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得失论析

邹霞

摘要：根据近年来中日两国相关的新史料，从政治学、军事学角度来看。武汉保卫战终结了日军的战略进攻，粉碎了日本的战略计划；武汉保卫战展现了中国军队不惧外敌、不畏强暴、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武汉保卫战为布局、聚集持久抗战的国家力量赢得了宝贵时间：武汉保卫战暴露了战时中国军队体制、高层作战指导决断能力、军队作战形式及训练等诸方面的缺陷。

关键词：武汉保卫战；战略计划；民族精神；持久抗战；失着和缺陷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1 15-08

武汉保卫战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以保卫武汉为作战目标的一次大规模作战。战事时间之长、兵力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抗战时期其他作战所不能比拟。然保卫战最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守，武汉为日军占领而结束，从而使评价武汉保卫战变得颇为复杂。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包括武汉保卫战在内的抗战正面战场仅作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衬托多予以贬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尤其是武汉地区学界对武汉保卫战这一课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出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评价武汉保卫战出现了多元化。本文力图以近年来中日两国相关的新史料为依据。以政治学、军事学为视角，多方面论析武汉保卫战的得失利弊。

在国内，武汉保卫战亦称武汉会战，日本方面称为“汉口作战”或“汉口攻略”。但无论是按军事学的解释。还是战时的称谓，“武汉保卫战”这一名称更为准确。根据军事学的定义，会战是指战争中双方军队的主力或独立战区内双方军队的主力在一定地区和时间内所进行的决战。保卫战则是指被攻击、被侵略的一方为保卫自己的国土或地区进行的自卫性质的作战。发生在1938年6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外围、近郊的作战，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计划、方针、军事部署，还是作战全过程中的姿态，都不具决战的要素，而更多符合军事学对保卫战的界定。与此同时，在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有与作战相关文件中，在战时中国共产党的与作战相关文件中，在参加作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战时的电文、作战检讨或后来回忆录中，多使用了“保卫大武汉”、“保卫武汉作战”这样的名称。此外，战时国内普遍使用“保卫大武汉”的称谓。鉴于此，本文选择使用“武汉保卫战”这一名称。

一、终结了日军的战略进攻，粉碎了日本的战略计划

日军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作战计划。1938年初，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便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随后，1938年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今后的支那事变指导方针》，决定“集中国力于支那事变的直接解决，大概在本年中达成战争目的”。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制定《对中国现在的中央政权采取的对策》，进一步认定：“发挥国家的所有努力，集中于消灭支那现中央政府或使之屈服。”以此为依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7月31日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确定：“抓住结束战争的机会”，“汉口作战，肯定规模要大”，“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采取这样的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御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同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和在华日本舰队签订《关于攻占汉口作战陆海军协定备忘录》协定：“派遣军和海军协力攻占武汉地方要地，同时，尽量击灭敌人，以挫败敌人的继续作战的意志。”仅从以上日本方面的5份有关“汉口作战”的文件中即可清楚地看到。日本“汉口作战”的战役计划和战略计划是：攻占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等。以上述战略计划为指导，日军集结了华中派遣军第2、11两个军所属的14个师团、2个旅团、2个支队（相当旅团）以及3个飞行团、1支海军舰队，共约30万兵力，分别向大别山北麓地区、长江江面以及北岸地区、长江南岸地区等三个方向向武汉进击。然而，战争的进展、结局并不由日本单方面的意志所决定。

面对日本“攻占汉口”的战略计划及作战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抗战初期即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制定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并作了相应的兵力配置。还在南京失守当日即1937年12月13日，已经估计到日军将进攻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拟定的《1937年军事委员会作战计划书》中即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浙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敌决战。”1938年6月8日，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9月初，武汉卫戍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更明确规定：“为确保武汉达成最后胜利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武汉外围，一部控制于武汉核心，利用既设阵地坚固守备”。为实施上述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配置了隶属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的14个集团军47个军107个师以及海军、空军各一部，共计100万兵力，分设长江南岸及武汉、大别山南北两侧及长江北岸两条防线迎击日军。正是按照上述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武汉保卫战终结了日军的战略进攻，粉碎了日本的战略计划。

