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及其变迁——以粤北佛县①刘氏宗族为例

□刘杨

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及其变迁——以粤北佛县①刘氏宗族为例

□刘杨

本文以粤北佛县刘氏宗族的田野经验为例，展现和分析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与变迁。研究发现，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既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成员和组织基础，而其扩张则与组织精英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在这个重建与扩张的进程中，当代宗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其组织结构出现了以组织精英为中心部分和以一般成员为外围部分的分野，其行动逻辑也相应地出现了市场性逐利冲动与传统性精神追求的分化，其间的结构张力也由此形成。之所以出现上述变迁，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现代化浪潮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进而使得极具传统特征的宗族组织和其间的个人也深受影响。现代性与传统性在上述组织与个体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也实现了深刻的交融。

宗族组织 宗亲联谊会 组织结构 行动逻辑

一、研究综述与田野经验

（一）相关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研究者对传统中国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关注到宗族组织的内部差异，进而对宗族组织进行了细致分类，将宗族组织分为宗族与同姓团体两大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宗族组织进行了深入考察。［1］这些学者认为，所谓宗族是指有明确的父系血缘关系的继嗣群；而所谓同姓团体则是指以共同姓氏为基础，通过祭祀远祖的方式建立关联，继而产生的由复数同姓宗族构成的具有虚拟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2］此后，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同姓团体作为宗族的上位组织，相比后者而言具有更为复杂的形成原因、组织结构与行动逻辑。［3］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同姓团体逐渐成为了该领域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针对这种宗族组织的研究也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政权对传统文化和民间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对其管理也出现了明显宽松，民间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也从这个时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4］总体而言，新时期宗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与传统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新时期的宗族组织研究在总体上承接了之前的关于宗族组织分类的径路传统，在组织功能、组织结构，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行动变化等研究领域中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5］其时，已有研究者关注了作为血缘关系组织的宗族组织在经济、政治活动中的人际连接和整合功能。［6］之后，一些研究者发现同姓宗亲会（一种新型的同姓团体）作为一种拟血缘的宗族组织，由于拥有远大于家族、宗族的影响范围与涵盖领域，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中许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和依托场域，［7］甚至在许多宗族不发达地区也开始出现同姓团体活跃的现象。由此，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同姓宗亲会具备成员吸纳能力强、组织跨度范围大、社会影响领域广等特点，将在今后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活动影响也将更为深远。［8］在上述基础上，研究者通过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及其活动进行深入考察后发现，以血缘宗族为基础，通过同姓关系扩大进而相互联结形成的宗亲会是当前宗族活动复兴的主要组织形态，并指出这种同姓团体的兴起和活跃，更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商业精英追求利益的结果。［9］

应该说，上述研究为我们考察当代的宗族组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和广阔的理论视角，但这些研究也仍然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首先，虽然上述研究对同姓团体（主要形式为同姓宗亲会）的形成原因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其组织前身——农村宗族缺乏关注，也因此忽略了作为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发源地的广袤中国农村。［10］当前的经验表明，尽管同姓宗亲会的形成和运作无论在空间和逻辑上都已经超出了农村的范畴，但农村宗族作为同姓宗亲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源头，仍然对后者的维持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上述研究关于当前同姓宗亲会的形成和活跃原因的考察，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追求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然而，笔者的调研经验表明，尽管以商人团体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在同姓宗亲会的诸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作为宗族组织参与者的广大非精英群体也同样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这部分非精英群体参与者在宗族组织中的行为逻辑也与上述经济精英有着很大的区别。总体而言，同姓宗亲会中的非精英群体在宗族组织中的追求显得较为“原始”，即更注重在缅怀祖先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其在行动中主要凸显的是一种文化逻辑。

另外，上述研究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对同姓宗亲会的影响，缺乏在精神文化意义层面对同姓宗亲会进行深入考察，也没有对这种新型的宗族组织中各种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显然，新时期的同姓宗亲会是一个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的宗族组织，这使得其行动逻辑和社会功能也呈现出多样状态，其间经济利益与文化需求的关系，更是我们理解当前宗族组织的关键。

