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风范

李初初

格鲁巴形成

“格鲁”一词本为“善规”之意，强调改革规范、严守戒律。格鲁巴是15世纪时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一般认为，公元1409年甘丹寺的建造，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宗喀巴曾师从14世纪西藏各大教派如噶当、萨迦、噶举等，他针对藏传佛教中当时僧纪废弛、寺院生活腐化，而倡导宗教改革，提出僧人严格持戒、不事农作、独身不娶，并加强僧院制度管理。他主张显密并重，先显后密，强调教理和因明等都有助于解脱。

1409年，在帕竹地方政权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也称“传召大法会”），其宗教权威地位初步显现。法会过后，宗喀巴又在帕竹地方政权属下贵族的支持下，在拉萨东北40余公里的旺古尔山建立甘丹寺，从此独树一派。宗喀巴常驻甘丹寺，故该派亦称甘丹派。又其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与阿底峡大师的《菩提道灯论》一脉相承，其教法主张师出嘎当派，因此格鲁巴也被称为新噶当派。

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始，鲁梅·楚臣喜饶临行回卫藏前，曾向拉钦·贡巴饶色要求赐予一件可供供奉的信物，于是拉钦把自己戴过的一顶帽子赐给了他。鲁梅把这顶帽子的后帽檐卷了起来，戴在头上，从此以后，“鲁梅10人”的弟子或持律的大德们，都戴这种黄的帽子，于是宗喀巴也依此典故，用黄色的帽子作为格鲁巴自成一家的标志。

宗喀巴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有贾曹杰和克珠杰。贾曹杰继承宗喀巴法位，为第一任甘丹墀巴（意为甘丹寺座主﹐实为此派教主的地位）。克珠杰为第二任甘丹墀巴（建立班禅转世系统时，又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宗喀巴和贾曹杰﹑克珠杰，被尊称为“师徒三尊”。

明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去世。他的几个重要门徒以拉萨为中心，西至阿里，东至康区，北及安多，分赴各地传教，使黄教迅速传播开来。特别是由弟子嘉央曲杰于1416年兴建的哲蚌寺、由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于1419年兴建的色拉寺、由弟子根敦珠巴于1447年兴建的扎什伦布寺、由堆·喜饶桑布在芒域（吉隆）兴建的达木寺、麦·喜饶桑布于1437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一系列遍及西藏各地的诸大寺院的建立，使格鲁巴的势力日渐扩张。

作为格鲁巴的两大传承系统，“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公元1578年索南嘉措时期。当时他从哲蚌寺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彼此推崇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而学问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请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他本人也向宰相张居正致函，要求朝廷予以赐封。不久，明朝万历皇帝降旨，赐给他的封文中就有“达赖”字样，公元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称号之始，为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前溯，根敦嘉措为二世，宗喀巴的亲传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清朝时，仍继续沿用这一尊号，并授予金册和金印。自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蒙古固始汗统一藏区后献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成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

“班禅”的称号则始于1645年，当时控制西藏实权的蒙古首领固始汗，封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意为“有智有勇的英雄人物、大学者”。固始汗令罗桑确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称为“四世班禅”，由此前溯，罗桑丹珠为三世，索南却朗为二世，宗喀巴的亲传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第一世。公元171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正式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称为班禅五世，从此，确立了班禅在格鲁巴中的地位。

统领一切的“宫廷”气质

随着格鲁巴的崛起，藏传佛教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传佛教艺术也随之呈现出由多元而走向民族化特色的演变之路。也许，打开视野的那扇门或者窗户收窄了，但其艺术及艺术品的呈现，均走向了广阔极致的成熟、繁荣及昌盛之路。

格鲁巴发展早期，随着拉萨周边格鲁巴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寺院的兴建，层叠错落、鳞次栉比的各类佛堂经殿，都需要大量安置佛像及各类装藏，这使得格鲁巴师祖宗喀巴的造像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题材。而且格鲁巴所至，无论远在藏东、藏西、藏北还是远至甘肃、青海、四川等地，新建立的格鲁寺院造像中，均普遍流行宗喀巴师徒三尊及各弟子还有达赖喇嘛、班禅的造像。

那时，泥塑的塑造技术已趋于成熟，于是佛像的塑造由石、泥改向金属铜，进而又朝向贵重的金、银材质发展。不仅制作更加精美华贵、品种丰富多彩，而且数量惊人，一些大寺的殿堂中少则数百尊，多则成千上万，成为神佛会聚的“万佛殿”。据说发展到后来，仅在布达拉宫内，各种大小精美佛像便约有几十万尊。其他一些格鲁巴大寺，各类佛像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除了雄厚财力的支撑，也许是为了凸显其艺术效果，也许是格鲁巴要充分展示民众对其热切、浓烈的信仰，这些造像的体量也非常巨大。例如扎什伦布寺的镏金强巴大佛，虽呈坐姿，但其高仍超26米，肩宽10余米，脚板长达4余米。大佛共动用紫铜16万公斤，黄金290公斤，恢弘大气，无与伦比。

