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李国锋

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17岁上高二时，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课堂讨论的核心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可以妥协、可以退让;该如何自处？

十七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专制的顶峰期，对于非传统的学术观点，或者说对神学构成威胁的论述，统统被视为“异端思想”。在当时，凡违禁者，不是被囚于阁楼抑郁而死，就是被施以火刑。1632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该书根据观察所得，结合力学原理，抨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论证了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性。结果他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被羁押。

6月22日，面对宗教法庭的审判，伽利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如莎翁所说“忠实于自己，追随于自己，昼夜不舍”，做广场上人人可见的牺牲;要么放弃自己的学说，再次成为“上帝的忠顺奴仆”。当年，布鲁诺穿着异端犯的囚衣，被特制的铁钳夹住舌头，在鲜花广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那时已经69岁的伽利略，对此一定印象深刻。他也许还记得布鲁诺面对宣判时高喊的那句激昂的话：“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宣判更感到恐惧。”然而，并非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能像布鲁诺那样，以最深沉的苦难和最坦荡的牺牲，来完成自己的人格。

最终，伽利略只是看了看刑具，就选择了妥协，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代表悔罪的白色长袍，手执蜡烛，表示“公开放弃诅咒和痛恨地心说的错误和异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实在没有什么“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慷慨，承认自己害怕皮肉之苦，也是人之常情。铡刀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永远是最轻的。如果我们对人的脆弱性缺乏充分的体会，就会失去同情心。

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宗教法庭计划在6月22日下午五点钟，敲响圣·马库斯教堂的大钟。届时，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和对他的判决。快到敲钟的时候，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捂着耳朵，五点三分了，但没有听到钟声。安德雷亚和伽利略的助手费德尔佐尼相互拥抱。安德雷亚：“他顶住了。这就是说，愚蠢被战胜了！这就是说，人不怕死！”费德尔佐尼：“知识的时代现在真正来到了！”安德雷亚：“只因一个人挺身而出说‘不，就赢得这么多的胜利！”（安德雷亚刚说完此话，圣·马库斯教堂的大钟便轰然鸣响，伽利略屈服了。）安德雷亚：“（大声地）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冲着走来的伽利略怒喝）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伽利略：“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诗人陆游总是遗憾自己“报国欲死无战场”，感叹“老却英雄似等闲”。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捐躯赴国难”既改变不了历史的格局，又如何能留下近万首的诗篇？对后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一旦我们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就能守住生活的重心，将生命大楼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就算其他部分价值缺失，也比两手空空的好。

诗人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没有成为英雄的伽利略作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软禁在佛罗伦萨城郊的一所农舍里，直到去世。整整八年时间，凭借微光，他完成了关于力学与落体定律的《对话录》，费时六个月抄下其副本，最终由学生安德雷亚偷偷带出意大利境内。他相信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今天种下一棵苹果树，有朝一日会有苹果落在另一个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