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如何调整对华报道框架
——以《华尔街日报》为例

文/康 健

美国主流媒体如何调整对华报道框架
——以《华尔街日报》为例

文/康 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美国媒体的主要报道内容之一。将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美关系的新闻报道作为文本分析，并通过分析文本的框架建构过程来揭示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美关系、塑造中国形象、引导社会公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框架及媒介框架理论

一般认为，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 Bateson) 在其著作《游戏与幻觉理论》中最早使用框架一词，而框架理论最初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后被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用于文化社会学与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框架分析主要用于探讨媒体机构与政治运作、新闻话语生产、特定社会群体的形象建构等问题。它能够被用来分析新闻文本及其文本的框架建构过程，揭示新闻报道如何建构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现实的集体理解和认知。

所谓媒介（新闻）框架指的是媒体机构通过对新闻事件的事实、特点、具体细节和产生影响等方面进行信息的选择性编辑、传播或删除，形成媒体机构对该新闻事件的理解和思考架构（也称之为框架）。在框架内，新闻事件的某些部分被凸显出来，而被媒体机构认为无关紧要的或是不想凸显的信息则被过滤。媒介（新闻）框架涉及的要素有新闻议题、新闻关键词、新闻报道方式等，这些都是直观具体的，但也反映着媒体机构的编辑方针和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华尔街日报》涉华报道框架分析

《华尔街日报》对中美关系的主要关注点。媒介框架理论认为，媒介（新闻）框架就是符号工作者组织言说（包括口语与视觉）的过程，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选择、凸显、重组、强调和排除。在美国主流媒体设置的报道议程中，哪些话题被“凸显”并予以 “强调”？

本文选取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东部版）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华尔街日报》是一份在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主流报纸，其东部版在纽约出版发行，更能反映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廓清中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镜像。本文所有的样本均来自国家图书馆Proquest 数据库所收录的《华尔街日报》（东部版），选取主题为“international relations-us - china”（中美关系）、时间在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的所有报道，共得到报道样本39篇。通过人工阅读对报道样本进行判别，发现“网络安全”“朝鲜问题”和“南海问题”是报道较为集中的三大领域。其中，以“网络安全”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样本共7篇，以“朝鲜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样本共4篇，以“南海问题”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样本共9篇。

《华尔街日报》的多篇报道，也明确指明了中美之间近年来最具争议的问题。如《中美峰会揭示中国动机》（U.S.-China Summit Reveals Beijing's Drive——X i's Push for a Meeting Underscores His Growing Authority, Ambition to Recast Bilateral Ties; Obama's Delicate Balance）一文指出，美国官员希望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能够发展私人友谊，并深入讨论中美之间最具争议的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网络安全和亚洲的海上争端。在《习奥会“赌注”》（Stakes Are High for Summit——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Focus as Two Leaders Meet in California）一文中也报道，奥巴马政府为习奥安纳伯格会晤提交了一系列经济和安全议题，其中有很多是困扰中国多年的问题。在所有议题中，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朝鲜的核计划、亚洲海上争端以及中国的市场改革被置于优先讨论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如何建构中美利益的关键交汇点。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指出，美国的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然后传送给美国民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围绕中美争锋的关键问题，《华尔街日报》进行了怎样的 “解释”和“强调”？

网络安全：中国被定位为“窃密者”。在《华尔街日报》的持续报道中，中国被建构成为美国商业信息和专有技术的“窃密者”，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网络攻击能力发展迅速，并可通过网络造成美国电网瘫痪，中国对美国网络安全已构成“关键威胁”。 特别是2013年曼迪昂特《APT1:揭露中国网络间谍单位》的报告指称中国军人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压，造成了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紧张局面，美国已将对中国的网络入侵的反对提升至“最高级别”（at the highest levels）。

海上争端：中国被塑造成航行和航海自由的“妨碍者”。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冷战时期对南海争端相对超脱的“中立”和“不介入”立场，开始积极介入和干涉南海争端。2012-2015年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就体现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报纸多次以社论（editorial）的形式为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进行舆论造势，让美国军事力量在南海“师出有名”。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于南海主权争议的表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提“美国对各方竞争性的南海岛礁主权要求的法律优劣不持立场”。伴随美国选边站、拉偏架的立场进一步升级，《华尔街日报》从隐晦质疑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的合法性，发展到明确指出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是“非法的”。如谈到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华尔街日报》从“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有争议的领土申索）过渡到以“非法的、没有根据的、虚假的、错误的、完全没有主权”（Beijing's maritime pretensions 、illegitimate territorial claims、baseless sovereignty claims、illegally claims air and sea sovereignty、false claims、no sovereign claims）等词来定义中国对南海主权的申索。