基于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结合一些新发现与新视角，力图深入考察当前宗族组织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进而完整理解当前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同时，本文还试图对当前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进行重新认识，对其中的群体进行细致划分，进而区分当前宗族组织所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并分析这些社会功能的特征与关系，力图深入探讨新时期宗族组织多方面的行动逻辑。

（二）田野经验概述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源于2015年5月至6月期间笔者在粤北陇堂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活动。陇堂村位于粤北佛县西北部，全村4320人，刘姓人口占2300余人，是粤北佛县刘氏宗族的发源地。其后陇堂刘氏几历迁徙，先传宗族于佛县可望、小梨、水尾等地，后又传宗族至粤北英县，至今已达四万多人，形成今日粤北刘氏宗族的分布和规模。

陇堂村内坐落一刘氏大宗祠，三进三间，占地3300余平方米，是佛县刘氏始祖于明朝永乐年间修建而成的大型宗祠，其后于1994年重修过一次，并计划于2015年下半年重新扩建。每年农历大年初四，刘氏大宗祠都会有规模浩大的祭祖活动，其时不仅陇堂村的刘氏族人会来祭拜先祖，连可望、小梨、水尾等地的刘氏族人也纷纷前来参加，期间还会进行舞狮、舞龙、分猪肉①依佛县地区的宗族传统，宗族在举行宗祠祭祖和清明祭祖活动时都必须以烧猪为主要祭祀贡品，并在祭祀完毕后分而食之，以示先祖对宗族后辈的福荫与庇护。等各种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也会为宗祠的日常维护和定期维修进行集资筹款。

现年84岁的陇堂村村民刘力环是陇堂村刘氏宗族的上一代带头人，他作为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担任过乡长、乡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粮食所所长等职务，至1984年退休回村后一直操持陇堂村刘氏宗族的各项活动，并于1994年主持了刘氏大宗祠的重修工作。陇堂刘氏宗族现任带头人是一位名叫刘小红的回村创业商人。刘小红今年42岁，现任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在村里承包了400多亩山地开展经济种植，还于2014年在陇堂村开办了全国首家经济联合社信用合作部①该组织是佛县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积极探索构建农村合作金融新模式，本着“先行先试”的改革原则，在陇堂村设立的全国首家是试点性农村金融机构。该机构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指导建设，县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试验区管委会负责日常监管。刘小红作为该金融机构的主要投资人，还在其中负责多项日常事务。，是全县有名的乡村致富能手。刘小红在2015年年初开始接手陇堂村的宗族事务，并主持了当年农历大年初四的祭祖活动。当时刘小红抱着尝试扩大宗族活动规模乃至组织规模的想法，请来了来自佛县其他地区和英县地区的刘氏族人共同参加，这使得其时的祭祖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总计参加人数多达5000余人，累计收到捐款5万多元。据刘小红介绍，他现在的规划就是以陇堂村刘氏宗族为基础，联合整个佛县的刘氏宗族，以今年6月份新成立的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为平台，将佛县的刘氏宗族组织做大做强，打造成一个正规化、日常化的社会团体。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粤北佛县的刘氏宗族组织经历了一个重建、发展的过程，其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都在这20多年间发生了很大改变。在研究中，笔者将力图通过田野经验展现这种变化，并结合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当前的社会背景对这种变化展开分析与解释。

二、宗族组织的重建及其扩张

（一）始于乡土——宗族组织的重建

建国后，由于受到国家在话语导向和政策实施方面的影响，陇堂村的宗族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归于沉寂，原来的宗族组织和宗族仪式都不再常见于族内村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里，虽然陇堂村的村民普遍感受到国家对于民间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的态度出现了转变，但出于对国家政策认识不确定性的考虑，仍然对重建宗族保持着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

