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之父”蔡威红军长征路上的“千里眼”

吴棉国

“红色电波之父”蔡威红军长征路上的“千里眼”

吴棉国

（林四五/摄）

想来惭愧，第一次听说蔡威，是在甘肃省定西市侨联主席曹仁孝的介绍里。热心于研究历史人文的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蔡威的通讯，被收录到了《红军长征在岷县》一书中。他在第一次与我见面时，便将这书赠予了我。想来他知道，身为福建人的我必是会想了解蔡威，了解他在那一段红色岁月中发生的故事。

由此，我从他提供的线索，开始查找和翻阅有关蔡威的资料、书目，借助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串联起一段红色岁月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原英雄的过去，描摹出英雄的一生。

他是福建的骄傲，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岁月尘封。

他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是共和国历史上获得十大元帅题字的唯一一人。

他是长征路上在定西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却在牺牲后的50年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寻人和求证。

看不见战线的“C小姐”

蔡威原名蔡泽鏛，1907年出生于宁德城里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父亲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宁德商会会长，是一位开明绅士。舅舅林振翰是学贯中西的盐政专家，也是中国第一部世界语教材的翻译者。

他从小在私塾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又先后就读于福州格致中学和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在上海期间，他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与熏陶，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并在1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原本可以安逸度日的大少爷，从此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革命道路。

1926年年底，北伐军打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派，他从上海回福建，经中共福州特委介绍，在家乡宁德开展农民运动，负责筹建宁德县党部，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他因为在宁德从事共产党活动被捕入狱。由于他在危急时刻巧妙地转移了党的文件，没有暴露身份，加上家人花了大笔银元疏通关系，在狱中关了3个多月后，他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来不及与已经怀孕的妻子告别，就化名蔡威，再度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在上海同济大学以求学为名，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并用代号“C小姐”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从此，他的无线电工作生涯开始了。

蔡威在上海同济大学以求学为名，参加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并用代号“C小姐”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图为同济大学校舍（林四五/摄）

众所周知，党的无线电事业自创立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这种保密，不仅体现在对密码的设置和保护，而且从事无线电情侦工作的人员，对自己的情况往往也要守口如

瓶。从投身无线电事业的初始，蔡威便为了这项工作而将自己的姓名和身世化为秘密，以至于后来人们在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档案中寻找他的资料时，找到的也只是他的化名和有限的信息。

不过，战友们还是清楚地记得，就在蔡威被派到苏区前，他曾在上海遇到一位宁德老乡，对方见到蔡威后喊他作“蔡公子”。因为蔡威曾以其舅父在上海的房屋作为地下组织活动场所，甚至变卖了舅父的部分财产来支援地下党的活动，有人唤他作“蔡公子”，大家也不觉得奇怪。

随后，那老乡告诉他：“你老婆在家乡生了个孩子，是个男的。”蔡威听了以后，也只是笑笑，并没有和对方相认。

这一年是1928年，此时的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正在对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不相认是蔡威从隐蔽战线的原则出发考虑，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家人。

但几个月后，蔡威的家人还是收到了他托人从上海给家里带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给自己新生的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蔡植生。这封信，是蔡威与家里最后的联系。正是这样的一个细节，成为了战友们日后寻找与确认蔡威家人的一个重要线索。

宁德蔡威事迹展陈馆内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林四五/摄）

红四军的“活菩萨”

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远离中央，通信联络工作主要靠步兵或骑兵传递，速度慢且不安全，时常途中被敌方截窃，造成军事行动上的被动。

为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党中央特地从上海选派了蔡威等一批骨干，到鄂豫皖苏区负责筹建红军的无线通信电台。蔡威被任命为鄂豫边区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

学训期间，蔡威十分刻苦，很快就掌握了报务、机务等技术，每分钟能收一百三四十个英文字母。到了苏区后，敏感的他一听说有批在战斗中收缴的器材设备，拔腿就往堆放机器的地方跑。

“真没想到根据地还有这么多宝贝，这太好了！”在一堆破烂机器面前，蔡威和战友们尽可能地把有用的设备选出来，一件件地清理，一个一个地摆弄。经过一个多月的收集组装，一台原本破烂的发电机终于被整修好，一阵阵清脆悦耳、“嘀嗒嘀嗒”的讯号声从此在苏区的天空响起。

