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派语文”史迹说“人文浙派”

周一贯

【摘 要】“浙派语文”是语文教育在浙江地域所形成的一种流派。它虽着眼于一门课程的发展，但却是浙江社会、政治、文化状态的综合反映，是浙江悠久的开化历史，优厚的地理环境与特有的发展历史三者相互利用的产地。本文钩沉史料，探究“浙派语文”史迹，一展“人文浙派”之风采，用见微知著的方式彰显母语传习在地域传统上的特色，以便进一步推进语文教育研究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开发。

【关键词】人文浙派 浙派语文 “浙派”史迹

“浙派语文”是语文教育在浙江地域所形成的一种流派。所谓“流派”，是“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辞海》）。形成派别的原因主要是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与语文教育相关的研究者、实践者难免会有相接近的学术观点、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彼此自然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某种相对稳定并显成熟的特色。当然，“流派”的具体形成原因很多，有因血缘关系，即祖亲相传形成的；有因业缘关系，即师徒相授并逐渐扩大规模形成的；有因友缘关系，即由志趣相投的朋友结社而形成的；但更多的还是因地缘关系形成的。这是因为多数流派，其成员主要还是会受地域的影响而走得很近，即使是血缘的、业缘的、友缘的流派，从深层分析，也往往难以摆脱地域的影响和制约。

由是观之，“浙派语文”虽立足于课堂，但却是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态的综合反映。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语文”不是一般的学科，而是母语课程。诚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所指出的，“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它无疑会比其他课程更多地受到地域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就更容易形成某些地域特色。那么，浙江语文教育是否可以凭借自身特色形成流派？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首先是由浙江不一般的地域和历史条件决定的。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有三个方面。

一、浙江较早开化和悠久历史使浙江的语文教育有了扎实的根络

浙江大地不仅是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而且还是东方文明兴起的地方，更是遍布于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文化”之源。距今约7000年前存在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6000年前存在于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三个类型的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吴越文化之主流。其影响不仅在于全国而且远及东南亚一带。随着历史的推进，吴越文化之后又与存在于浙江中西部地区与浙南瓯江流域的两个文化体系相互影响，建立起可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史前文明。浙江的良渚文化已被公认为与黄河文化同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浙江悠久的历史带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开化，自然也就有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使浙江较早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之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唯求复国雪耻，于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遂成国策。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已懂得通过教育来振兴国家。西汉末年，北方战乱，不少士族和大批农民、手工业者避乱到江南，开始了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使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上虞县境内已有书馆，史传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东汉永元年间（公元89年至105年），吴会地区更是“学风炽盛，人才备受重用”“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东汉后期，在天台县建有高察读书堂。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至289年）创建了平阳县学官，东晋太宁年间（公元323年至326年）创设永嘉郡学……这些均属于浙江境内最早的地方官学。由于当时的教育都是以语文为基础载体的，“浙派语文”的历史渊源之深，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二、浙江得天独厚之地理环境造就的性格力量和开放意识为浙江的教育提供了滋养

浙江是一个海陆兼备的省份，陆地海岸线长1840公里，沿海有大小岛屿3061个，其中居人岛屿200余个。陆地面积中平原与丘陵占23.2%，气候温和，物产富饶。特殊的地理环境，令浙江先民既要与洪水搏击，又要与海潮争斗。筑堤塘、开河渠、战滩涂、辟粮田，硬是在战天斗地中造就了浙江人民勤劳、踏实的开拓精神和生活态度。由此形成的性格力量，也自然地表现在教育文化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在浙江这块土地上能如此快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同时，浙江滨海的地理优势，也促成了浙江开放的民情。如鸦片战争后，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一方面，它使通商口岸率先受到列强的入侵和凌辱，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也传播了西方文化。他们把创办学校作为传教的手段之一，先是以宁波为基地，并逐渐扩展到杭州、温州、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一带。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由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宁波创办的女塾，开设了国文、算术、圣经等学科，是浙江最早的洋学堂，也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早出现的女子学堂。此后，直到清末的50余年间，外国教会在浙江各地相继办起小学堂、中学堂、专门学堂共计20余所。教会学堂的出现虽是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但确实也为浙江省近代学堂的兴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这对于以后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目标和变法维新的革新思想推动下所出现的批判旧学、开启民智、传播西学的强大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浙派语文的积淀和发展。此外，西学东渐对之后的留学生事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起直至清王朝终结，浙江省官费派赴欧美留学的就有80余人，赴日本留学的竟多达千人，迈出了在当时国际交流中少见的步伐。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后，在实业界、政界、学术界，特别是教育界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历史上的南北融合功不可没

