务部（科）、工农检察部（科）等受理人民信访的工作机构，办理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申诉、控告、检举及来访，听取人民群众的反映和意见，严肃查处贪污腐化案件，纠正违反政策和侵害工农利益的各种错误行为，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根据人民来信提供的线索，领导查处了瑞金县贪污案。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组织力量经过调查，查实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隐瞒会计的贪污行为，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产和谷子，隐瞒地主罚款共34项，折合大洋2000余元，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唐达仁交法庭审判，经过审理，最后判处该唐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延安时期，毛泽东又告诫全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1943年11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抗日战争展开不久，热血青年柳夷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入马列学院深造，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对当时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们，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关心，大多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对于柳夷同志的要求，毛泽东自然很重视。然而，毛泽东此时十分繁忙，面对抗日战争形势紧张和复杂的情况以及亟待明确的战略方向，毛泽东正在研究理论和思考策略问题，夜以继日地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给柳夷同志写了一封回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1页）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认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于（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诉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这是1938年的10月30日，比八月来信时间推后了两个月。但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的柳夷那激动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这对于一个刚走入革命队伍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有多少苦恼都一扫而光。这不仅使柳夷的心情好了许多，又使他的问题有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更令人感动。毛泽东的回信不是一般地应付了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解答和解决问题。一个共产党的领袖竟是这样地平易近人，体贴入微。

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了17年的吕澄同志接受徐志耕采访时说：毛主席对人民来信十分重视和关心，从进中南海以前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起，毎天都看十多封（人民来信）。开国前夕每月增加到千把封时，毛主席要我们把人民来信分一下类，主要有“求决”、“反映”、“建议”、“致敬”、“亲友部学”和“外信（外国来信）”等，主席指示毎一类都应选择一些送他阅处。

吕澄说：“主席在人民来信上大都用毛笔圈圈点点，看得相当仔细，有的还作重要批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来信来访的数量激增，有时毛主席一天要看几十封群众来信。刘少奇发现后，对秘书室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的来信可以搞内容摘要。”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每天送五至十封信供他阅处。

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针对各级党政机关信访数量增加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肯定秘书田家英所提意见：“指定专人兼管，或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的同时，又具体作出安排：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开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但也不忘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时刻关心着群众反映和诉求。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有位工人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厂里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因为当时来信较多，秘书处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才将信送去，毛泽东发了脾气，严厉地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看完信，毛泽东立即给这位工人写回信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

1952年6月16日，原国民党军官费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陷入失业，也得不到救济，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到信后作出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周恩来随即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这年冬天，举办了一次“失业军人就业”活动，使一大批军人得到了安置。

要知道，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太大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人民失业。建国之初，全国各地要求解决工作的人民来信不断增多，仅1952年1月至1952年春的四个月里，就收到要求就业的来信645件，毛泽东看了秘书室关于这个问题的综合报告后，给周恩来作出批示：“失业问题仍频严重，此件请一阅。拟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用“饭均着吃，房子挤着住”的事实驳斥“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一攻击。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事实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失业登记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谋职业和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使解放初期的失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到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经济结构改善，财政收支平衡，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发展起来。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也分到了田地，城乡人民生活大为改善。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能力，也有办法为人民谋幸福。

关心和解决人民诉求

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温饱挂在心上。每当通过人民来信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他们的倾诉，看到他们的困难，毛泽东总是难以释怀。对于群众来信来访提出的关于工作、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合理要求和建议，毛泽东都会给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倾注心血，鼎力解决。

下面所述的是毛泽东批阅处理过无数信件中极其普通的一件，它记录了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一位普通工人金祥根忍受不了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困难，写信向党中央反映实情。使他没想到的是，这封措词激烈的信会送到毛泽东手上，还牵动了毛泽东和许多人的心。

金祥根在信中说：“我反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最近物价不断提高，真使人坐卧不宁。1956年物质很多，价格稳定，1958年以后情况大变，开始是物质少起来，1960年以后，物价逐步提高，如配售的青菜和猪肉春节后价格都调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高级菜馆子菜价一年来调高百分之五十，家具两年中售价加了一倍，是人民币啊！我做梦也想不到币值会这样低下去！这样下去，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工人在旧社会吃尽苦头，翻身后省吃俭用是有储蓄，有的夫妻俩参加劳动，解放后积蓄了一、二万元，这是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现在眼看着十多年的心血一点点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过！”