据刘力环介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外加上受到当时村庄经济条件的限制，1994年陇堂村宗祠的重修进行得颇为艰难。虽然当时的社会管理和政策环境已经呈现出逐渐放宽的形势，但陇堂村的刘氏族老们对重修宗祠的态度却并不一致，主要原因还是怕把宗族事务重新搞起来后，会受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阻力，甚至落入当年阶级斗争的困境当中。后来，还是刘力环出了一个主意，并联合几位族老在宗族中积极地游说众人，才使得重修宗祠的活动得以开展起来。其时，陇堂村出了一位在香港经商并定居的族人，且每隔几年会回乡探亲，与村中父老时有联系。刘力环察觉到了这位族人身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经过联系和说服后让其同意挂名出任当年宗祠重修委员会的主任，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当时的政策风险。其时陇堂村先是通过村中宗族选举出了52名族老为族人代表，再由这52名代表推选出19名委员组成宗祠重修委员会，由刘力环任副主任，并主持实际工作，另设会计、出纳各一名管理财务事项。

当时陇堂村的经济条件仍然艰苦，虽然经过宗祠重修委员会的积极动员，村中族人也踊跃捐款，但最后只筹集到4万多元，离9万元的工程预算还有很大差距。为了筹齐资金，宗祠重修委员会又想到了出售宗祠祭祀牌位的方法，最后总算筹足了工程款项，保证宗祠重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据刘力环回忆，当年为了庆祝宗祠重修成功，陇堂村刘氏宗族还邀请了佛县其他地区的刘氏族人前来共同祭拜先祖。由于当时实在是缺钱，庆典仪式搞得十分简陋，只杀了5只鸡来招待客人，连烧猪都是可望的族人抬过来的。但简陋归简陋，村中的刘氏大宗祠总算得以翻修，这为之后的宗族活动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场所，也为宗族组织的重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契机。由于陇堂村刘氏大宗祠是粤北佛县和英县刘氏宗族的祖祠，自1994年宗祠重修以后，粤北刘氏宗族约定每年农历大年初四为至宗祠祭拜先祖之日，这个约定一直延续至今。

自从陇堂村刘氏大宗祠重修完成以后，每年农历大年初四的祭拜活动就成为了村中刘氏宗族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每年的清明祭祖活动。由于清明祭祖是限于村庄中单个家庭的事务，最多也只是堂兄弟家庭之间的联合事务，而宗祠祭祖却是涉及到村中每一个刘氏族人的宗族集体行动，因此其社会整合功能所作用的范围显然更广。在每年的宗祠祭祖活动中，凡陇堂村刘氏族人都会到宗祠内祭拜先祖、联系感情，村外的其他同源宗族也会派代表来共同参与祭拜。通过每年的宗祠祭祖活动，陇堂村刘氏宗族内部的社会关联程度在不断增加，族人的宗族情感共鸣得到了激发，与村外同姓宗族的联系也开始频繁起来，上述这些变化都构成了宗族组织重建所必需的社会基础。

2015年年初，现任宗族带头人刘小红主持的扩大规模祭祖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更使其下定决心成立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将之前一直显得较为松散的宗族组织稳定下来。刘小红的想法在提出后受到了族老们的一致支持。同年4月，陇堂村刘氏联合佛县其他地区的刘氏宗族和英县的刘氏宗族，一同成立了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筹委会，由刘小红任筹委会主任，并商定于当年6月16日召开宗亲联谊会成立大会①由于英县刘氏宗族人数较少，经协商后英县刘氏宗族同意加入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在成立大会上，刘小红顺理成章地成为宗亲联谊会的首任会长，并在会上提出扩建刘氏大宗祠的计划，同样得到了宗亲会成员的响应。至此，佛县陇堂村刘氏宗族的组织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为何说佛县刘氏宗族组织的重建始于乡土，是因为其组织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陇堂村既有社会结构中原有的宗族成员和既存的组织基础。从上述调研经验可知，佛县刘氏宗族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其早期的事务开展和组织重建主要在陇堂村内进行，陇堂村作为佛县刘氏的发源地在其时成为宗族活动重新兴起和宗族文化再次活跃的主要场域。陇堂村作为典型宗族性地区的农业型村庄，其社会结构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费孝通笔下那种熟人社会的性质与特征。［11］村中的刘氏宗族人数众多，族人们仍然知道自己在宗族中的世辈与相应的字号，宗族记忆相当完整，这使得其间的社会关联程度十分紧密。在宗族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刘氏大宗祠的重修还是每年农历大年初四的祭祖活动，陇堂村的刘氏宗族及其中的族众、族老都是主要的参与力量，这让宗族组织的重建获得了现成的人员保障，使其能够在村庄内部动员人力和物力来维持宗族组织的基本运转。而且，因为在村庄内部拥有完整宗族记忆和紧密宗族关系的支撑，宗族组织的重建工作就能够以村庄社会为基础展开。事实上，正是因为佛县刘氏宗族仍然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庄层面拥有完整的成员关系和组织体系，才使得佛县的刘氏宗族组织能够依托乡土社会得以重建，进而发展扩张。

