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在华“间谍学院”

宋海博

近日中国国家图书馆首次发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的消息，让“东亚同文书院”这个曾与“满铁”齐名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作为近代日本在华设立的诸多教育培训兼间谍机构之一，东亚同文书院在其存在的四十多年中，以“独树一帜”的“大旅行”，在日本对华侵略史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通过这些厚重翔实的手稿，我们得以有机会再次对当年那段历史回顾一二。

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

东亚同文书院始建于1900年，其时正值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团体和政治势力挟甲午战胜之势，抛出以日本为盟主，一统东亚中日韩儒家文化圈，联合遏止西方对东亚侵略势头的所谓“兴亚论”，主要代表团体就是由日本老牌右翼分子近卫笃麿、根津一、宗方小太郎等人组成的“东亚同文会”。而在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使一些中国人期望向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是其中之一。1899年4月、10月和12月，刘坤一连续三次会见日本东亚同文会代表，表达希望雇请日籍教师和专家来华的愿望，双方一拍即合。次年5月，由东亚同文会派出教师和专家，中方负责校舍等硬件设施，合作在南京成立了同文书院。三个月后，书院迁往上海，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该书院的设立在当时受到了中国各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1901年5月的书院开院式上，不仅一手推动书院设立的刘坤一派来代表，连湖广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余联沅等清廷大员也都派代表到会并送来礼物，其他出席人士还包括盛宣怀等近代知名人物。此后直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该书院与中国官方和民间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然而，尽管东亚同文书院的成立是在中国方面的支持下，打着增进中日亲善的幌子，顶着教育机构的名义而进行的，但从最初设立时，日本方面就将其定位成为搜集中国情报、培养亲日势力的间谍机构。从1899年至1935年，该书院共受日本政府直接资助600多万日元，而书院中那些真正参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师生，如孙中山好友山田良政等无一例外地遭到院方的各种迫害。

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

担任东亚同文书院首任和第三任校长的根津一不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现役军人，而且还曾领导过日本在华最早的两大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是名副其实的老牌间谍。后来令学院声名鹊起的“大旅行”，正是根津一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就已提出并实施的办学模式。

始于1901年的大旅行，是指同文书院的学生在临毕业前一年，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数人一组，以乘车或徒步的方式，按学院指定的路线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调查旅行，考察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物产、交通、地理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并完成详尽的调查报告。

从1905年开始到1930年前后，大旅行真正进入高速发展和成熟期。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摸清沙俄在中国的渗透情况，由外务省出面委托东亚同文学院派出林出贤次郎等五人从北京前往新疆考察。这次考察前后用时270多天，行程4500公里，最远到达伊犁等地。外务省对这份翔实的考察报告极为赞赏，当即决定自1907年开始直接资助学院组织对中国的旅行考察，考察的内容也从一般的修学、参观变成为遵照日本外务省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指令，有目的、有计划的情报搜集活动。学员需要在旅行结束后，将旅行中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汇集成调查报告书提交给校方，内容包括交通、通讯、工业、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报告书除书院和东亚同文会各存一份之外，还要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农商省各提交一份，其间谍性质昭然无疑。

可叹的是，由于该学院起初打着中日友好的旗号，因此这一大规模的间谍行动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没有受到中方的任何阻碍，反而得到各种优待和支持。当时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进行调查旅行的学生给予接待和保护，许多政界名人也用给各期学生的旅行志题词等方式表达支持。

大旅行活动从东亚同文书院

正式成立后不久即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参与者超过3000人，旅行路线多达700条，不仅涉及除西藏外的全部中国省区，甚至还涉及东南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

通过大旅行活动，东亚同文书院搜集了极为全面和庞杂的中国各方面资料，极大方便了日军对中国的占领和侵略。如1942年日军发动的浙赣战役计划，正是依据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所制订。不仅如此，学员们每到一地，还对中国各地地图进行精确测绘。后来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远比当时中国军队的地图更为精确，原因就是日军大量参考了书院学员的测绘成果。此外，日本军部后来制订的对中国各地矿产、农业、粮食等资源的掠夺计划，主要依据也是学员调查报告的内容。

见证“反日情绪”的觉醒

通过这些学员提供的翔实记录，也能看出当时中国时局变化带来的影响。

1911年的第9期学员在入蜀旅行中，恰逢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学员和田重次郎化装成中国人，从重庆潜入成都，记录了革命后的成都气象。1925年的第22期朔北调查小组在山西等地进行调查时，正值上海发生五卅事件，反帝浪潮不仅席卷各大城市，也波及西北的偏远地区，一些青年学生发现调查小组的日本人身份后，沿街警告

店铺不得出售物品给日本人，以至小组想买几双行路的布鞋而不可得。调查小组后来还被愤怒的示威学生堵在一家旅店中险些不得出门。这样的反日情绪在其后各期的旅行记录中均有提及，直到1931年的第28期学员进行黑龙江流域的调查旅行时达到顶点。当年6月，一名叫中村震太郎的关东军大尉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军队捕获并处死，日本学员在旅行时不得不换上中国服装以掩人耳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中国不再给予东亚同文书院学员旅行方便，第28期学员就成为最后一批能自由深入中国内地调查的学员。

从1931年开始，大旅行受战局影响，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这一时期的调查内容除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外，还增加了直接为战争服务的项目，如1940年第37期学员调查内容中就包括日占区伪政权的统制经济发展情况。

除提供资料外，书院的另一个“成就”是培养出大批熟知中国风土人情和社会的翻译、间谍人才。在书院毕业生中，前后近两千人留在中国，服务于各级日本侵华机关或伪政权当中。一些学员不仅充当随军翻译、后勤服务人员，甚至直接参与了战争。校方也对此大加鼓励，1941年日本文部省下令将该院学生编为4个中队，投入侵华战争当中。到1943年日军由于兵源吃紧而向大学征兵时，该院竟有300多学生报名，大多数成了战场上的炮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东亚同文书院于9月15日被进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关闭，这个在中国活跃了四十多年的“间谍学院”才终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