日军“汉口作战”的战役计划是攻占武汉，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虽然，武汉保卫战的最终结局是以中国军队的主动撤守致武汉沦陷于日军，且付出重大伤亡。但是根据军事学的解读。固守并不是保卫战的全部意义。被誉为军事学经典之作的《战争论》即认为：“随着会战的进展，如果防御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已经不足以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有秩序地退却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同时，伤亡的多少可计人作战的成本，但也不是衡量战役胜负成败的唯一标准。战役胜负成败最主要的依据，是视其作战计划是否实现。按照军事学的这一解释，日军“汉口作战”的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主动撤守，中国军队的主力得以安全转移。其中，第五战区部队除一部留置大别山游击外，主力相继转移到鄂中、桐柏山一带。第九战区部队主力先期转移至鄂南，随后转移至湘北和鄂西。正如中国军队撤守武汉的第3天即1938年10月27日新华社发表的《武汉撤退与我们的任务》的社论中所指出：“在保卫武汉中，我国虽有损伤，但基本上我们保持了继续抗战的力量”。对此，日本方面也有相同或相似认识。日本华中派遣军在9月6日作出《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处理的形势判断》中即认识到，“国民党军队虽……受到打击，经过攻占汉口和广州之战，其战斗力更会下降，但遗憾的是，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保存着余力。……遵循原来方针，企图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日军所付出的伤亡也很大。虽然直至现今为止，武汉保卫战中日军伤亡数没有统一的说法，且各家说法存在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武汉保卫战“是抗战以来，日军遭受损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役。”同时，“汉口作战”后。日军的战线向中国内地推进了数百公里，从而对兵力的需求量增大，使原本军事动员、军队投入已接近极限的日军，出现了兵力不足问题。既要防止中国军队的反击，又要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已没有条件在短期内发动类似大规模作战。为此，战事尚未结束，日本华中派遣军即认识到“今后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日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态势随之终结。

日本“汉口作战”的战略计划是攻占武汉。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然而，由于其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其战略计划也随之破灭。《战争论》认为：“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在武汉保卫战的全过程中，不仅中国军队始终浴血奋战在各条防线、各个阵地、各个战斗中：不仅战区和后方各地的民众更加坚定了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信念，以各种方式支持着保卫战。而且，国民政府、各党派始终不曾动摇、妥协和屈服。其间，时为国民政府三军统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武汉保卫战总指挥的蒋介石一直督战武汉。直到10月25日晨才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也是在武汉撤守的前一天晚上离开武汉的，“其率最后这批同志撤离时，武汉市区已到处听到爆炸声，……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随后，蒋介石于1938年10月31日发布的《告全国国民书》中指出：“我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植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任何城市之得失，决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一时之进退变化，决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这些，足以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日军妄图通过“汉口作战”结束战争的战略计划破产。对此，参加制定武汉保卫战作战方案的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评价说：“为保卫武汉，中国……部队竭力消耗、疲惫敌人，阻止敌人的攻势。尽管武汉失守了，但是……日本迫使中国屈服”的“计划又破产了”。同时，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1938年11月18日制定的《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即决定“如果早日解决的希望甚微时。国内外要进一步巩固长期持久的形势”。而日本政府亦被迫于11月3日发表政府声明，放弃了此前即1938年1月16日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的嚣张和狂妄，即由不承认战争对手国民政府调整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由战争解决事变调整为“政治”解决事变。

