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驻防重庆空军群像

2016-12-07 16:02:59 红岩春秋2016年11期

唐学锋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曾经历了日机长达6年多的大轰炸,但这座英雄的城市并未屈服。在硝烟弥漫的重庆上空,中国空军与来犯日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拼杀,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日军轰炸机群编织的火网,以“向死而生”的精神,英勇保卫着重庆。

这一时期,曾有中国空军的多支部队、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等先后进驻重庆地区,担负防空与作战任务。笔者现将其驻防重庆的概况,向读者一一介绍。

中国空军第一路的主要任务

1939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中国空军史上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对航空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直属机构由387个精简至93个,明确了航空委员会与各路空军司令部的职责。至此,中国空军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对日作战指挥体系。

同月,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于1938年5月在南昌成立,10月迁至衡阳,次年5月迁至重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正式办公。中国空军的“路”相当于陆军在全国作战划分的战区,专门负责一定区域内的防空和空军部队机动与作战指挥。

1939年11月,航空委员会颁发《空军军区司令官路司令官职权范围之规定》,设在重庆的中国空军第一路指挥区域如下:

1、第二总站区(重庆)

2、第三总站区(梁山)

3、第九总站区(芷江)

4、第五总站区(贵阳)

5、不属总站区之前线各站场

6、以上区域之空军机关

中国空军第一路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战时首都,以及调动重庆周边地区(四川东部地区、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空军力量支援陆军作战。

1944年,航空委员会根据战局的变化,将原属空军第一路管辖的第五总站划归空军第二路,其新的管辖范围如下:

路区内飞行部队

空军第二、第三、第九总站

第二、第四、第六飞机修理工厂

第一飞机修理所

第一、二、六、十三、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一油弹库

航空器材库

第八、第十一运输队

第二汽车修理所

第三空军医院

在抗战时期,先后有张廷孟、毛邦初、黄秉衡、刘牧群、丁炎、杨鹤霄等人担任过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

第4大队是中国空军的王牌战斗机大队

在抗战初期,驻防重庆及周边地区担任防空任务的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为第4大队,下辖第21、22、23、24中队。第4大队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时期的王牌战斗机大队,其首任大队长为高志航,曾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8.14”中日空军首战中击落日机1架。是役,我空军一共击落日机3架。

中国空军第4大队于1938年8月正式进驻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机场。两个月后,即在梁山机场上空与来犯的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日机2架,从而拉开重庆大空战的序幕。1939年1月15日,又在重庆主城上空与日机作战,击落日机1架。

在重庆大空战的前期,中国空军第4大队使用的飞机主要为苏制E-15、E-16和美制霍克Ⅲ战斗机。由于当时日军的两大空军基地设在汉口和运城,对重庆的轰炸属远距离作战。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派战斗机为其轰炸机部队护航,只能以大编队形成自卫火网来应对中国空军战斗机的攻击。有鉴于此,中国空军虽然在飞机数量上少于日机,仍能在重庆空战的初期阶段取得不断击落日机的良好战绩。

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将当地的机场作为日军轰炸重庆的前进基地。同时,将新研制的零式战斗机秘密调往中国战场。

同年9月13日,中国空军在重庆璧山与日军展开空战。由于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性能上全面落后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被当场击落飞机13架,损坏11架;人员阵亡10人,伤9人。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遭受损失最惨重的一场空战。

璧山空战后,中国空军第4大队被迫撤离重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恢复和重建。第4大队分期、分批至印度,先后换装美制P-40、P-43、P-51战斗机。1943年1月9日,第4大队重返梁山机场。次日,空袭湖北荆门日军机场。这是自重庆空战爆发以来,驻防重庆地区的中国空军战斗机部队首次主动出击,开启了自重庆空战爆发以来中国空军作战模式的重大变化——被动应战改变为主动作战,作战区域由重庆上空转向日军占领区域。在成功夺取制空权后,其空军的作战主要任务演变成对陆军支援作战。

1943年8月23日,中日空军在重庆上空最后一次交手,之后双方再未在重庆地区发生过空战。而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各个中队,则依托空军第一路辖区内的各个机场,不断出击,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重要的陆空军基地,支援陆军作战。直到抗战结束,第4大队才撤离重庆。

在抗战时期,先后有高志航、王常立、李桂丹、郭汉庭、毛瀛初、董明德、刘志汉、郑少愚、赖逊岩、李向阳、司徒福等人担任过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王常立、李桂丹、郑少愚等先后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在重庆空战最为激烈的1940年,担任第4大队大队长的郑少愚,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