随着晋室东迁与定都建康（今南京市），中原一带的名门望族与大批学者涌向江南，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使浙江的经济、文化变得更加繁荣，教育更趋兴旺。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又使两浙大地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浙江11个州已普遍设有州学，65个县中有59个县已设有县学，书院也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宋室南渡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朝廷将杭州行在所升格为临安府，并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于临安府，中原望族和百姓开始大规模流迁到东南一带，浙江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炎后，在杭州相继建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画学、医学等中央官学，教育更进入了兴盛时期，“浙派语文”自然也随之有了更佳的发展。

四、“人文浙派”的尽放异彩使“浙派语文”的可担当有了厚实的底气

综上所述，在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有了这样特定的优势，地域对精神风貌的影响也就特别深远了。因此，在人文系统的各个领域，都出现过一些“浙派”现象，乃至在《辞海》上也有“浙派”的条目，而在史籍上有记载的更加不少。

（一）“浙派诗”

清代的“浙派诗”自清初黄宗羲创始，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有百余年，涉及诗人数以百计，大小名家数十人，下开清中叶之桐城诗派、晚清之同光体及宋诗派，影响至为深远。无论在清代诗坛上还是在中国诗史上，它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对此，张仲谋同志有出版《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的研究专著。当然，在历史上“浙派诗”的所指会各有差异。如袁枚等人所谓“浙派诗”，专指以厉鹗为首的杭州诗人群体。这只能是狭义的“浙派”。而“浙派诗”的另一所指为清诗派之一，发端于浙西的朱彝尊，形成于清中叶，重要作家有厉鹗、符曾、汪沆等人。“浙派诗”在风格上力求“幽新”，并喜用僻典和代替字为诗，内容则大抵为文人的日常琐事，很少涉及社会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清代的“浙派诗”是一个得到社会公认的、具有丰厚而沉潜的文化内涵的诗歌流派，而且因其具有浙江地域特色和文化性格而被人们所肯定。

（二）“浙派画家”

明代的“浙派画家”以戴进为代表。戴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山水人物取法南宋画院体格，风行一时。学他的人颇多，比较著名的有吴伟、张路、蒋三松、谢时臣等人，遂有“浙派”之称。其后蓝瑛等，画风虽和戴进有所不同，但通常也被列入“浙派画家”。

（三）“浙派篆刻”

“浙派篆刻”为清乾隆时丁敬开创，继起者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他们主承秦汉，兼取众长，讲究刀法，善用切刀，不囿一体，各具特点，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凡属仿效以上诸人艺术风格的，亦通称“浙派”。因丁敬等8人都是杭州人，所以也称他们为“西泠八家”。这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丁辅之、王褆、叶为铭、吴隐等创办于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虽无直接联系，但后者受“浙派篆刻”艺术之影响承传，还是无法割断的。

（四）“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所指有二。一是指南宋时期以浙东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一称婺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金华学派首创“经世致用”，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理学争执，但倾向心学；永嘉、永康两学派则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更强调“事功之学”的重要。二是指清初的“浙东学派”，是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他们一般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黄宗羲），并提出“六经皆史”（章学诚）等命题，倡导一种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

（五）“浙西词派”

清代的词作流派之一，为浙西词人朱彝尊所开创，重要作家有厉鹗等。主张“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颂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故其作品多写琐事，记宴游，也有不少咏物之作。在艺术性方面，则把宋代词人周邦彦、姜夔的风格、格律和技巧，奉为填词的最高境界。

……

笔者在这里列举有典籍记载的学术、文艺领域的各种“浙派”，尚不能当然也没有必要穷尽。虽只略举大端，但足以能说明素称文化之邦的浙江，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浙派”现象，全赖先民前贤世世代代的勤奋开拓，凭借历史条件、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的辐辏融合，加之文人学士耕耘风雅、播种斯文，方能流风遗韵、一脉相承至今。因此，在人文领域“浙派”得以纵横驰骋，尽放异彩。由此推及五千年的语文教育，自然也会拥有浙江之风范、浙派之根络。虽然在语文教育领域，前辈对“浙派”尚缺少宏著研讨，无定论可资流传。但唯其如此，我们才有责任必须在历史长河中去耙剔梳理，作披沙拣金的探求，以期“浙派语文”能够尽展浙江学海汪洋之风姿，彰显母语传习在地域传统上之特色。这对于构建当代语文课程的理论视野和拓展语文教学之思维空间，不断推进语文教育研究在国际视界下的本土开发，都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