二、展现了中国军队不惧外敌、不畏强暴、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等共同特质，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和日常行谊上，尤其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所呈现出的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气节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由于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对外职能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反对侵略战争。用《战争论》的表达即：“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因而，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用战争手段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时，中国军队便成为传承、再现中华民族精神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国军队用生命和忠诚演绎了中华民族不惧外敌、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战史记录了以下史实：

1938年4月29日的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青年飞行员陈怀民在与战友共同击落21架日机，自身战机多处被击中后，放弃跳伞，直接追撞日机与之同归于尽。6月26日。中国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飞赴安庆轰炸日舰，在机身中弹油箱起火时，放弃跳伞，驾机冲向日舰。1938年6月18日至24日的马垱战斗中，防守香山阵地的中国守军第53师、第167师全体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多次激烈拼搏，日军多次施用毒气，中国守军整排整连悉数殉国。1938年9月上旬的广济凤凰山战斗中，中国守军第29师坚守阵地，反复与日军厮杀，直至弹尽粮绝、滚石死守。其间，第86旅旅长陈德馨被敌弹穿人左背仍力战不退，并口授遗嘱：“余自抗日战起，身经临邑、济宁、广济诸役，大小数十战，此次虽中弹伤亡，然死而无憾。”“凡我军人，皆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8年9月15日至28日的田家镇战斗中，防守田家镇要塞中心阵地的中国守军龙子育团，在先后遭到30架日机投弹5000余枚和100多门重炮狂轰滥炸，阵地工事全部被摧毁，仍死守不退，全部战死。在武汉保卫战中，还出现了女扮男装从军参战的事迹。如时任第52师的机枪手唐桂林代兄从军，多次作战建功，直至1938年8月间的庐山南面的东孤岭战斗中负伤后始被发现为女性，誉称为“抗战中的花木兰”。中国军队所展现的这种民族精神，乃至在日方的记载中都得到了印证。《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即写道：第27师团占领武宁箬溪，“检查微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而第101师团检查中国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的父母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不仅大量消耗了日军实力，同时也在精神上重创了日军。这里仅用来自日方《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等资料说明日军精神受创的状况。广济战斗中，“凤凰山战斗激烈万分”。“在不知道敌人的子弹从哪个方向飞来的战场上，可怕的黑暗突然到来，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日军正在崩溃的界限边缘徘徊”。田家镇战斗中，“在连日无休止的敌人袭击中，四七联队的死伤者逐渐增长”，“因长时间的不分昼夜的战斗，将士们……已经出现了厌烦的疲态。”富金山战斗中，“在长河河畔设置炮阵，炮火朝大别山山脉倾泻。但是敌军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山谷间，从山地斜面登山的兵力逐渐增多，顽强抵抗，一步都不肯从山顶阵地撤退。”庐山战斗中，“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追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死伤可怕”。“仰攻庐山是惨酷的战斗”，是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的死亡无算，“家人团聚希望是危险的”。“虽然日本国内的新闻和广播都在高喊：‘胜利了！胜利了！令人头痛的事情却也接连不断。日军在局部战斗中即便百战百胜，但从结果上来说，却还是被中国军队牵着鼻子走。”万家岭战斗中，被包围的日军深深陷入“没有比在敌人中间度过一夜更可怕的事情了。敌人会在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打过来，完全不清楚”的惊恐之中。

武汉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展现的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和坚定着全国民众坚持抗战的信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并以各种方式投身“保卫大武汉”的洪流之中。在武汉保卫战的鼓舞下，武汉各行业各阶层民众为每一次战斗的胜利欢呼庆祝。在武汉保卫战的鼓舞下，汉阳兵工厂主动提出每日的工作时间由8至10小时增加到14小时，多生产武器送前线。纱厂女工要求加班生产，实现每台布机每班多织一匹布支援抗战。在武汉保卫战的鼓舞下，广大农民不仅没有放弃生产，而且还有大批青年农民参军，成为补充军队的主要兵源。在武汉保卫战的鼓舞下，各个文化团体、文化人士、青年学生、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七七献金运动、万封慰问信活动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许多华侨或捐款捐物，或直接返回祖国参战，把金钱和生命奉献给祖国的抗战。

