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语》中孔子对隐士的态度

2016-12-08 11:26王雍
北方文学·中旬 2016年9期
关键词:隐士论语孔子

王雍

摘要:先秦隐士作为文人群体的一部分,由于政治昏暗或其他原因,以隐居山林或田园而不是出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泰伯》篇中孔子曾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从《论语》中孔子对隐士的态度或可看出儒家思想中的隐逸观。

关键词:论语;孔子;隐士

孔子作为殷商后人,自认为“周礼”的继承人,具有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感,故生发出“学而优则仕”(《子张》)的教诲,从而可见其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经世治国,但士又不必为仕,因为士若仕是要具备两大先决条件,一是外在国邦的“有道”,二是内在“学而优”,两者缺一则不必仕,故隐士的存在与儒家思想并不相悖,甚至有些方面是互通的。本文将试列举《论语》中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并谈一下由孔子对隐士的态度所得出的粗浅想法。

一、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

(一)赞赏

主要体现在《微子》篇孔子与“楚狂接舆”的互动以及称赞“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固化被打破,士阶层由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贵族逐渐指代一群无固定职位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文人,而他们作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一员区别之一在于“志于道”的坚定,故认为“道”尊于“势”,《卫灵公》篇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认为真正的君子就算无职以自给,也要高举“道”,而“道”具有“人间性”以及“历史性”两种特征,即“道”为“法先王”而来,也体现了统治阶层托古以强化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人间性”体现为士阶层开始从关注“天道”转换到“人道”,知识分子摆脱迷信思想而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治国平天下上去。(《士与中国文化》)

“楚狂接舆”在记载中是“与其妻偕隐”(《韩诗外传》)然而在《论语》中可见他仍关心政治和国家安危,还不忘给统治者提出劝谏而说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由于政治不伯夷、叔齐更是如此,被“势”压迫其“道”后便毅然选择隐居,而在关键时刻,二人扣马谏阻,可见其社会责任心仍存,及至两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亦可见出他们作为隐士也有儒家君子所信服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的决心。

(二)不赞同

《论语》记载了还有一类隐士,他们既有自己对于国家的看法甚至也深知孔子的为人,然而与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有所违背,故孔子对他们主张基本持不赞同的态度。比较明确的站在对立面的主要体现在《微子》篇中,其一是“长沮、桀溺”在知晓孔子其人以及分析当时局势的情况下试图劝孔子做“辟世之士”,而孔子的反应是“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虽然孔子提出“无道则隐”(《泰伯》)的处事法则,但长沮、桀溺的隐世是知天下有难而只求全身而退的方式,是近于道家思想中庄子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以及老子的“知足”,他们不认同“道”的“人间性”,全无儒士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儒家所尊崇的隐士是身处山林与田园仍能做到“隐居以求其志。”(《季氏》)故对长沮、桀溺二人发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

对于柳下惠、少连这类出世又入世的“隐士”,孔子态度则相当中肯,称其“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微子》篇)虽然他们在一开始也求志全道,但“智”的缺乏让他们不能审时度势,故此不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因此两人不仅降低了意志和自我道德和人格修养的标准以求志全道,并且让自己身份受到屈辱,从而使“道”屈于“势”。

二、孔子对于隐士认识的评价

在《论语》中,其实还有一些孔子面对其行为未能旋即表态的隐士,如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闻之,只说“隐者也。”随后让子路返回去见荷蓧丈人,从这位老隐者的工具我们可以见得,同长沮、桀溺一般,同时以农业活动作为经济物质来源,但不同的是,孔子虽尚德不尚稼,以严厉的口吻拒绝了长沮、桀溺邀请他同做“辟世之士”,但当子路告诉孔子有位做农事的老人形容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依旧不愠不怒,孔子尊重对他提出批评甚至为此愤怒的人,夫子曾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阳货》篇)但无法忍受放弃“道义”和“智慧”一心求得逍遥的人。

综上,可见孔子对不同类别隐士的态度不同基本是以孔子本人的道德观和人生体验为标准的。一方面儒学自西汉成为正统官学后,几乎历朝统治阶级都有“尊隐”的传统,大大提高了被官僚系统遗忘的文人群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出孔子思想里的局限性。在兼并战争激烈、政治动乱的时代,孔子一心追求上古三代时期不尚武而遵礼的伯夷、叔齐式隐者,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总结

孔子一生被仍用有职的时间少,反而在路上游说诸侯国国君的时间多,因此他本人半隐半仕之人,一心寻求政治上的作为,一方面见到政治不明时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篇)与政治保持着若即又若离的关系。故孔子在《微子》篇论伯夷、叔齐等七位“逸民之贤者”,通过自己的评论来使得这些节行高亮的隐士能扬名于后世,司马迁也看到这点,因而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史记·伯夷列传》),而孔子在与伯夷、叔齐相比较的同时也能够彰其名。而其他一些孔子认为不甚欣赏的隐士也刚好能侧面反映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主张,从而使得其思想体系更加完整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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