在艰苦卓绝的重庆大空战中,第4大队还涌现出一大批空战英雄。曾在重庆空战中击落5架日机的柳哲生(官方认可其在抗战期间一共击落9架日机),最后登顶中国空军抗战王牌飞行员之首;号称“驱逐机(战斗机)之王”的高又新,不仅在重庆开始了自己的空战生涯,更因在一次空战中单机冲向日军轰炸机群,将其中1架日机击落,而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周志开则在一次空战中,力战群敌,单机击落日机3架,成为中国空军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第一人。

第4大队的飞行员中还出现了两位明星的身影。一位是陈镇和,印尼华侨,曾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力队员之一,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另一位是“双栖明星”符保卢,曾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1936年的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为中国代表会赢得最珍贵的一分。他还与田方(著名导演田壮壮之父)合作,主演过电影《海葬》。

第11大队担负抗战中后期重庆防空任务

中国空军第11大队于1940年底正式成立,初始训练基地设在四川的邛崃机场,使用的飞机多为旧式的E-15、E-16、霍克75及地瓦尔战斗机,分别来自苏联、美国和法国。当日本零式战斗机出现后,这些飞机根本没有能力适应空战,仅作为训练机使用。

中国空军第11大队下辖第41、42、43、44中队,其飞行员大多由中国空军军士学校毕业生担任。其大队后来全部换装美国生产的伏尔梯P-66“先锋”战斗机,这种战斗机虽速度较快,但转弯性能较差,影响机动性能。故中国空军赋予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陆军作战,尽量避免在空中与日战斗机交战。

第11大队于1943年5月进驻重庆白市驿机场,与第4大队共同担负抗战后期重庆的防空任务。8月23日,第11大队出动P-66战斗机11架,与第4大队的8架P-43、10架P-40战斗机一起,共同参加了当天在重庆上空最后一次对日空战,击落日机2架。是役,我方亦损失战机2架。第11大队第41中队分队长苏任贵,以及第4大队第22中队飞行员段克恢在空战中阵亡。

其后,第11大队所属各中队主要进驻第一路、第三路空军所辖的梁山、恩施、芷江、西安、安康等机场,担任支援陆军作战的任务。

在抗战期间,先后有王汉勋、胡庄如担任过第11大队大队长。其中,王汉勋于1944年8月7日执行飞行任务中,在湖南芷江县绥宁附近因飞机撞山身亡。之后,王汉勋的遗骸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第107号墓穴,是抗战时期牺牲后入葬该公墓的惟一一位具有大队长职位的飞行员。

与王汉勋一同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的第11大队副中队长以上职位的飞行员还有翁心翰、吴越、李景熙、刘继昌等人。其中,翁心翰的父亲是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翁心翰在1940年任第3大队飞行员时,多次参加过重庆空战。翁心翰牺牲时,为第11大队第41中队副队长。

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加强空防力量

1939年6月初,为了加强重庆的防空力量,苏联政府派出斯捷潘·巴甫罗维奇·苏普伦少校率领的战斗机联队进驻重庆。该联队一共拥有2个战斗机大队,分别使用E-15和E-16战斗机。由于他们的到来,使当年重庆的空防力量加强,日机已不敢白天来袭。

在重庆空中保卫战中,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队长布戴齐耶夫不幸阵亡。由于是秘密入华参战,中方没有他们的资料。因此,这位与库里申科同级别职位的苏联英雄,其作战空域具体位置、牺牲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以及飞机残骸和遗体等,都成了不解之谜。

为了配合重庆正在进行的反空袭作战,驻守成都地区的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在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下,于当年10月3日和14日两次远袭日军在汉口的空军基地,予敌以重创。库里申科不幸在第二次执行轰炸任务中,因飞机受创,迫降于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长江江面时牺牲。

1939年底至1940年初,为了增援正在进行的桂南会战,苏普伦又率领驻防重庆的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移师柳州和桂林机场。因苏联空军援华采取的是轮战性质,一般在中国作战满半年后,即调回国内。苏普伦率领的这支部队在完成支援中国陆军反攻昆仑关作战任务后,即奉调回国。

苏普伦回国后不久,即遇卫国战争爆发。他参加了对德国空军作战,因作战英勇,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7月4日,他在一次对德军空战中不幸牺牲。至今,在莫斯科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普伦大街”。他阵亡时驾驶的一架米格-3战斗机,其遗骸仍保存在俄罗斯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