三、为布局、聚集持久抗战的国家力量赢得了宝贵时间

国家力量也称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的合力。国家力量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和民族意识、凝聚力等在内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国家间的战争从本质上讲是双方国力的搏斗，充分动员、布局、聚集国家力量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成败。随着日本对中国全面战争的发动，中国国家力量的储备被消耗、布局被打乱。为了持久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只能在战争中调度、重新布局和培植国家力量。而长达4个半月之久的武汉保卫战则为调度、重新布局和培植国家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首先，武汉保卫战为国民政府西迁和抗战前沿各省省政府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战争时刻威胁着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自古以来中国便有“内乱入湾，外患入川”之说。为此，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即公布《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随即，国民政府部分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达重庆，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留驻武汉。随着徐州会战结束，战事迫近武汉，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即命令在汉的各政府机关转移至重庆、昆明等西部地区。正是有了长达4个半月之久的武汉保卫战的保护，使国民政府留驻武汉的各机关自7月开始先后安全西迁。至8月初。抵达预定地区。中央政府的西迁，保证了国家中枢的安全，为建设西部大后方奠定了政治基础。为此，蒋介石在专门致各省市政府的电文中指出：“此项措施，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且中枢移驻内地，首脑既臻安固，则耳目手足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同时，在武汉保卫战前后，抗战前沿省份的各省政府也先后转移到安全地区。其中，浙江省政府于1937年12月由杭州转移至永康：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初由福州迁往永安；安徽省政府于1938年2月由安庆迁往立煌（今金寨）；江西省政府于1938年3月由南昌迁往吉安；河南省政府于1938年6月由开封迁往南阳镇平，随后再迁洛阳、鲁山；河北省政府于1938年8月18日由保定迁往南宫：湖北省政府于1938年8月15日由武汉迁往宜昌，随后迁恩施：广东省政府于1938年10月19日由广州迁往翁源。

其次。武汉保卫战为东部和沿海沿江的工业西迁赢得了宝贵时间。为了避免工厂及物质设备毁于战火或资敌，还在淞沪会战期间。东部和沿海沿江的工厂即开始内迁。同政府西迁相比较，工厂内迁的难度要大得多，更加需要时间。正是武汉保卫战所赢得的时间，使内迁工厂多能安全抵达西部诸省。据统计，截止1940年底，民营工厂内迁639家，由国民政府助迁者448家。迁器材共12万吨。其中，迁至四川的有250家，湖南121家，陕西42家，广西25家，其他省份10家。工业西迁，不仅避免了工厂物资设备毁于战火或资敌，同时为建设西部大后方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中国军队撤守武汉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解释武汉撤守时说：“保卫武汉之最重要意义，不仅在保守武汉城市本身，而在掩护我东南及中部人力物力，向西南西北转移，以建立长期抗战基础”。

再次，武汉保卫战为文化西迁、高校西迁赢得了宝贵时间。上海沦陷，南京失守后，大批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纷纷从华北、华东，从战区、沦陷区汇聚武汉。“截止1937年底，从全国各地先后迁移到武汉的科学、文化艺术和救亡团体已达一二百个，各类文化界人士达1000人以上”。随着战事迫近武汉，为避免遭受日军蹂躏，保存中华文化的精脉。在由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进行的人口疏散工作时，特别关注这些机构、团体和人员的转移。与文化西迁同步，高校西迁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形成高潮。高校是国家人才的摇篮，高校师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日军“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的战火摧残中，为了减少损失，高校内迁自1937年7月启动。然后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形成高潮。据不完全统计，由武汉或途经武汉或在武汉保卫战期间西迁的高等院校有：武汉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私立华中大学、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湘雅医学院、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等。文化西迁和高校西迁的实现，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脉和菁英，储备了抗战的人才资源，为坚持抗战创造了条件。