半岛问题：中国被形容成流氓政府的“袒护者”。对于半岛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容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外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中国应以其经济杠杆说服朝鲜放弃其核武器计划；中国认为朝鲜是其抵制美国的战略性缓冲区域，因此中国拒绝对朝鲜进行制裁；半岛局势紧张，中国可能会加大军事部署，从而带动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形成比朝鲜核试更危险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总之，中国被塑造成在半岛和平问题上拥有极大影响力，甚至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关键所在，却出于自身利益不愿积极作为的“不合作者”。甚至更近一步，中国被指责为“流氓政府”的“袒护者”。在《中国打“韩国”牌》（China Plays the South Korea Card ）一文指斥中国选择与流氓政权、修正主义势力和破坏性的行为站在一起，攻击中国持续支持朝鲜、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的流氓政府。还攻击中国与那些试图破坏全球稳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致，而不是与全力维护和平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致。该文同时认为，对中国来说，不再支持世界各地的危险分子，不再支持朝鲜，为时尚远。

关于中美关系的媒介框架的变化。毫无疑问，《华尔街日报》在2012-2015年间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是消极和负面的，缺乏客观性。本文从Proquest 数据库按照“international relations-us - china”（中美关系）主题继续选取报道样本研究，时间跨度集中在1992-2010年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华态度和倾向上，可以发现，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华尔街日报》对华报道框架的基调有着明显变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中国开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1990-2002被定位为进步和崛起的时代，始于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被认为是此后十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中国推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最终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动荡中不断发展。一方面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实现质的突破，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被称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特别是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自“冷战”后实现首次互访，中美政治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的对华报道，正面和积极的报道开始增多。

2002-2010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年均增长超过10%，使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快速发展。“9·11”事件后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将近8年多的时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更多选用进步和发展的框架来报道中国。

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非常大的量变，这个量变导致双方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没有了十年前的自信和从容。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从潜在的防范对象转变成为最大的现实挑战，对华防范及打压意识陡然增加。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中国在多个争议问题上强力维护国家主权，展现了积极进取的外交姿态，美国方面的疑虑更为加深。《华尔街日报》的对华媒介框架，更加关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媒介框架变化的根本原因。媒介框架的生成受到国家利益的直接影响。2010年以后，《华尔街日报》对华报道以消极和负面报道为主，究其原因，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加紧维护其国际秩序主导权是导致媒介框架变化的根本原因。具体来看，中国被建构成为美国商业信息和专有技术的“窃密者”，是因为随着中国技术力量的不断增强，美国担忧中国成为其全球网络治理主导权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一再将中国塑造成网络安全的“加害者”，要求中国遵守按照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国际规则，从而在网络空间领域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

关于海上争端，《华尔街日报》竭力将中国描述成航海和航行自由的“妨碍者”，借此将中国置于违背国际法的“道德低地”。同时，通过《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渲染，美国将自己打扮成维护航海和航行自由的“正义之师”，使其作为一个远隔万里的 “局外人”有借口深度参与南海问题，继续维护其海上霸权。在半岛问题上，中国被塑造为“麻烦制造者”的“袒护人”，既可以把半岛矛盾激化的责任推给中国，让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失去国家道义的制高点；又可以凸显美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中的重要性，让美国深度介入东亚事务的行动正当化，美国借朝核问题加强东亚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继续保持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的互动。朔伊费勒教授（Dietram A Scheufele）认为，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存在互动，往复运动形成循环式反馈。《华尔街日报》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挑战者”，意欲在全球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媒体的放大下，这一形象“建构”会加深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对华消极的受众框架会反作用于媒介框架，因为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需要迎合信息接收者的口味与需要，以保障媒体机构盈利。以此循环往复，导致对华负面的意见、态度不断强化。而不断强化的民意态度，有可能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催生出不利于中美发展的政策行动。

正面和积极的国际舆论环境，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诚然，媒体并非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根本原因，但鉴于美国主流媒体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应继续优化对外传播策略，向包括美国媒体之内美国各界阐释，中美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中美相互依存，美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政策，中国的繁荣发展将有利于美国。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