（二）走向城市——宗族组织的扩张

对于佛县刘氏宗族而言，宗亲联谊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宗族组织已经实现了日常化运行，还意味着宗族组织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了村庄，向着更广阔的地域和领域扩张。

在1994年重修宗祠之后，原来临时成立的致力于主持宗祠修建工作的委员会并没有随着修建工程的完成而消失，而是在之后的宗族活动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陇堂村早期宗族重建的主要推动力量。据刘力环回忆，一开始的委员会总共有19位族老组成，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族老因为年龄和疾病的原因无法继续投入到宗族工作当中，委员会的成员规模因而日渐缩减。面对这种情况，余下的族老们甚是担忧，于是开始在村庄宗族中发掘热心宗族事务的年轻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据刘力环介绍，族老们当时主要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来培养接班人，力图通过宗族活动来培养年轻一辈对宗族事务的热情和对宗族组织的情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族老们总算培养出来了几位精干的年轻人，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刘大强的族人。刘大强今年35岁，早在18岁时便开始跟着族老们操办宗族活动，现在已经是陇堂村刘氏宗族醒狮队的负责人，在很多工作上也开始独当一面。

但是，即使有像刘大强这样的年轻人的加入，陇堂村刘氏宗族组织在人数规模上也未能出现大的增长，而仅仅是实现了基本的维持。因为刘力环等族老的活动范围仍然以陇堂村为主，其社会关系主要集中在村庄内部，在村庄之外少有社会资源，即使通过宗祠祭祖与村外刘氏宗族偶有交流，但也仅仅停留在文化交流与经济资助层面，无法以组织内化的方式将陇堂村外的刘氏宗族吸收到已有的宗族组织之中。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陇堂村刘氏宗族的活动范围一直无法超出村庄，其组织成员也主要以当地村民为主，即使偶有离村精英在回村探亲祭祖时对宗族发展予以关注，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宗族组织其时的组织结构与发展格局。

上述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着陇堂村刘氏宗族的重建和发展，直到2014年返村创业商人刘小红的出现并积极参与到宗族事务当中，这些问题才得到逐步解决。严格来说，虽然刘小红确实是在陇堂村土生土长的，家也还安在村中，但其社会身份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名农民。他从20多岁开始就一直在外做生意，到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资产可观的商人。作为一名成功商人，刘小红的主要生活场域和社会关系都已经超出了村庄。自2015年年初接手宗族事务开始，刘小红就一直盘算着如何利用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将陇堂村的刘氏宗族做大做强。他先是尝试性地扩大农历大年初四的宗祠祭祖活动规模，在获得成功之后又抛出了成立宗亲联谊会的设想，继而又提出来要扩建刘氏大宗祠。因为宗祠祭祖活动的成功，作为后来者的刘小红在宗族中获得了族人和族老们的一致认可，收获了可观的影响力，族人和族老们也认识到其丰富的社会资源对于宗族发展颇有助益，因此对于他的想法和做法也不再持有怀疑。事实也证明，正是依靠刘小红在村外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佛县刘氏宗族才能够不再局限于如区区陇堂村这样的乡土社会，才能够将其影响范围延伸至城市地区。