最后，信上提出两条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

这封信触动了毛泽东，他觉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即刻批示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有结果，请告我。

毛泽东三月四日

除了批示李先念同志去研究，还把这封普通工人的信打印给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和财贸办公室的几位副主任阅，它被列为中央传阅文件1962年349号。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凡是来信反映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毛泽东都是给以高度重视，毫不含糊地作出指示，提出要求，甚至具体安排，责人落实，促使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

1950年，秘书田家英同志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随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示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经有关方面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报中央批准后实施。结果是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

1951年，北京一位大学教授病逝后，遗属生活有困难，他的妻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以帮助。毛泽东看到信后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去看望教授的家人，请学校想办法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后来，教授的妻子又写信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要好好抚养孩子们，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好儿女，报答毛主席的恩情。第二年，福建省也有一个多子女的中学教师的家属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爱人工资低，生活有困难。毛泽东从这位中学教师的家属来信反映的问题，想到了当时更多的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困难，一边指示福建省文教厅“酌予帮助”，一边责成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将这一类问题作一统一处理”。

1952年，长春市一位居民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市粮食公司只卖白面，群众买不到高梁、小米，要求解决。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把信批转长春市委处理。长春市委遵照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研究落实，采取有力措施，从各方调配调济，保证了全市几十万居民的粗粮供应。

1975年8月5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等地参观学习时，发现那里的食盐很贵，有的地方每斤卖一角一分，有的每斤卖一角三分，还有的每斤卖一角六分、一角八分等。她说：食盐、布匹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价这样高，这是对待山区、老区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于8月13日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封来信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进行了传阅、讨论，而且还作为中央当年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引起全国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1975年10月19日，老作家姚雪垠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情况，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以极大的热情完成这部历史小说。信中还谈了他在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此时，毛泽东已患病多日，尤其是眼疾很重。尽管这样，他还是认真地看了姚雪垠的信，旋即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这位老作家解决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姚雪垠从武汉来到北京，专心于写作，陆续完成了《李自成》2至5卷的创作。

从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中，我们还可看到毛泽东非常关怀广大干部，注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4年12月，一位受审查干部的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从宽处理。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批示：“免予追究。”1975年7月，毛泽东看了一位受审查干部的来信后批示，此案“拟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这里要特别说的是，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贺诚，于1972年6月2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近四千言的信，反映他1901年出生于四川射洪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投身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受到批判，戴上“反党翻案”、“里通外国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1970年被遣送到山西太原市北郊的总后休干所，请求予以平反，安排工作。毛泽东看信后感到一个干部对党忠诚而报国无门的悲苦心情，于6月28日批道：“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但由于受到干扰，贺只调回北京，没有安排工作。

毛泽东得知贺诚的问题没彻底地予以解决，又进一步提出坚决的要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中共中央1975年144号文件向全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解决像贺诚一类的干部平反问题的重要批示。毛泽东赋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新意，提醒中央同志和全党同志（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客观评价，还其清白。中央文件传达这个批示精神就是要引起全党的注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和落实干部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要求有力地遏制了林彪、“四人帮”对干部的打击迫害，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修正和改进工作

毛泽东通过人民来信，不仅要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同时还要了解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甚至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修正错误，改进工作，达到治国理政的目的。

1949年8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会上，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群众来信说：“我收到一封来信，念给大家听。”这封信的大意是：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长（涨价）。念完后，毛泽东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长”。果然，不久就抓起了“粮老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断涨价的问题。

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因落实政策不到位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生活困难的问题，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解决。1952年，河北省某县的三位农民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村遭受了自然灾害，县里为了争当“丰产模范县”，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灾后减免政策，造成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十分关心灾区群众的生活，把信批给当时的华北局处理。华北局派干部协助当地政府调查后，根据这个村的灾情程度，减免了公粮，并召开了该地区受灾村的干部会议，检查了政策执行情况，认真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

