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探析

张明敏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探析

张明敏

王阳明是明朝中期的大思想家，他所继承发展的“心学派”是我国古代儒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良知”是阳明心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致良知”是其思想要旨和最终趣向。其对“良知”与“良能”的体认，对“本体”与“工夫”的结合，将“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相统一，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对后世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对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王阳明 致良知 思想探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一个思想家的出现，都是推动了人类人性的解放与智慧的成熟，每一种新思想，新观点，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王阳明和他的心学思想体系亦不例外。在学术层面，王阳明的思想既有对前代大儒心学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与独特性，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明代的儒学思想走向；在社会层面，独树一帜的阳明心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对当世和后世都具有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启蒙作用。今天我国社会人心功利浮躁，道德滑坡的现象较为突出，这与人们对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照不足，内心良知缺失有很大关系。从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中汲取精神营养，移风易俗，教化人心，对推动、完成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渊源

（一）发轫于孟子的“性善论”

“良知”的概念虽由阳明心学发扬光大，内涵亦由阳明心学而丰富，然其最早提出则是在孟子。孟子云：“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在这里孟子首先强调了人之“良知”“良能”的先天性，提出了“良知”不依赖于后天环境的观点；紧接着，孟子从“爱其亲”“敬其兄”的伦理角度进行阐释，点明了“良知”的道德属性。到了宋明时期，孟子有关“良知”的观点受到了儒家学人的广泛重视，在《张子全书》《二程遗书》《象山语录》中均有历代大儒对“良知”的论述，这一切为王阳明为“良知”发展出新的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直承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在宋明时期，天人关系一直是儒学思想家们高度关注的理论课题。从周敦颐的“诚体”论，到程颐程颢的“性即理”说，还有朱熹提出的“心与理一”，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天人关系的界定逐步清晰，理解逐步深入，论证逐步严密的思想发展脉络。而陆九渊在了解朱熹的理论过程中不满意其将天与人二分的观念，于是提出了“心即理”的学说，明确说到：“人心至灵，至理至明；人皆有心，心皆是理。”他认为人心与天理都是先天的，也是统一的，为学修身的目的即在于穷此理、尽此心。“心即理”的思想为“致良知”的提出创设了逻辑前提，而在心学的主旨上，王阳明与陆九渊是一致的。

二、阳明“致良知”思想诞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明朝是我国封建历史长河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其一表现在经过上千年的技术积累，明朝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个高峰，催生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我国最早资本主义萌芽；其二是封建社会体制日益没落，开国皇帝朱元璋出于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极端追求，对以往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明朝的政治具体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朝中后期，一方面是城市生产生活领域出现新元素，时代的发展呼唤新的思想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指导人民的精神文化；一方面是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捐税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程朱理学的教条规范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润滑社会关系的作用。

（二）思想背景

明朝中后期，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江河日下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民文化十分发达且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首先，由程朱理学发展巩固起来的三纲五常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导向要求，竞逐名利的世风不仅流布于民间，更影响到了士大夫阶层，这种社会现实与天理论背道而驰，其次，个性的解放使得传统的过于强调家族、社会整体性的理学思想显得不合时宜，市民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与压抑个体性的道德教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和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启蒙迫切要求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来取代以理性为代表的旧有儒学。

三、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主旨

（一）“良知”的内涵

“良知”是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最基本，内涵也最复杂丰富的范畴之一。其内涵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良知”为“心之本体”；其二是“良知”为人之道德思维的主体；其三是“良知”与万事万物一体；其四是“良知”为人之超凡入圣的内在根据。

据《传习录》中载，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人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由此可见，王阳明赋予了“良知”以心之本体的地位，它在人思想意识领域中是本然存在的。他又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虚灵明觉”指的是思维、知觉、意识的层面，因此“良知”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也具有了思维主体的属性。在答有人的疑问中，王阳阳说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他将“良知”的存在扩展到草木瓦石，天地万物之中，由此“良知”具有了与天地一体同流的意义。做圣人是王阳明终生追求的人生境界，关于人成圣的可能性问题，孟子早已指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王阳明继承的孟子的观点，曾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而这个圣人，正是“良知”，关键在于人自己是否意识到了其存在并发扬出来。

（二）“致良知”的工夫

儒家思想中的“致”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含义见于“格物致知”一词，其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乃推求穷究之意，因此“致”首先有着达到，获取的意义，那么如何达到对“良知”的觉知、体认呢？这就要涉及到王阳明心学思想中“致”的另一层含义了，《大学问》曰：“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此王阳明首先驳斥了程朱理学将“致知”理解为“充扩其知识”的观点，指出了“致知”的根本含义在于“致良知”。

在另一处与友人论道的过程中，他提到“《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王阳明强调了“致良知”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的观点，同时批评了当世的儒学门人没有正确理解“致知”，因此落入了“知”“行”割裂的窠臼。

由上述两点王阳明的论述可见，“致良知”一是要内心领悟“心即理”，体察到人心与天理高度统一的状态，祛除心灵的蒙蔽，发现本真的“良知良能”；二是要做到“知行合一”，在每时每刻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谦恭自守，自我砥砺，方能不断加深领悟。

四、结语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深刻隽永有独具特色，饱含着超越时代的人本主义精神气息，具有强大久远的生命力，至今仍是志于治学修身的学子们的精神食粮。其理论体系中的“致良知”既为人们指明了道德修养的方向，又将“超凡入圣”的实践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对每一个人都有着启迪意义。因此诸学界同仁更应研究、挖掘阳明心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陈琦.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3］杨帆.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J］.前线，2013（01）：90～91.

［4］辛小娇.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60～64.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