自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成立后，佛县和英县范围内的刘氏宗族纷纷响应，宗族组织的扩张大势已成蔚然。一方面，从宗族组织的人员构成来说，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所容纳的族众无论在人员数量和社会成分上都远非当年的陇堂村刘氏宗族可比。越来越多的刘氏族人被吸纳到现有的宗族组织当中，其中不仅有很多如刘小红这样的成功商人，也不乏从事其他领域同样事业有成的精英群体；另一方面，从宗族组织的地域影响来看，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局限于小小陇堂村的宗族组织，而是成了一个跨县域的地区性宗族团体。其影响力不仅覆盖了与佛县毗邻的英县，甚至扩张到了位于粤中北部的佛县刘氏宗族的迁源地从城。

为何说佛县刘氏宗族组织的扩张是走向城市，是因为与其发展和组织中的精英群体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刘小红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其展现了在当前高度市场化和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如宗族这样的传统社会组织是如何被卷入其中进而发生改变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极具传统性的宗族组织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发掘和依靠其在市场和城市中的可用资源，但当其被卷入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大潮之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也将发生质的改变。其兴也城市，变也城市。

三、宗族组织的结构重塑与行动变迁

（一）“宗族”到“宗亲”的扩张——组织结构的重塑

日本学者牧野巽通过对我国东南传统宗族组织的研究，将宗族组织分为宗族和同姓团体两种类型，这种分类揭示了传统时期宗族组织在组织形态和组织功能上的变迁，［12］对我们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组织变迁历程和当前的宗族组织形态特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通过调研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从当年的陇堂村刘氏宗族到现在的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佛县刘氏宗族不仅在组织规模和影响范围上不断扩张，其组织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重塑。显然，上述经验与牧野巽研究中宗族组织从宗族到同姓团体的历史变迁过程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却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了一些重要差异。因为社会基础的不同，当前以宗亲联谊会为代表的宗族组织在物质基础、领导层构成和成员结构方面都与传统时期有着巨大的差别。

与传统宗族依赖族田、族山等集体性族产而存在不同，当前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主要为宗族组织成员的捐资。自中国共产党在广袤农村开展的革命获得成功以后，经过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等，传统宗族对其原来所拥有的族田、族山等族产的支配权已经不复存在，这使得传统宗族组织失去了在物质方面的组织基础；外加上社会主义革命对旧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传统宗族在社会关系方面的组织基础也遭到极大的削弱。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宗族组织失去了物质与社会关系两方面的支撑，几近消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的转型，乡村社会中一些长期被国家政权所压制的宗族关系和宗族情感逐渐恢复。特别在一些宗族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宗族记忆、恢复宗族事务以及重建祖宗组织。然而，上述宗族重建活动所赖以支撑的社会基础仅仅是当前乡村社会中那些仍未消褪的宗族关系与宗族记忆，这显然太过薄弱。由于缺乏如族田、族山那样的物质性资产的支撑，当前的宗族组织只能依赖于宗族组织成员的捐资。从笔者的调研经验可以得知，自1994年陇堂村刘氏宗族重修刘氏大宗祠以来，其宗族组织运转和发展的主要资金都来源于族人的捐款。据刘力环介绍，在平常年景，每年通过宗祠祭祖活动都能获得三五千元不等的捐款，这笔钱基本能够应付宗祠的平时管理和日常维护。但是，如果想要另外举办一些宗族活动，就需要另行向族人筹集专项资金。资金短缺的问题，一直是阻碍陇堂村刘氏宗族发展的主要问题。显然，刘小红正是认识到了这种困境，才力主扩大宗族组织的规模，为的便是将更多的族人（特别是雄厚财产和丰富社会资源的族人）吸纳到宗族组织当中，进而解决组织获得资金的难题。事实也证明，宗族组织的扩张，不仅意味着其成员数量的大幅增长，也意味着其组织资金来源的不断增多，这种资源获取机制已经成了决定当前宗族组织存立和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从上述经验可知，当前的宗族组织要想获得稳定的日常运转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依赖于组织成员的捐资。在这种资源获取机制的作用下，那些拥有更多资产和更丰富社会资源的社会精英成员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宗族组织中的中坚力量。由于拥有更多的富余资产和资源，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将在这种捐资机制中作出远多于一般成员的贡献。2015年年初刘小红能够顺利地从刘力环手中接过带头人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族老们看重其作为成功商人而具有的可观资产和丰富资源，认为其成功商人的身份能够为宗族事业的发展带来好处，而刘小红本人也承诺将竭尽其能办好宗族事务。显然，在这个组织领导层更替的过程中，老新两代组织精英达成了一致认识，即在当前这种市场经济日渐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宗族组织要想获得发展就不能太过固守传统，而应尽量依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来行事。因此，像刘小红这样的社会精英将会在今后的宗族组织发展历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他们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时期宗族组织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在新成立的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的领导层当中，除了财务组中的会计、出纳和宗谱续修组中的几名委员由原来的族老出任之外，其余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等职务都是由佛县、英县各地刘氏宗族中的商业精英出任。可以说，随着宗族组织领导层的更替，其中组织精英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前的宗族组织领导层已经不再由具有传统性权威的族老构成，而是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商人群体。