复次，武汉保卫战促成了国军敌后游击区的部署以及军事委员会对全国战区的调整。还在太原保卫战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然而，把游击战纳入战区作战计划，并把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建立敌后游击区联系起来进行作战部署，则是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尤其是武汉保卫战后期。为此，在从1938年9月到10月的两个月时间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续、密集地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敌后游击战、敌后游击区的决定、指示。其中。1938年9月即指出：“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当作战根据地”，并具体规定，“应指定十二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根据地”。“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10月17日，第五战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战区“即将主力逐次向铁路以西转移”，“中央兵团各部，应在商麻公路以东之大别山山地游击，尔后兼指挥在苏、皖边区游击之第二十四集团军，改为苏皖鄂边区兵团”，“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游击”。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在中国军队撤守武汉时，原中央兵团所辖第21、25、26集团军和在苏北游击的第24集团军正式组编为苏皖鄂边区兵团，留置大别山和苏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和建立敌后游击区。原中央兵团总司令廖磊任兵团司令，驻节大别山之立煌县。随即形成以立煌县为中心，拥有豫鄂皖三省20余县地域的大别山游击区。在此前后。国民党军还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中条山、五台山、鲁东南、浙西、皖东、皖北等游击区。

为统筹全国战场，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成立了第一、二、三、四、五等5个战区。随着战场的变化，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战区，除因战场前沿的变化调整了原来5个战区的区域外，又增加了第八战区。随着武汉保卫战成为全国战场的中心，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保卫战前后再次调整了战区。其间，于1938年6月14日新设第九战区，1938年11月25日增设第十战区和苏鲁战区。武汉保卫战前后对战区的调整，不仅保障了武汉保卫战，同时适应了战场前沿不断变化的需要，有利于持久抗战。此后，军事委员会还于1940年6月和1945年6月两度调整战区。

最后，武汉保卫战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掩护。中国共产党对于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认识早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在1937年8月22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上，就决定党在全国抗战实现后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之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使游击战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的任务，担负起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为此，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除一部约9000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外，八路军主力则迅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配合正在进行的太原保卫战的同时，又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4省交界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在此时期能否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方针、策略正确这一主观条件。还需要全国战局的大势状况和国共关系等客观条件。恰好，包括武汉保卫战在内诸战役构成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牵制了日军主力。同时，武汉保卫战期间又是国共两党合作最好的时期，国民党暨国民政府尚未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设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武汉保卫战在内的正面战场作战，就在客观上掩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果然，就在武汉保卫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第一块完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皖东、豫皖苏、苏北、苏中、豫鄂边等若干小块抗日根据地。

四、失着和缺陷

武汉保卫战中存在着作战指导计划变更频繁，部队中间指挥层级过多，撤守时机的把握缺乏决断，作战中过多采取防御中的阵地战等的失着，以及部分部队缺乏训练的不足等。

作战计划是指军队为达成作战目的、任务，在对敌我各种情况进行周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对作战准备、作战行动所制定的筹划、规划。作战计划带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也可及时修正或改变。为准备和组织武汉保卫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制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6月8日）等。这些战前制定的计划应该说还是适时的。在战事开打之后，面对日军攻城略地，战场前沿阵地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调整作战计划也是可以的。但在作战过程中追随日军行动，短时间内反复改变作战指导计划，则是值得质疑的。本文仅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相关资料中看到改变作战计划的电文即有：《蒋介石关于调整第三第九战区作战地境密电》（1938年7月4日）、《蒋介石关于第五战区沿江一带作战部署与白崇禧等来往密电》（1938年7-8月）、《白崇禧下达第五战区作战命令》（1938年7月）、《白崇禧关于第五战区左翼兵团作战部署及作战指导调整情况密电》（1938年8--9月）、《李宗仁为变更各兵团作战地境指挥系统及作战任务密电》（1938年9月18日）、军事委员会《武汉会战作战计划》（1938年9月16日）、《李宗仁改定第五战区各兵团作战部署及任务密电》（1938年10月3日）、《蒋介石关于第九战区长江南岸作战指导密电稿》（1938年10月11日），等等。短期作战过程中如此频繁的计划变更，容易造成作战部队或难以适应或自乱阵脚的状态。为此，陈诚在保卫战结束后的检讨中即承认：“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应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