甘肃拉卜楞大经堂内的镏金弥勒佛铜像，高达8米，两侧的八大菩萨镏金铜像，也高达5米……这些大佛与当时各大、小寺院所铸造的佛、菩萨、度母、金刚和护法神等，均工艺精湛，极具特色。

这是一个佛教在西藏大地上再次获得跃进与繁荣的时代。

而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于公元1645年开始的布达拉宫的重建和扩建，则将这种繁荣推向了极致。首期的重建和扩建历时三年，白宫建成，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第悉·桑结嘉措继承遗志，又建红宫，安置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及设置各类佛堂，使之成为了今天布达拉宫的大体模样及规模。

这无疑是藏族建筑与艺术史上最为庞大、最为重要的“建筑物”与辉煌的“宫殿”。

布达拉宫重建之后，便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壁画绘画创作活动。当时各地著名画师齐集布达拉宫，专门从事壁画和唐卡的绘制工作。白宫壁画的绘制由著名高僧、画师曲英嘉措负责，参与绘制工作的著名画师66名，普通画匠300名，经过10余年时间方才完成。壁画内容丰富，有藏族的起源及历史、佛教传入的经过、一至五世达赖喇嘛的传记等。

参与红宫壁画绘制的艺术家队伍规模更为庞大，既有以洛扎巴·丹增诺布为总画师，绒巴·索朗结布为副总画师的勉唐画派画师160人；还有以桑阿卡巴·曾培、阿旺等人为代表的钦孜派画师68人。主要执笔者，更包括加央顿朱、绒巴·索朗结布、江央罗布等绘画大师。画工的总人数，则是白宫的3倍之多。白宫壁画，以趋于写实的风格，描绘了布达拉宫修建的历史、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五世达赖喇嘛生平传记等内容。

这还只是布达拉宫，实际上，到了清代，格鲁巴在获得了大发展之后，便开始在全藏范围内对一些重要的佛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或者说扩建，如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山南的桑耶寺、昌珠寺，以及在藏东与藏西等地新建的寺院等等，都进行了大量壁画的绘制。其中，大昭寺的大小殿堂，绘有各种壁画达千幅之多。桑耶寺回廊内，绘有壁画数百平方米。

与壁画的绘制盛景相对应的是，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代，社会上出现了百姓普遍聘请画师绘制唐卡用以供奉的繁荣场面。寺庙里，唐卡更是必备的庄严圣像，有些大寺和布达拉宫的唐卡藏量，可达成千上万之多。

巨幅的唐卡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呈现，学者分析，其出现“是以与规模宏伟的寺院建筑及大体量雕塑、壁画相适应”，当然可能还包含着适应人们膜拜的需要，许多大寺院开始制作拼装组合而成的各种佛像唐卡，以在各种盛大宗教节日或法会上展示朝供，一些寺庙如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等还筑有专门的展佛台。当然展佛这一法事活动，现今已被藏地各门派及大小寺庙效仿。如此同时，唐卡的工艺、材质也在不断丰富，绢本唐卡、刺绣唐卡、织锦唐卡、缂丝唐卡……，不同品类纷纷呈现，技术也相继成熟。

而第悉·桑结嘉措在自己执笔的《四部医典》标准注释文献《蓝琉璃》完成后，还专门组织画师，由洛扎巴·丹增诺布为主导，绘制成了专门用以进行藏医药学教学之用的60幅医学挂图——“曼唐”， 后根据《月王药诊》等经典医籍又增补到了79幅。“门孜康”成立后，补入了迄今为止最后的一幅——“西藏历史名医”，共80幅。

大型佛像的制作安装，自然也必不可少。中型、小型等各种型号的泥塑像、金属铸造像，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这时，藏传佛教僧人们也以最大的热情参与到了佛教文化中的工艺美术乃至建筑艺术当中，许多高僧大德、上层宗教人士都成了雕塑、绘画等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以他们特殊的身份号召和促进着这些行业的发展。

布达拉宫重建开始后，绘制壁画的画师们采用征集制，这些主要来自山南、江孜、日喀则地方的画师，在大型工程完工后又返回了各自家乡——这十分不便于下一工程的开展。于是红宫大型壁画完工后，第悉·桑结嘉措就决定从拉加里、彭波等地的画师中挑选出来最著名优秀的25位画师，成立了西藏第一个民间佛教绘画的行会组织——画社，藏语名为“拉日白吉度”，意为“神佛绘制者苦乐与共团体”。