除了领导层的构成发生改变，当前宗族组织内部的成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宗族组织的重建和扩张，越来越多的族众重新返回到组织中来，在这部分回归宗族的群体当中，不仅有仍在农村的族众，还包括那些已经定居在城市的人。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到如宗祠祭祖、宗亲联谊、族谱修订、宗祠扩建等一系列宗族活动当中，还在这些活动中踊跃捐款，为宗族组织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据刘力环介绍，在每年举行的宗祠祭祖活动中，都会有大量的宗亲为宗族组织进行捐款，数额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无论钱多钱少，宗族组织都会为这些捐款的族人开具收条，并在祭祖活动结束后用红纸张榜，上头详细罗列捐款人姓名与相应数额，以示公证。刘力环还提到，这些捐款人大多都是已经在城市里生根立足的族人，他们虽然生活无忧，但却并非大富大贵，很多都只是单纯出于对宗族的强烈归属感和责任感，就舍得出钱出力投入宗族事务。其实，当前佛县刘氏宗族虽以陇堂刘氏为核心进行了重建，但佛县刘氏宗族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分支，其中成员的族系关系早已十分疏远。虽然他们在整个佛县刘氏族谱的总谱中都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但也需要上溯数百年的历史才能够找到共同的祖先。总体而言，这些回归族众之间的组织关系已经较为松散。但正是这些结构关系松散的组织成员，组成了当前宗族组织中人数最为众多的部分，是直接决定整个组织结构体量的部分。在当前的佛县刘氏宗族组织中，以刘小红为首的宗亲联谊会构成了宗族组织的中心部分，他们代表的是宗族组织的规范性和日常性的面向；而上述组织成员所组成的群体则构成了宗族组织的外围部分，他们代表的是宗族组织的传统性和节日性的面向。两者在宗族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追求的目标都不尽相同，这使得当前宗族组织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分化。

从陇堂村刘氏宗族到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佛县刘氏宗族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从“宗族”到“宗亲”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宗族组织关系具有血缘性的特征，随着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便会相应显得更加疏远。在扩张之前，陇堂村刘氏宗族是一个组织结构紧密的团体，其中的组织成员相互熟悉，组织关系相对稳定。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组织中所容纳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其涵盖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原来强血缘关系被上述时间和空间因素所稀释，变成了反映在宗谱中的弱血缘关系，进而使得当前宗族组织的结构倾向于松散化和临时化。但是，对于作为宗族组织中心部分的宗亲联谊会而言，这种组织关系的稀释作用却并不明显。由于组织精英对利益追求的趋同性，当前宗族组织的中心部分产生了一种以利益交换关系为主导的组织整合机制。在宗族组织的中心部分，这种后天人为性建构的新机制起到了组织中从前那种先天性强血缘关系所起的组织整合效果，从而使得宗族组织在扩张过程中越发疏远的成员关系并没有能够对当前宗族组织的中心部分的紧密程度形成冲击。