同年七八月间，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利用暑假回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乡搞了个调研，向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分析原因是人多地少；连年受病虫害危害，粮食欠收；公粮征收过多，尽管政府发给救济粮，但不解决多大问题，使得很多农民对解放和土地改革产生了非议。对此，陈云非常重视并致信毛泽东，说上海青浦县小蒸乡这个地方征收公粮过多，占到粮食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波同志在上海时已看到苏南、浙江超征太多。看到信后，毛泽东又责成华东局对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情况作了更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并要求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农负。按照毛泽东指示要求，华东局退还了多征收的粮食，加大救济力度，使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得到解决。

从毛泽东阅处人民来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一渠道及时发现工作中需要纠正的问题，并虚心地接受来信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毛泽东这样的工作作风，导致了建国初期中央文件中一个重要提法的修正，致使党的理论和政策更加趋于完善。

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阴一刚、副秘书长罗云路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中央文件中有关“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说法提出看法，甚至不同意这种提法，并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看了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后很重视，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阅，并让安子文提出处理办法。安子文同胡乔木等人研究后，汇总各方情况，由安子文于11月28日向毛泽东报告说，与阴一刚等同志有同样意见的人还有许多，不少地方在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对“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他们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的电文。对此，毛泽东经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杨尚昆等征求意见后，在发给全党的《修正指示》中明确地说明：“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

毛泽东从人民来信中，还特别注意了解群众对党政军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的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检举揭发干部问题的群众来信，及时批示安排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支持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河北省某县群众来信揭发县委书记、副书记大搞楼堂馆所，贪污公款，挥霍浪费的问题，天津市某工厂工人来信揭发厂领导搞官僚主义，压制民主，不关心工人生活等问题。毛泽东把这两件来信批转有关地方党委处理。这些地方经过调查，证明来信揭发的问题属实，分别对犯错误的干部给予党纪处分和法律制裁。翌年，秘书田家英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反映干部问题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写成综合报告，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报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批示道：“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乱纪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此后，在全国开展的“新三反”斗争，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促进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入暮年的毛泽东，仍然把受理人民来信当作处理政务和国事的重要方法。尽管阅处来信有困难，但也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坚持办理人民来信所反映的问题。通过处理来信，制定大政方针，指导和推动各方面工作。

1973年4月25日这一天，一位小学教员的来信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

这位小学教员叫李庆霖，他在信中用朴实的语言、平缓的口气向毛泽东倾诉了他的困难、苦恼和不平。他的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村插队去了。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能锻炼他们热爱劳动热爱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但是劳动一天连最简单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粮食吃不饱买黑市粮，每月要到家里拿钱拿菜拿油，住房也解决不了。原先下乡一个，现在又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他真害怕再增加负担，加剧生活艰难。他希望孩子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吃菜、穿衣、疾病、住房、学习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他反映有的人有权力有地位可以不叫孩子下乡，他们可以走后门、拉关系招工、招生、招干。而他，一个小学教师，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

看完李庆霖的来信，毛泽东再一次落泪了。对这样一个在讲台上辛勤耕耘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小学教员面临的艰难窘境，他难以自控，老泪纵横。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毛泽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听说过这类问题的简报和汇报，但李庆霖的这封信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哀婉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苦楚，将心比心，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心境，他不能不管。

这一年，毛泽东已八十高龄。毛泽东为这封从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飞进中南海的人民来信，亲笔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周福明、张耀祠和张玉凤等回忆说，300元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支出的。

李庆霖做梦都没想到，他寄给“尊敬的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真的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并收到了从北京汇来的300元钱。看着这一切，李庆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哭了。他甚至有点后悔了，悔不该拿自己的困难去打扰年事已高的毛主席，十亿人口的大国有多少事情需他老人家操劳，他还感到内疚的是毛主席给他寄的300元钱，他怎么好意思接受毛主席的钱呢？

这是李庆霖莫大的荣幸。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信寄钱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四面八方的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是那样地体恤和关爱老百姓，300元钱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关怀。李庆霖家门庭若市，像过年一样热闹，人们纷纷前来道贺，为一睹毛主席的亲笔信而感到荣幸，同时，李庆霖还收到了许多从各地寄来的贺信和表达同样心情的信。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央在文件中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加强领导，严格检查，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闻风而动，5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工作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会议总结检查了上山下乡工作，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切实落实“统筹解决”的指示。

毛泽东的关怀转化成巨大的推动力，中央的举措无疑给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送去了福音，对各方面的工作也是极大的促进。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正处级巡视专员）

（责编：摄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