随着第一座红色电台的诞生，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很快就在战斗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电台入驻四川省毛浴镇。蔡威主动提出要利用电台侦破敌军密码，并亲自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开始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侦听敌军电台、破译敌人密码方面。在没有经验、更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从原始数据的收集出发，将平时采集到的部队番号、指挥官、兵力、驻地、行动路线等信息，结合敌电台用语、信号、谈话中的一些线索，联系手中已掌握的情况，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反复对照比较、分

析、整理，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猜测、推敲，慢慢判读出一份电报。然后，他又根据字码与字的关系，经过深入侦听、追踪、对照、判断和点滴积累，逐步摸清了敌军电台所用密码的规律。

整整3个月，他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破译密码的工作中。时值寒冬，鞋子和裤子都被取暖的火盆烧坏了，他全然不知；饭菜凉了热，热了凉，他都不记得吃。终于，他掌握了一些密码破译的规律，完整破译出敌军的第一部密码“通密”，并很快在战场上得到应用，取得了不菲战绩。

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集中38个团6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三路围攻”。蔡威事先破译了对方作战部署的密电，使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对方兵力安排作出了部署，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军展开了决战。

战斗期间，蔡威与宋侃夫、王子纲通力协作，一鼓作气，再次破译了对方有关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进攻时间、主攻方向的全部电报，开辟了一条获取敌人核心情报的重要途径。

据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巧妙布局，合理使用兵力，经过3个昼夜激战，歼灭、击溃对方13个团，伤俘官兵近5000人，收缴枪支3000余支、迫击炮50余门，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蔡威屡次成功破译敌军情报，使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显得“耳聪目明”、十分主动，前线的红军战士都觉得指挥员料事如神。

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110个团20余万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在这次反围攻战役中，蔡威领导的电台再次大显神威。他从截获的电台电报中，分析出对方守卫部队粮食接济不及、士兵没有饭吃的消息，当即把研究出的情况送呈徐向前总指挥。我军前沿阵地的战士，以此为据展开了阵地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对方也十分诧异，为什么他们的行动总是被红军准确地掌握。他们不断提高密码级别，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花招也越来越多，密码改动十分频繁，几乎一星期一次，越改越乱，蔡威等人都称之为“烂码”。敌军甚至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更全部的兵力部署，或者在传达进攻命令时突然改用新密码，上午下令，中午或下午就发起进攻。

这些花招使蔡威在破译工作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管“烂码”如何改变，蔡威和他的战友总是以惊人的勇气、耐心和智慧，克服困难，只需2～3小时就能完全将升级的密电破译出来。

由于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我军对敌情了如指掌，这使前方一些指挥员感到惊奇，他们便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哪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诙谐地回答说：“我啊，房间里供奉了一尊‘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菩萨’就会告诉我了。”

这“菩萨”到底是谁，大家一时不知道。直到在彻底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后举办的表彰英模会上，陈昌浩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给蔡威颁发嘉奖令，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尊神秘的“活菩萨”。

他是红军的眼睛，是英勇无畏的二局局长，协助红军四渡赤水，赢得长征途中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但他也是一个失职的丈夫，一个从没有见过自己孩子的父亲，一个让蔡家祖孙三代惦记了70多年的离家的游子。

军中的“千里眼”

1934年10月，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开始集结50万大军包围中央苏区，企图歼灭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当时长征途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几乎都被国民党所控制，联络起红军各主力部队的电台，就成为了军中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为了更好地保障内部通讯，指引队伍突破敌军的封锁和堵截，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建立了第二座电台，蔡威先后任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带领着全局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忘我工作。他们跟踪在黔北堵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破译其密码，将获得的机密情报及时转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四渡赤水、打破围追堵截提供了可靠信息。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辉煌的经典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蔡威的密码破译为赢得这场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他跟踪敌电台，整夜戴着耳机等待敌方呼号，侦听抄录，破译密码，有时一天多达200余份。他领导的团队，不仅及时、彻底地破译了地方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并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