（二）“现代”与“传统”的互嵌——行动逻辑的变化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佛县刘氏宗族的组织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重塑，其组织成员的行动逻辑也出现了变化。关于当前宗族组织在行动逻辑上的变化，早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关注和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当前同姓团体的兴起作为当代宗族组织重新活跃的主要表现，主要是具有宗族身份的商业精英追求利益的结果。显然，从佛县刘氏宗族的相关田野经验来看，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作为一种新型同姓团体①严格来说，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并不是虚拟血缘意义上的同姓团体，当前的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中的族系关系虽然较为松散，但其中宗谱记载的血缘关系仍然具有真实性。，其组织发生机制与组织运作逻辑的确充斥着其中组织精英自有的利益诉求。但是，与宗亲联谊会所表现出来的逐利冲动不同，作为宗族组织外围部分的一般成员在宗族活动中的追求表现得更加传统，也即随着当前宗族组织的结构分化，其组织成员在行动逻辑上的差异也日趋明显。

应该说，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是佛县刘氏宗族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宗族组织追求组织形态日常化、稳定化的结果。作为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会长的刘小红，是该组织成立的主要倡导人和推动者。刘小红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业精英，不可能只凭一腔宗族情感行事，他之所以舍得在佛县刘氏宗族事务中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在其中有着商业运作的考虑。其实，刘小红从一开始接手宗族事务的时候便有着上述打算，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宗族活动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宗族组织为平台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刘小红自身而言，成立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并非其为宗族事务劳碌奔波的最终目的，至少不是其全部的目的，这中间还有着更多的为自己事业发展获取资源的考量。通过成立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进而成为宗亲联谊会的会长，刘小红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拓展自身社会关系的活动平台，还获得了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这毫无疑问会对其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自佛县刘氏成立宗亲联谊会之后，其组织吸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其中不仅有像刘小红这样的商业精英，还不乏大学教授、书法家、作家、报社编辑这样的文化精英，甚至连一些具有军政体制身份的族人，都积极利用自有资源为宗族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显然，作为社会精英的这部分组织成员心里很清楚，现在的佛县刘氏宗亲联谊会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局限于小小陇堂村的宗族组织，而是一个影响力极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平台。积极地参与其间的组织活动，不仅能够为自己带来可观的社会影响力，还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为自身事业的发展获取必要的资源。综上，因为组织精英逐利动机的存在，作为佛县刘氏宗族组织中心部分的宗亲联谊会在其行动逻辑中展现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面向。当然，虽说组织精英们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冲动，但却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宗族情怀，而只能说在具体的行动中其表现出来的逻辑更加趋向于追求经济利益，而不再单纯地依循宗族情感行事。

应该说，作为新型同姓团体的宗亲联谊会只是当前宗族组织重新活跃的某个具体经验面向，除此之外，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成员为当前宗族组织的兴起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在当前万事讲究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现实下，他们在宗族组织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没有组织精英那样直接，但却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当前组织的规模和声势。相比起上述的组织精英，作为当前宗族组织外围部分的一般宗族成员，其行动逻辑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烈的传统性倾向。

前文有述，在陇堂村每年举行的宗祠祭祖活动中，总有为数众多的族人积极参加并热心捐款。据刘力环的介绍，在2015年扩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很多刘氏族人从佛县、英县的其他地区赶来，虽然路途遥远，但热情始终不减，只为来祖先牌位前上一炷香、在祖先祠堂前放一串鞭炮。“为祖先尽孝，为后人求福”，“人没有祖宗是不行的”是刘力环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它代表了宗族组织中绝大多数成员心中的感情诉求。正是这种情感冲动使得他当初在退休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宗族组织的重建事业当中，也促使为数众多的佛县刘氏族人重新参与到宗族活动中来。

由于没有类似社会精英那样的事业追求，作为普通人的一般组织成员在宗族活动中的追求显得更加单纯和传统。对于他们而言，生于宗族性传统依旧浓厚的地区，祖先崇拜就如同宗教信仰那样，是内化于心的精神性追求，是人生世界中具有本体性意义的举动。［13］特别是在当前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开始逐渐提升，对于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和人生意义的归属逐渐成为了一般性社会群体的新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宗族组织的重建和宗族活动的复兴恰好能够迎合他们对于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正是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一般性成员群体，形成了宗族组织主要的社会基础。在如宗祠祭祖、宗谱续修这样的活动中，庄重严肃的宗族仪式和频繁深入的族人交流可以让他们收获宗族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通过给宗祠修建进行募捐，在芳名榜上刻字留名，可以使他们对宗族的责任感得到外在化的实现。总之，作为佛县刘氏宗族组织外围部分的一般成员群体在其行动中展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化性、精神性的逻辑。虽然其中也不乏有想通过先天性的族系关系与社会精英群体建立联系的个人，但从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成员在其中主要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人生意义的归属。