个性十足的中美空军混合团

1944年3月7日至10日,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亲率高级幕僚赴云南昆明,在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部与陈纳德将军等人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即将爆发的中原会战相关问题。经反复研究和协商,中美空军联合制定了“A行动”计划,决定抽调中美空军混合团北上,以芷江、梁山、恩施、安康、南郑为基地,其主要攻击目标如下:

1、汉口至信阳铁道线;

2、汉口车站及机场;

3、黄河铁桥;

4、长江敌之船舶;

5、信阳敌补给基地;

6、沿长江敌空军基地;

7、敌人在黄河、长江两航线之运输及渡口。

同年4月22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摩斯上校、斑尼特上校,以及中方副司令蒋冀辅、第1大队中方大队长李学炎、第3大队中方大队长范金函等人率通信、气象、情报、补给、交通运输方面的参谋9人,同乘一架C-47运输机从桂林飞抵梁山机场,着手成立团部。

两个月后,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迁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同时迁来的还有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大队部。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共辖第1、2、3、4中队,属轰炸机大队,所使用的飞机主要为B-25米切尔轰炸机。由于受美军文化影响,4个中队都各自有队名和绰号,依次为“悟空”“老龙”“鼬鼠”“禁卫”。4个中队中,除第1中队驻防陕西汉中空军基地外,其余3个中队均驻守重庆白市驿、梁山机场(第4中队一度曾调至芷江机场)。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中方大队长首由李学炎担任,后由王育根继任。1944年6月7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在重庆遭遇一次最大损失的空难。4架B-25轰炸机在白市驿机场飞往梁山机场的途中,因天气骤变,在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境内撞山,导致机上的15名飞行员、领航员、轰炸员、射击员等遇难。他们的遗体,后均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随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同时抵达梁山机场的,还有下辖的第3大队大队部。第3大队共辖第7、8、28、32中队,使用的主要飞机为美制P-40、P-51战斗机。这个大队的每个中队也有自己的队名和绰号,分别是“飞鲨”“飞虎”“牧童”“雷公”。第7、8中队与其大队部留在梁山机场,第28中队很快移防湖北恩施、陕西安康空军基地,而第32中队则被派往陕西汉中、安康、西安等机场。

后来,第7、8中队又随战局的发展,转场至湖北恩施、陕西安康等机场。但第3大队大队部却一直设在梁山机场。

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中方大队长首由范金函担任,后由杨孤帆继任。这个大队的中层以上指挥官许多都来自中国空军第4大队,如大队长范金函、副队长王特谦、第7中队队长徐吉骧(后改名徐华江)、第8中队队长司徒福、第32中队队长王广英、洪奇伟等都参加过在重庆上空发生的主要空战。

其中,曾继任第7中队队长的王光复,是抗战后期对日空战中出现的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他以击落日机8架半(经官方认可)的骄人战绩,仅次于柳哲生,而排在抗战时期击落日机数量最多的飞行员第二名。值得一提的是,王光复有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四哥王光杰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为我党在华北设立了第一座秘密电台,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主角原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机部副部长;六弟王光英,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则是他的亲妹妹。

流动作战的其他空军部队

由于空军作战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常常随战局的变化,不断更换驻地。以上介绍的驻守重庆空军部队,均为大队部曾经设在重庆,或在中国空军第一路辖区范围内、与保卫重庆有紧切关系的空军基地。实际上,在抗战时期,以独立作战的中队进驻重庆的空军部队还有很多。在重庆空战最为激烈的两年(1939年-1940年)中,当时中国空军的其他两个战斗机大队(第3、第5大队)的各个中队,几乎都曾经赴渝增援作战,在重庆有过短暂的停留。

而在这些中队中,最出名的是第5大队的第17中队。第17中队曾于1939年的2月20日和23日,参加了两次著名的兰州空战,与第15中队和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联合作战,击落、击毁日机27架。第17中队于1939年5月进驻重庆白市驿机场。参加了当年的许多次对日空战。

1940年5月,第17中队再次入渝作战。在5月28日的空战中,第17中队队长胡佐龙所驾驶的1713号E-15战斗机在空战中中弹10余发,他本人也在空战中受伤。因作战英勇,胡佐龙受到中国空军当局记功嘉奖。

在著名的“9.13”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牺牲的10名飞行员中就有3人来自中国空军第3大队,他们分别是第28中队的曹飞、雷廷枝和第32中队的何觉民。

1943年6月,中国空军第2大队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亦曾有过短暂停留。

此外,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也有少部分在重庆的梁山和白市驿机场有过短暂停留。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