后来这种画社经过发展，又形成了官办性质的两大绘画作坊或者说官方的两大画院——“宋穷”和“冲肖”。此时画师的地位得到大幅提高，生活也有了基本保障，西藏地方政府每年会供给每位画师300斤糌粑、35斤牛羊肉和35斤左右的酥油。画师也被分成“乌钦”、“乌琼”和“居玛”三个等级，由政府派来一僧一俗两位官员共同行使其管理机构——“吉巴”的管辖。僧官称为“列参巴”，俗官称为“仲道”。吉巴则由7人组成，除了两位派来的官员，还有两位相当于总画师的“乌钦”，3位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相当于总画师助手的“乌琼”。

与之相对应，寺院和民间一些从事佛像绘塑的美术家和艺人也被集中和组织起来，形成了民间的“拉茹”，意即“佛像艺人团体”。最为知名的“拉茹”要数青海热贡“拉茹”和昌都“拉茹”。直到现在，那里还都是著名的艺术之乡。此后，官办的专门组织也在民间团体的基础上抽调形成，比如泥木工组织“多吉辛巴”、制作金铜佛像和法器的金属铸造组织“雪堆白”、卡垫生产行会组织“吉社”，以及陶器制作的官办作坊等等。

官办的艺术组织，集中优秀艺人，使得那些本就只能依靠团体协作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变得不再艰巨，艺人们的技术技艺也得到迅猛提升，因而诞生出了许多伟大杰出的佛教艺术作品。

同时，民间与官办相互补充、精彩互动，使得不同行业均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势头。

“统一”的风范，新勉唐崛起

“新勉唐”（勉萨）画派，是区别于“旧勉”（勉宁）画派的一种称谓，其实两者均可以称为“勉唐派”，这是以该派创始人勉拉·顿珠嘉措的出生地山南洛扎县勉唐地方而命名的。

勉拉·顿珠嘉措出生于15世纪初，有说公元1400年，有说1420年，有说1430年。与他出生年份漫漶不清、语焉不详犹可对应的是，传说他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刚好发现了藏传佛教绘画中非常重要的原料——朱砂矿。

这自然预示了大师的降临是带着非凡的使命而来的，据传他自幼聪慧，精通藏文文法、诗学、韵律学等各种学科，写得一手好字。成年后，他的婚姻并不如意，于是他决意离家出走，远游他乡。当他来到山南羊卓达隆一带时，无意中捡到了一捆画笔和一卷作画用的范本——粉本底稿。

这使他对绘画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四处寻师求教。终于在后藏日喀则的萨迦寺里，找到了当时与齐吾岗巴大师齐名的伟大绘画大师一—朵巴·扎西杰布。在名师的指导下，勉拉·顿珠嘉措刻苦钻研绘画，果然成就卓然，后来他创立了勉唐派，而他的同门师兄弟、朵巴的另一高徒——青孜切莫，则创立了青孜派。

依据于小冬老师的研究分析，勉拉·顿珠嘉措与恩师朵巴的齐吾岗巴画风不同，他所做的重要绘画创新，就是把汉地的青绿山水，加入到了佛像壁画或唐卡的主尊身后，使绘画背景由以往红蓝、红绿对比为主的两色画面变成石绿的色调。主尊着装的汉族化，衣带加大增宽。人物形象方正中见圆润，四肢变粗，颈项变短，五官变小。诸神于云端和风景之中，布局活跃多变，宝座有向里透视的侧面，立体感强，背光中卷草图案和虹状彩纹变成了波浪式放射的金线，卷草变宽，异兽变马，加进大量的花卉、祥云等等。

这是一种偏汉式的主尊造型及着装画法。

当时格鲁巴刚刚兴起，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尚未形成，明朝的皇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空前亲密，文化艺术的交流也正如火如荼进行，按说中原汉地艺术中颇有特色的青绿山水、重彩花鸟进入藏族艺术家的视野也不足为奇。但富有藏民族文化特点的传说是这样解释的，说是勉拉·顿珠加措的前世是一位中原的汉族艺术家，主要制作丝织挂毯。大师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里，见到了自己前世所制作的挂毯，于是前世的某种记忆联系就此被唤醒，从而在作品里表现出了与汉族艺术风格密切相关的一些蛛丝马迹。

不管如何，勉拉·顿珠加措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大艺术家，在后藏的扎什伦布寺里，就留有大师应一世达赖喇嘛根珠巴之邀，在措钦大殿里所绘制的一组壁画。一些文献还记载他曾为扎寺绘制了许多唐卡，包括晒佛节所用的巨大唐卡，但现已失传。扎寺他所作的壁画，也因年代远已毁损严重或经过描绘。