综上所述，就整个佛县刘氏宗族的组织行动逻辑而言，其整体性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具体而言，居于组织中心部分的组织精英因为自身的逐利冲动，其行动逻辑更倾向于追求现实利益，其中的市场性、经济性特征更加突出；而处于组织外围部分的一般组织成员则大多保持着传统性的文化诉求，其行动逻辑更倾向于追求精神意义，其中的乡土性、文化性特征更加凸显。

四、结语：利益与精神的交融——当代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与发展前景

在本研究中，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考察了粤北佛县地区刘氏宗族组织的复兴历程和活动现状，进而对其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展开了分析和解释。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复兴的宗族组织与传统时期相比无论在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且这种变迁仍然在不断地持续与深化。

随着具有宗族身份的社会精英逐渐在宗族组织领导层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在组织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社会精英为主导力量的宗亲联谊会逐渐构成了当前宗族组织的中心部分；而随着宗族组织的重建和扩张，越来越多的族人回归并参与到宗族活动当中，进而构成了当前宗族组织中成员数量最多的外围部分。应该说，当前的宗族组织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形成了一种由组织精英和一般成员共同组成的同心圆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当前宗族组织的同心圆结构中，身处不同组织结构层次的成员群体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位于组织中心的社会精英群体更多的是想通过宗族组织获得体面的社会身份、拓展有用的人脉资源，其逐利倾向主导了他们的行动逻辑；而位于组织外围的一般成员群体则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参与宗族活动来释放内在的宗族情感、实现自身的宗族关怀。

而且，随着上述宗族组织的整体性行动逻辑出现分化，其组织功能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在当前社会结构日渐出现多样化、分层化和异质化等特征的影响之下，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趋势也日益凸显，体现在宗族组织之中，便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社会功能的需求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总的来说，当前的宗族组织主要发挥着市场收益和文化整合两种社会功能，而这两种社会功能各自受到了处于宗族组织中心和宗族组织外围的组织成员的青睐，这使得宗族组织的这两层结构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功能差异明显，但又非泾渭分明。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当前宗族组织所发挥的这两种社会功能互嵌在整个组织结构当中，在不同的成员群体中都有体现，且各自有不同的侧重。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佛县刘氏宗族这样极具传统特征的社会团体必将面临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强烈冲击，其组织结构与行动逻辑也会因此产生剧烈变迁，并深嵌在这样一个越发市场化、规范化的社会环境当中。而作为当代宗族组织中的个人，其行为与思维也必然会受到社会变迁与组织变迁的影响，在现代与传统中不断徘徊，进而不断交融。

［1］牧野巽.廣東の合族祠と族譜（一）—主として盧江何氏書院全譜（广东的合族祠与合族谱（一）——以庐江何氏书院世系谱为例）.《牧野巽著作集》第6卷.东京：茶的水书房，1985.

［2］田仲一成.中国の宗族と演劇：華南宗族社会における祭祀組織·儀礼および演劇の相関構造（中国的宗族与戏剧：华南宗族社会的祭祀组织、仪式及戏剧的相关构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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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宏立.闽南地区宗亲会的复兴及其跨国网络——以“福建省济阳柯蔡委员会”为例［A］.陈志明等.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C］.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5］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1（1）.

［6］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4（6）.

［7］麻国庆.宗族复兴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00（6）.

［8］孙先伟.“宗亲会”的性质及其历史渊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8）.

［9］陈夏晗.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5（3）.

［10］蒋国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6（3）.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2］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M］.上海：上海社会学科院出版社，2001.

［13］陈柏峰.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宗教再认识——从鄂南农村经验切入［A］.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9辑）［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黄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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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2016）05-0051-009

作者：刘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邮编：430064

① 依照学术惯例，本文的人名、地名均已进行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