军队指挥层级的设置，是根据军队建设和战时作战需要而定的。原则上宜少不宜多。对此，《战争论》即认为：“……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多平行的单位，尽量减少上下的层次”。“增加任何传达命令的新层次，都会从两个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一方面是多经过一个层次，命令的准确性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是传递命令的时间拖长，会使命令的效力受到削弱。”然而，武汉保卫战中，军队的指挥层级的设置沿袭了历次会战、保卫战的中的陋习，即指挥层次过多。是时，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师上面即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战区。这种叠床架屋的设置，显然是受制于各部队来源的复杂性。考虑到来源部队将领名誉、地位的“不得已”。然而，却违背了战争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快速、高强度的作战中，极其不利于军令通达，影响军令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武汉保卫战中许多作战因此耽误战机。对此，陈诚在其回忆录里亦有痛切的认识：“……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保卫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

对战争关键节点上的指导和决断，往往是决定整个作战指导、作战计划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军事学认为：“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必须在斗争中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压力”，“迅速而准确地下决心”。当拱卫武汉三镇的外围屏障被逐一撕破，中国军队已失去继续作战的地形和阵地条件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选择主动撤守武汉是正确的。然而，失着就在于在撤守时机上缺乏把握和决断。据陈诚在保卫战结束后的检讨中透露：撤守武汉“最初决定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这表明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决策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和连贯性，对战局的关键节点的把握缺乏决断。其后果是造成作战部队战场上的竭力苦撑，增加伤亡代价。

根据军事学的观点，作战形式是影响乃至决定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军队的装备、火力远逊于日军，且日军惯于采取避开中国军队防守阵地设施迂回包围的作战形式时。中国军队不宜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而应采取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为此，毛泽东在武汉保卫战之前的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即指出：“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并向国民党建议，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是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一些高级将领亦认识到运动战的重要性。但是到实际作战时，除了万家岭战斗等少数战斗外，其他多数战斗仍然采取单纯阵地性防御的作战形式，这就成为增加中国军队伤亡的又一个因素。对此，陈诚在其回忆录中亦不乏认识：“我军最大弱点，为攻击时只知由正面冲击，……以致损伤大而成功小。固一遇敌人来攻，易被突破”。

根据军事学的认定，军队训练是军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训练质量的高低决定战斗力的强弱，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中国军队在武汉保卫战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或弊端之一，就是军队训练不足甚至根本没训练。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军队是刚刚从徐州保卫战转场过来的第五战区部队和由南京保卫战撤退部队新编成的第九战区部队。这两个战区的部队都明显的存在休整时间过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战区所补充的部队多为满怀爱国热情出川、出滇参加作战的部队。应该说，川军和滇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应该正视，由于战争的紧迫以及部队原有的基础，其中部分部队的训练不够或者是根本没有训练的。如第30集团军即是由16个保安团编组而成的。这一缺陷，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即被日军所窥视，认定中国军队“大多是……训练不充分的部队”。这种状况就决定了部队一旦进入战场，战事的烈度、强度和复杂性超出了其承受能力时，就会出现脱离战场乃至见敌即溃的状况。武汉保卫战期间，就出现王陵基军团及第30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战事初始即溃退败绩；而第30军团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完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为此，陈诚在总结武汉保卫战的教训时即深切感受到：“素质是部队的命脉”。“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应该说，以上种种失着和不足对于武汉保卫战的最后结果，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