电报，使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的胜利。

为此，长征胜利以后，毛泽东对这支隐蔽的队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局，好样的。有了二局，红军长征就像夜里行军打灯笼。如果没有二局，长征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见这支队伍的代表时又说道：“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漫漫长征路，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但蔡威作为红军高级干部，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在恶劣的战争环境和长期繁重工作中始终带病忘我工作，从来没有搞半点特殊化。他随部队几次翻雪山过草地，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彻夜监听电台、破译电文，为战胜途中的疲劳，他常常用冷水冲头，来保持清醒的头脑。

即便自己身体染疾，他还总不忘关心、疼惜电台的工作人员。见有同志鞋子陷进草地中，他就拿出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为同志包脚；得知有同志腿伤了，他就把自己的马让给有伤的同志骑；看到有同志营养不良，他便将上级“照顾”他的干粮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吃，自己和大家一起吃野菜、草根、皮带甚至皮鞋。

恶劣的环境，让蔡威得了肠胃炎，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他终于病倒了。

1936年9月22日，当各路红军部队过完草地到达甘肃岷县维新乡卓坪村，即将胜利会师时，患上胃病、肠炎，最后染上重伤寒病的蔡威静静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年仅29岁。战友们无法忘怀的是，直至生命垂危，他仍躺在担架上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以及重庆行营的来往密电。

闻此噩耗，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总指挥专程从前方赶回，主持了蔡威的告别仪式。他高度赞扬了蔡威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及技术侦察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称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誉他为“无名英雄”。

但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蔡威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二局局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蔡威依然没有吐露他的真实姓名，也没有留下遗嘱。即便是亲密的战友，也只听他讲起过祖上曾在清朝为官，征缴太平军时，缴获了石达开的贴身佩剑。而这个线索，也成为50多年后寻找他亲人的重要依据。

英雄“回家”

尽管蔡威去世以后，没留下任何东西，但历史终将铭记。

由于地下工作和技侦工作的特殊性，蔡威的家人很早便失去了与他的所有联系，并为此苦苦寻找了他半个世纪。至于他的事迹，长期以来更是鲜为人知，他的烈士身份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但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忠诚的儿子。

新中国成立后，蔡威生前的老战友们想方设法、四处寻找他的故乡和亲人的下落。尽管犹如大海捞针，但他们还是坚持利用各种会议和活动，在报纸上刊登纪念文章，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渐渐地被完全打开。他们希望英雄的家乡人民能够听见呼唤，他们要给烈士的家属一个交代。

一找就是半个世纪。

1986年摄于宁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合影（林四五/摄）

蔡威的祖居位于宁德市蕉城区前林路，2005年，这座老宅被列为福建省四大红色名人故居之一，如今被专门整辟为蔡威事迹展陈馆（林四五/摄）

终于，在蔡威牺牲49年之际，他的家乡和后人终于得到了有关他的信息。1985年3月，蔡威的战友们在福建宁德发现了其亲属的线索，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确认了蔡威的后人。福建省人民政府也于同年11月，正式追认蔡威为革命烈士。李先念、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其题词，他昔日的战友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陈福初等都写下了纪念文字。

1997年10月，宁德市委、市政府召开“纪念蔡威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会上决定了迎蔡威烈士遗骸回家乡。

第二年，在当年蔡威牺牲的甘肃岷县朱尔坪村，一位老人指认了烈士的墓地。他说，当年一位红军军官下葬时，有1000多名官兵参加葬礼，场面庄严肃穆。就这样，蔡威在牺牲60多年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当专车到达宁德时，上千名群众燃放鞭炮来迎接这位“无名英雄”。

宁德市蕉城区前林路上，坐落着一座大宅，它便是蔡威的祖居。2005年，这座老宅被列为福建省四大红色名人（毛泽东、朱德、张鼎丞、蔡威）故居（旧居）之一，2008年被专门整辟为蔡威事迹展陈馆。

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授予蔡威事迹展陈馆“技侦光荣传统教育基地”称号，这是中国技侦战线上的至高荣誉，该馆自此成为军队和地方的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作者系致公党福建省委秘书长、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