在这次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西藏的文物部门在萨迦寺发现了一幅勉拉·顿珠加措大师在世期间所绘制的唐卡。此幅主尊佛为释尊释迦牟尼佛和舍利子、目犍连师徒三尊的丝质唐卡，其藏文铭文明确了此幅唐卡的材质是绢丝，绘制者正是勉唐的创始人顿珠加措。铭文还明确了绘制此幅唐卡的同时，大师还绘有无量寿佛像、文殊菩萨等其他一共九幅唐卡，均由施主卡热王族血统领袖扎杰和具有利他菩提心的贝拉两人出资。这一巨大发现，曾令不少研究藏族绘画史的学者们兴奋不已。

而钦孜画派（也被翻译为钦则画派）的钦则钦莫大师，于15世纪中叶出生于今山南贡嘎县，据说正好位于贡嘎多吉丹寺之旁。钦则钦莫幼年时就显露出了无与伦比的绘画天赋，后在朵巴·扎西杰布的指导下终成一代大师。钦则钦莫以绘制怒相神见长，与善画静相神的顿珠加措并称“一文一武”。他曾受贡嘎多吉丹寺的创建者贡嘎南杰之请，在该寺绘制了一批壁画，其中喜金刚殿的壁画，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这也是可以确定年代和具有钦则钦莫大师姓名题记的真迹。

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初，在藏东和康区又悄悄兴起了一支足以与勉唐和钦孜媲美的新兴绘画力量——噶玛嘎赤画派。这个画派的产生与黑帽系嘎举巴嘎玛嘎举关系密切，且是作为大宝法王的宫廷样式而兴起的，因而画派前冠以大宝法王的嘎玛巴之名。嘎玛嘎赤画派在勉唐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其画作中风景部分更为写实，与汉地的青绿山水画基本一致，树木、岩石具体而真切，也没有了勉唐派装饰意味的五彩云霞及以固定造型单元方式出现的群山，而力求体现出一种优美的诗情和淡远意境。

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以后，格鲁巴成为西藏最大的宗教教派，建立了地方性的甘丹颇章政权，政教合一。由于五世达赖喇嘛本人对勉唐派的造像度量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倡导和大力推动勉唐派艺术。五世达赖圆寂后，第司·桑结嘉措以秘不发丧、掩盖真相的形式控制政治实权长达15年时间，也成为与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推动勉唐艺术的重要人物。

这时，获得格鲁巴支持的勉唐派，开始了唯我独尊、统领一切式的发展。特别是曾任四世班禅大师及五世达赖喇嘛画师的藏巴·曲英嘉措，他以绘画大师的身份统领了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众多壁画绘制的宏大工程之后，成为新勉唐派的创始人。属于新勉派的艺术时代开始了，他们不仅获得了格鲁巴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持，更逐渐左右了画师行会的发展。

由于新勉唐把《度量经》作为制作壁画、唐卡的严格标准，也从而逐步形成了西藏佛教绘画及造像的一种“标准样式”，即所有的佛教绘画与造像，必须遵循这种“经典”和“范例”。

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近现代以后，经过重建或者重新绘制的格鲁巴寺院，壁画大都千篇一律，画风陈旧，画面构建和审美趣味都趋同，也在个别寺庙或者一些壁画的局部中，留下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精彩。大量的泥塑佛像及金铜铸佛造像也是如此。

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标准样式”影响面之广，历史之长，画家群体之众，画作之多，毕竟是西藏艺术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画风画派都不能比拟的。它几乎覆盖了西藏大小佛寺的角角落落，成为直到当下仍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藏传佛教绘画和造像样式。

镀金合金宗喀巴大师坐像

宗喀巴大师是藏传佛教格鲁巴的创立者、佛教理论家。他曾师从14世纪西藏各大教派高僧学习，倡导宗教改革。1409年，他在帕竹地方政权支持下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同年建立甘丹寺并驻寺，格鲁巴由此开始逐步发展壮大。（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大明永乐款刺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唐卡

释迦也失是宗喀巴大师最为器重和信任的弟子，受明永乐皇帝的邀请，两次前往内地，受封“大慈法王”，后圆寂于内地。此幅唐卡为明永乐年间由宫廷制造后赐予西藏的唐卡杰作。

（供图/西藏自治区博物馆）

藏文款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唐卡

五世达赖喇嘛结束了西藏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了格鲁派地方政权，他本人也在藏族文化、宗教、建筑、医学、艺术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西藏历史上在政治、宗教、学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一代宗师。此幅唐卡为勉唐画风 ，公元17～18世纪。 （供图/布达拉宫）

镀金合金扎什琍玛藏文款释迦牟尼坐像

此释尊坐像头顶肉髻明显高耸，脸庞焕发仁慈微笑，额头宽广，眉宇修长，鼻梁隆直，手掌广大而手指圆润纤细，手臂绵柔，是一尊由后藏日喀则地区扎西吉彩造像厂精制的佛像。（供图/西藏自治区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